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人社会的三大支柱：华团、华教、华报，是研究华人史学者必须涉及的领域，三者间有其互动及内在联系。本文述及华团，亦涉及华教，但不谈华报。华团即“华人社团”的缩写，这是指在《社团注册法令》（The Societies Ordinance 1890）下获准注册的华人团体，属非营利性质，不能从事非法与政治活动。主要类型有地缘、血缘、业缘等组织；此外尚有另类社团如俱乐部、非常组织及书报社等等。
本文在界定华人社团的范畴内，侧重对宗乡会馆的论述，但对宗乡会馆之外的其他社团在过去两个世纪以来所发挥的功能，也作了扼要梳理；文末对今后华人社团，尤其是宗乡会馆的历史，在大时代的变革中所发挥新的社会功能，提出了看法。
华人社团的功能
新加坡宗乡会馆的历史，可说是近百年华人社会发展史的缩影。这是新华历史的特点，只有掌握这一特点，也即是对新华社会的发展规律有所认识后，才能有效地进行研究。过去二百年来，华人社团历经风雨沧桑，至今依然存在。
新加坡的早期社会，是建立在“帮”的体系上。许多庙宇是以“帮”为轴心，“帮”高于一切，“帮”首的威权，不可侵犯。“帮”首的计划，可能希冀用庙宇建立起一个一统的“神权”，再凭藉这“神权”，来建立“绅权”，并运用“绅权”来领导一帮，进而至于超帮。“绅权”促使“帮权”合法化，正所谓“绅权神授”是也。来自马六甲的土生漳泉商人，就是通过建庙作为团结族人的中心而赢得绅权（帮领导权），并垄断了闽帮的领导层。
会馆社团继承了庙宇的传统，发挥了高度的社会机能，但其表现是全方位的，主要有：（一）教育；（二）民生；（三）经济；（四）政治等四个层面：
• 教育
从1819新加坡开埠至1959年这一时期的新加坡华文教育，其发展至为曲折崎岖，既经过由私塾转为现代学校阶段，又经历中国清朝政府与民国政府的监督和英国殖民地政府的管制时期。开埠至二战前的华文教育史，主要是通过官方档案文件、碑铭、政府和私人出版物、报刊、社团和学校纪念刊、课程、课本、杂著及其它文献得以保存下来。
新加坡华人最早创办的学校，是设在天福宫左侧的崇文阁，建于1849年。五年后，萃英书院在厦门街(Amoy Street)成立。这两所学校其性质有如中国的学塾，它标志着新加坡华人办教育的先河。1905年应和会馆首先创办新式学校，称为应新学校。除了教导华文，也教英文和数学。接下来开办的学校有道南学校(1906年)、爱同学校(1912年)和崇福女校(1915年) 。
早年办校的热忱弥漫着整个华族社会。在同一时期，其他会馆也纷纷兴办学校，其中包括客属茶阳会馆的启发学校(1906年)，琼州会馆的育英学校(1910年)，广东人创立的养正学校(1905年)，和义安公司创立的端蒙学校(1906年)。1919年南洋华侨中学成立，它是由不同籍贯人士共同发起的，也是新加坡第一间的华文中学。
1955年，东南亚第一所华文高等学府南洋大学在新加坡福建会馆登高一呼的情况下诞生了。当时参与筹款办南大的人士有三轮车夫、德士司机、工人、职员、僧人和其他各阶层人民。南大的成立象征着华人热心教育事业的最高峰。
• 民生
南来华人漂洋过海，来到异国他乡，面对的两大挑战，一是汇款回国赡养家眷；另一则是医药问题。早年华侨汇款回国赡养家眷的风气很盛行，本地的汇兑信局就是经营侨汇的生意。二战期间寄汇无门，战后，侨民都急于汇款回国救济家眷, 经过南洋中华汇业总会(Nanyang Chinese Exchange and Remittance Association）的努力，殖民地政府终于宣布自1946年3月18日（星期一）起，中南正式通汇。
成立于1885年的同济医院 (Singapore Thong Chai Medical Institution )，原名同济医社。医社取名“同济”，表现了“同善相济”的精神。同济医院是由来自不同方言群的人士负责发起和管理的，以中医中药，为贫病无力延医者诊病，不收医资。同济医院的成立，说明了华人社会不同籍贯，不同姓氏人士，在为广大人民出钱出力办公益时，是不分彼此，通力合作的。一百年来，同济医院在医疗保健事业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值得称颂。
