回首来时路《怡和世纪》十年
文：邹文学
2010年，怡和轩董事部对其不定期出版的会讯进行改革，将其提升为一个更有分量的综合性期刊，取名《怡和世纪》。迄今历时十年，刊物总共出版了44期（包括前十期的会讯）。
刊物由一群热心的怡和轩会员及准会员先后负责出版工作与发行，他们常年义务为俱乐部服务。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刊物属于赠阅性质，发行量可观，是俱乐部为推广人文建设而对社会所做的一种报效。两三年前转变为付费刊物，发行量锐减。
十年的心路历程
自创刊以来，《怡和世纪》的篇幅逐期增加，从几十页逐渐增至百多页，内容则全面地呈献了综合性刊物的面貌，每期都设专题，每个专题都邀请学有专长的各方有人士发表见解。此外，也容纳对本国、邻国和国际时局的分析、对经济的检讨和展望、对文化、历史和人物提出的新见解、以及书籍、旅游和艺术的介绍。
至于《怡和世纪》的编辑方针，可从第16期的“怡和点击”看出端倪。这篇题为《宽可容人厚可载物》的文章有这么一段话：“建立一个包容性社会人人有责，人人有份。作为非政府组织，民间团体和社区组织是政府与人民的桥梁，大家应该积极参与社会，扮演自己作为公民社会一份子的角色。公民社会应该维持其相对的独立性，而政府与公民社会在讯息的传播方面也应该有全方位的沟通与交流。”
《怡和世纪》的出版，就是要广开言路，容纳非主流观点，从而激发人们对历史与时局的多角度探讨，这样既有助读者开拓眼界，也能加强读者思考深度。那么这些年来，这份非盈利性质的杂志，究竟在哪些领域显得较为特出呢?
精辟的专题探讨
《怡和世纪》每期拟定的专题，都是编辑部经过深思和认真讨论所得，这里且从30多个专题里介绍其中的14个，相信能帮助读者回顾本刊关心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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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奋图强、扬威国际——介绍了三位南洋大学科学家的成功故事：哈佛大学心血管基因组主任刘宗正、加拿大病毒研究专家谢华谦、国大生物学系主任丘才良。（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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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做饼与分饼之间——叶鹏飞主要分析了新加坡社会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与社会不平等问题。他指出：“由于自由市场赢者全拿的残酷竞争，使得能力不够或运气太差的人，容易掉入难以爬出的生活泥沼。”谢声远整理的杨南强英文访谈稿补充道：“新加坡应立即推行大规模改革，公民应享有全民医保，建屋局必须放弃市场决定的订价方案......三房式组屋的订价应该是一户人家常年收入的两倍而不是五六倍。”（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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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改，当聚焦何处——这个专题共选刊了八篇文章，周维介是这样点题的：“时下的教育缺陷，除了受教育者无法独立思考，教育的内容也缺乏人文美学的有效熏陶。”陈经源的一席话也值得大家反省：“我们在教育界的人士，没有毅力和勇气提出对的看法......我在此深深鞠躬以示遗憾。”（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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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那消逝的记忆，从死难人民纪念碑列为国家古迹谈起——林清如为我们追述了1963年8月，10万群众出席向日本追讨血债大会的激动场面：高德根大声疾呼：“血债不还誓不罢休!”编委会发表的点击《以史为镜长治久安》更写道：“殖民地时代的治史态度在现代社会根深蒂固，遗毒既深又广。”文章也严正指出：“纪念星华义勇军的形式和规格显然不能较英军或马来军团的纪念碑逊色。谁来为星华义勇军立碑?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是政府该做的事!”随后，郭文龙撰文响应：《立碑纪念星华义勇军，刻不容缓》（20，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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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有什么样的大学办学理念——王昌伟说：“建国后，包括当下的大学政策，却是由政治意念主导的，其中既有对国家未来的整体规划，也有政党眼下政治利益的考量，却不一定最符合社会的期许和一些普世的理想和价值观。......把大学建设成名副其实的职业培训所......关于真理、关于自由，我们并不在乎。”（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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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应该怎么学——王昌伟说：“课本里的历史知识，是典型的官方论述，其中的是非黑白，清清楚楚，没有讨论的余地。......真正有价值的历史教育，应该要求学生在死记硬背之外，学习寻找材料，归纳信息，同时进行思考......超越成王败寇的论述，相信真理。坚持理想......。”（2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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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语言和文化——郭振羽说：“有不少学者认为学习方言有助于学习华语，而方言文化（次文化）和高一层的华族文化可以互补相成。方言和方言文化所呈现的价值观，和华族文化价值观，更是一脉相传，融为一体。”（3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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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我国人口老龄化与老年护理——林沛说：“高度强调老年医护是个人责任，意味着对医疗护理公共开支的节制。体现在数据上，新加坡是世界公共医疗开支比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加上在公共医疗开支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挹注在急诊医院的，导致老年长期医疗设施的处境更形恶劣。”（3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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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莱佛士登陆新加坡200周年纪念——黄坚立说：“把莱佛士的角色，从开埠降低为登陆，彰显了从另一角度缓解紧绷张力的意图。......尽管有内在无法自圆其说的逻辑冲突，200周年办公室从一开始就做了把新加坡历史延伸至700年前的策略性决定。”林恩河说：“独立后我们对自己的历史没作去殖化的梳理，很自然地就会作出要全面继承莱佛士所代表的殖民政治遗产的誓言。”（3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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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马国大选，有五篇文章从不同角度提出解读——潘永强说：“马来西亚的政体被视为半威权半民主......此番成功完成政党轮替，我认为主要归因于三大因素：一、威权体制内部的精英分裂；二、温和派主导的反对党所采取的务实策略；三、军队国家化。”（3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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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得广厦千万间——陈士铭指出：“投资新加坡房地产不是没有风险的，其风险也不见得比投资其他产品来得低。”傅启汶受访时说：“房价是攸关民生大事，政府未能稳住房价，治理国家的能力受到质疑，大选得票率肯定会受到影响。”（3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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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文学专访癌症专家林子毅医生和杨竣联医师——林医生说：“人们有理由减少对癌症的恐惧，因为癌症不只不是绝症，病人在治疗过程所受的痛苦，现在要比以往少许多。”杨医师也指出：“西医采取攻势，中医采取守势，假使病人都能获得中西医两方面的协助，攻守能力俱备，战胜癌症的几率就会提高。”（3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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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我们一起反殖——林沛回顾了二战结束后至五十年代发生的反殖运动的汹涌澎湃过程。四位前立法议员何佩珠、张金陵、陈清动和张福元，通过回忆也带领我们前往60年前的历史现场走一回。林清如还写了已少人听闻的王永元的故事。长河则写了《我所认识的TT拉惹律师》（4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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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文学专访病毒专家史家海和丘才良——两位专家描述了新冠病毒的特点和战胜这场大流行病须有的信心。史博士指出：“人类还是有足够的智慧和能耐，逐步战胜微生物发动的战争，只是与微生物病原体的这类战争很可能会是持久战。”旅居加拿大的世界著名传染病专家谢华谦，则为读者全面介绍了人类与瘟疫多次接触的经过，并讲解治疗与预防方法。（43期）
有深度的专访和论述