各会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推举中华总商会出面领导，进行救灾工作。譬如1951年的武吉士村（KampongBugis）大火，1954年的波东巴西(Potong Pasir)、大成巷(Lorong Tai Seng)，芽笼士乃 (Geylang Serai)、勿洛(Bedok)等大水灾，及1961年的河水山(Bukit Ho Swee)大火。在总商会的领导下，群策群力，帮助灾民渡过难关，重建家园。
• 经济
自1837年以来，新加坡设有外国人商业会议所，除英国委员外，华人与阿拉伯人、亚美尼亚人同以委员身份参与其事。1860年以后，华人被拒入会，终至组成中华总商会。过渡期中并无相似机构存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时称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Singapor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于1906年创设，其目的为增进商业,发展公共福利。会址于禧街(Hill Street) 47号，1939年时有会员750人。
中华总商会至今还在发挥作用。作为具有影响力的环球华商网络，总商会为会员提供一个利于经商与文教交流，在促进本国工商业发展、经济繁荣、文化教育活动与社会服务方面，贡献殊巨。尤其是自1991年创导的每两年一次的“世界华商大会”，至今已举办了14届。
• 政治
华人社团亦肩负国家兴亡的责任，尤其在二战前后，更是如此。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Nanyang Federationof China Relief Fund简称南侨总会 NFCRF）就是这个时期的产物，也是有特出表现的华人社团。
在日本谍报人员所作的调查报告《南方华侨团体调查》中，这个组织最引人注意，因为该会事实上为“排日救国运动之中枢”，积极支持中国和新马的抗日战争，和筹款协助中国民间的赈灾救亡工作。
自1906年成立以来，中华总商会无疑是新华社会的最高领导机构。随着战后亚洲各地兴起的民族主义运动，华侨开始关心本地的政治及公民地位问题。1955年中华总商会发动大集会，呼吁选民踊跃投票，争取废除立法议会的语言限制，以提高华人的政治认识。1957年在总商会及各会馆的努力下,终于成功地争取到公民权法案的通过。接下来的工作就是鼓励和协助华侨办理登记成为新加坡公民的手续。
1959年新加坡自治，总商会在加冷机场举办自治博览会以示庆祝。1963年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面临印尼对抗，总商会联合各会馆社团召开拥护政府的御侮大会。1965年8月9日新加坡独立，发展国防是当务之急。总商会也义不容辞，号召全国社团，筹募国防基金。今天中华总商会代表更以官委议员身份, 在国会议政时为民请命。
另类华人社团
新华社会还有另类社团,非常重要也另具特色。在日本的《南方华侨团体调查》报告中之“新加坡华侨团体一览表（1939年）”也提到，简述如下：
• 怡和轩俱乐部 (Ee Hoe Hean Club)
为新加坡屈指可数的百年俱乐部，1895年成立，1927年新建会址于武吉巴梭（Bukit Pasoh Road）43号发展会务。会员虽谓不分帮派，实则仍以福建人居多，人数一百余人，每月经费约500元。其目的在联络侨民、促进社交、激励对中国贡献。当年的抗日组织南侨总会即以该会为办事处。
• 海峡英籍华人公会 ( Straits Chinese British Association)
成立于1900年8月17日, 获殖民地政府的保护与支持，初创会员约874人，有终身会员与普通会员。该会宗旨是：培养亲英思想; 维护海峡侨生福利;要求参政：*加深会员对英国各种事项之关心，奖励会员一心一德为英国之忠良臣民
* 有关殖民地全体侨生华侨福利问题，不问其为社会性、文化性或道德性，如予讨论时，皆提供便利 * 在一切合法状态下 * 指派代表委员驻在伦敦，促进本会会务 * 奖励以实际方法使华侨接受专门教育 * 致力于依法保护侨生权利
1900年10月在马六甲成立分会，入会者有二百人。当中国发生庚子事件之际，这批受英文教育的侨生，竟然要组织“义勇军”到中国与八国联军会合，攻打义和团。由于是乌合之众，又缺乏军事训练，最后不了了之！1919年2月6日新加坡开埠百年纪念日，莱佛士铜像揭幕，侨生公会代表曾向总督致贺词，总督亦有答词。