《怡和世纪》的好些专访和论述，也颇具深度，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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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琬绯在15期写《林少芬的忧患与期许》：“体系里很多所谓的精英，都是一些很会读书考试，很会当官的人，......当放到文化传承工作，......那就是外行人做内行人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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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崇科在17期写《新加坡双语精英：善意或虚妄》：“我们今天的华文学习似乎越来越堕入本末倒置的误区，当我们更加强调学习法的时候，更加过度强调轻松愉快......精深的华文学习更应当是精神之旅，在其中有痛苦，有欢乐，有枯燥，但也有充实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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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锦坤在18期写《民主思想不容贬低》：“德国社会学家韦伯说：‘一个国家在经济崛起后，若还是只强调社会秩序和稳定的重要性，而延误了政治改革的时机，那么最终只能走向灾难。’......我们新加坡又如何能从中得到启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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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新慧和林琬绯针对精英治国问题访问郭建文和何光平的文章，刊登在20期：“在这里，社会地位最终只取决于两个因素，政治地位、财富。结果只能是：同一类型精英不断地自我巩固、自我‘繁殖’，致使社会种种失衡悬殊状态持续加剧，收入差距也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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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期刊登林妙娜对前副常任秘书白福添的访问：“以前的民事服务里有着许多巨人，......对自己的信念直言不讳。如果他们觉得部长哪个地方做错了，就会直接提出自己想法，再由部长去定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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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期，接受林婉绯访问的余福金说：“而今四五十岁的一代人，英语成为理所当然的共同语。......共同语不过是使表面沟通更顺畅，却无助于各族群了解彼此的语言文化。......社会阶级分化越来越明显，学校就更应该获得授权负起行塑品格的责任。......如果问我哪里出错了，我会说是教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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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期，南治国记下的郭振羽访谈说：“方言与特定华人族群的文化传承和身份认同是有一定关联的。......从社会学和语言研究的角度，我一向都认为语言环境不必太过‘一刀切’。多种语言（包括方言）共生共存（包括自生自灭），其实是一种理想的社会文化景观，也会使得新加坡的文化生活和文化环境充满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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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期，杨荣文接受李慧玲访问：“我们庆祝行动党凯旋50年，但是也有另一支也属于爱国者，在当时落败，却为新加坡的发展与进步的动力做出贡献。......但是当历史事件太靠近我们，要完全客观相当困难，因此，需要时间的选择。......在大动荡的时代处于失败的那一方是痛苦的，并且可能被遗忘。......人世如此，胜利者书写历史。......分析哪一些是为了个人利益，因为贪腐而斗争，哪一些则是因为理想主义而奋斗，哪些人是爱国者，我想这个区别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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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清如在29期写了沈绮颖。沈小姐说：“在中国有很多勇敢的公民社会份子，但在新加坡大家都会说这个敏感那个敏感。在成熟的社会里，会有不少艺术家、作家、摄影师、制片人等在推动公民社会。新加坡的气氛是消沉的，很少有纪实摄影师或艺术家、制片人参与公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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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期刊登了冯焕好对本地教育制度的大义凛然的批评：“我们的教育制度不断更新，......个人觉得不少新主意是从上而下，只要最高领导有一个念头，说过一句话，唯命是从的左右就根据这个想法去制定改革细节。......岛国实行的政策有时是非常短视，朝令夕改并不罕见，也有些政策在执行时矫枉过正，偏离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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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焕好在第33期谈论狮城的华文轶事：“我们蛮以为自己当家做主之后，华族语文会更壮大，会结出累累果实；岂料一棵大树的树叶会凋零，花落尘土。殖民地政府无法消灭华文，奈何到了我们自己手里华文反而变得杳无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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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期王昌伟写《当历史遇上权力》：“在新加坡闹得沸沸扬扬的部长和历史学者‘对簿公堂六小时’......部长指出历史学者的政治立场，试图以此否定其研究成果的价值，这对熟悉历史研究的人来说，是没有说服力的，更何况部长对历史事件的解读，同样带有政治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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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期记录了好几位读者对《怡和世纪》的观感：林任君说：“我高度肯定《怡和世纪》的文化价值。这是一个高水准的综合性刊物，既有课题的广度，也有内容的深度，无论在知识的传播、思想碰撞、观点交流、文化传承、在历史的补白上面，都扮演了正面的角色，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郭振羽说：“我很早就注意到并很忠实地阅读《怡和世纪》，就跟朋友说，这么高质量的内容，在新加坡何以为继?”李慧玲说：“《联合早报》和其他一些报刊，都在这里生存，形成整个文化生态。这个生态需要多元，特别在新加坡这样的环境里，需要互相的支援。”黄坚立说：“现在有了这个平台，让我们英文界跟中文界能够有一个交流的机会，使到两方面能够有接触，有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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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期王昌伟指出《如果掌政者有私心怎么办?》：“质疑掌政者的意图的言论，即使在法庭上，也很难被证实或证伪，不过，在法案下，部长显然可以决定这样的言论属于哪个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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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期，三位关注历史文化遗产的专家陈有利、杨茳善和赖启健指出：经济发展与古迹保护是一项很难协调的矛盾，两者要取得平衡很不容易。其中一个最大原因，就是有些领导人没有保护古迹的观念，而一般人民要拥有这种观念更须要长时间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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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期，佟暖访问了陈六使的孙子陈锡远。陈先生不无慷慨地说道：“许许多多早期南大学子始终不忘毁校之痛，......别人对南大校史最终会做出怎样的论断，我管不着。我想说的是要恢复我爷爷贡献教育事业的声誉。”三位南大的马国校友朱乾海、余国隆和沈纯良，也接受本刊专访。他们是以在科学领域里取得的巨大成就贡献国际社会，为母校争光，这证明当年各种对南大的污蔑和攻击，都是刻意歧视和不公平的。
文史探索与时局评述
刊物选登的好些文史探索与评述时局的文章，皆含作者的独特研究心得，值得读者再次阅读。相关作者是周维介、林恩河、林少彬、吴庆辉、郭振羽、王昌伟、冯焕好、林康、黄有光、陈定远、廖建裕、李楚琳、黄彬华、叶鹏飞、陈迎竹、潘永强、何启良、陈丁辉、潘婉明和姚梦桐等。这里谨列举其中几位作者的文章为例：
周维介艰辛整理史料后撰写的新加坡文化史文章，内容丰富，意涵隽永，如22期《半世纪前新加坡的马来文天空》、23期《反黄运动一甲子》、......30期《华校生的职场路》、32期《殖民地政府干预华校教科书始末》及42期《随政治跌宕的华校历史教科书》等，都见证了作者花费的一番心血，以及敢于对不平事物发出的铿锵之鸣。举26期《末代华校的黄昏岁月》一段话为例：“特选学校贴上了华校特质的标签、讲华语运动打着取代方言的旗号，双双吸住了人们的眼珠——当负面的情绪面迎诱人的烙饼，这纯属巧合，还是一套技巧地舒缓情绪的政治平衡术?”
也署名河洛郎的林恩河，考证了许多新资料包括解密档案后，在本刊发表了多篇与主流历史记载有异的新加坡史的文章，如26期《绘制新加坡拉》、30期《当新加坡问题变成问题的新加坡》、31期《马来亚的国家想象》和34期《新加坡自治前的反殖阵线》等。他在29期《新加坡问题促成大马计划的出台》作的资料分析，推翻了执政党当年许多有关合并问题及全民投票的说辞。
林少彬是以多篇日本占领新马时代的揭秘文章引起坊间注目。他在38期揭露日本侵略军在新加坡研发细菌战的第一手资料：“新加坡医学院大楼......在新加坡沦陷后，被一群妖魔所占领，利用这里良好的医疗设备，再加上柔佛淡杯的精神医院，组成了一个制造杀人细菌炸弹的供应链!”他的其他史料研究，包括29期《重温二战历史》、41期《马来亚华人大屠杀真相》等。
展望未来
怡和轩董事部当年决定出版综合性文史期刊《怡和世纪》，目的在于配合这个在历史上曾经发挥特殊作用的民间团体的转型，为社会的文化建设做出贡献。这些年来这份刊物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或许还未有定论。有如2015年林清如总编辑为《百舸争流—怡和轩120周年纪念文集》的出版接受访问时所说：“谈到文化转型，虽然是上了路，我们是否成功转了型，我可说不定......怡和轩当然不可能恢复往日的光辉，她能走多远，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客观环境的演变。......怡和轩如何继续保持超然的态度，那就要决定于我们大家的胆识与魄力了。”
作者为本刊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