• 昭南华侨协会 (Overseas Chinese Association)
日本占领新加坡后, 改名“昭南岛”, 这是日据时期奉命建立的华侨组织，初期主要任务为筹募“奉纳金”。因记载混乱，成立日期不详，会址在吾庐俱乐部。成立以来在日军当局指导下，召集来自马来亚及昭南岛之代表，决议向日本宣誓全面效忠，该协会亦开办日语学校，报名踊跃，远逾原定名额。
1943年8月当时已在马六甲、槟城、吡叻等大都市组成华侨协会11处，在马来亚华侨总协会统辖下活跃于各地。后因粮食短缺，日军当局强迫疏散新加坡人口，在马来亚柔佛邦开辟农垦区。该会曾筹集100万元费用，并派人清除丛林，招募华侨“志愿垦荒”。到1944年9月共招募到1.2万人。日本投降后，放弃垦区计划。1945年8月23日随马来华侨总协会解散。
蔡史君在《新加坡华人通史》一书中（第14章）对“华侨协会”在军政中所扮演的角色与“贡献”作了历史的评价：“华侨协会”并不是“出于保护华侨、或为华侨社会谋福利而创立”。相反的，“华侨协会”是始终“为日本军政当局效犬马之劳，并出色地履行了“大日本帝国”所赋予的傀儡团体的职责。
• 同德书报社(United Chinese Library)
以传播三民主义，启发侨民知识为宗旨，同德书报社是同盟会员奉孙中山之命所设，成立于1911年，其英文社名即孙中山所定。该社广集报刊，陈列供侨民阅览，促进文化建设；设学校倡华语，并提倡移风易俗，改良结婚礼仪，举办文明结婚或集团结婚。
早年的同德书报社是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与文教社会力量，在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南侨总会）成立前，同德书报社扮演了介于中华总商会与南侨总会之间的角色。因其领导人多为新华社会的文教与商界精英，其中不少饱学之士，他们都很有办事能力与社会经验，也都能独当一面。
二战结束初期，新加坡陷入无政府状态，同德书报社组织新加坡秩序维护队，呼吁人民合作，停止殴斗，指挥交通，维护新加坡的治安。
华社领袖与华人社团
华社领袖与华人社团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绅权神授”造就华社领袖；华社领袖领导华人社团，华人社团又衬托华社领袖。华社精英几乎集中在华人社团，尤其是宗乡会馆。
日本人很清楚这道理。二战前，其谍报人员以商人身份，深入东南亚华社展开调查。日据时代由台湾总督府外事部出版的《南方华侨团体调查》就是属于这类型的间谍报告，其目的在如何“利用统制”华人团体。当时日本对华人会馆，更做了详细研究，列举了谁是主导人物、其身家财产，是否有排日(反日)情绪等等。日本南侵时，就是根据报告中的资料，进行逮捕与屠杀。
新加坡开埠后，莱佛士把住民分成商、工、农三个阶级，依照他们所说的方言，任命一人为“头人”(Headman即客长)，相当于荷属的“甲必丹”制度。这些“头人对殖民地统治者负责他们属下聚落的治安(仅限于一种“方言群”) ，是分化的间接统治。
莱佛士委任的客长，必需是一批和他思想理念相同的，才能确保其殖民地政策被切实地执行。此后，这种制度逐渐发展，形成一个传统，而政府委托的“头人”，也被冠以“太平局绅”（Justice of Peace）或“华人参事局”（Chinese Advisory Board）委员等衔头，是为华社领袖的雏型。
华社领袖有一定的素质，普遍言之，是以其拥有的财富来鉴定的。一个领袖，不但要有钱而且要会出钱，本族群的一切公益善举，总以他为“缘首”。此外亦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 政府信任
华社领袖通过建庙作为团结族人的中心而赢得“绅权”（帮领导权）。但巩固绅权也要得到当政者的认可，即政府的信任。政府信任度与华社领袖地位稳定与否成正比，对巩固华社领导权至关重要。早年华社领袖向清朝政府捐官，或希望殖民地政府授予荣衔，此为重要原因之一。政府在委任或授予荣衔时，也要考虑能否与其共事者，才能顺利推行必要政策。早年华商与政府保持良好关系，这种传统一直延续至今。陈笃生（Tan Tock Seng 1789-1850年）、佘有进（Seah Eu Chin 1805-1883年）、胡亚基（Hoo Ah Kay 1816-1880年）等都是很好的例子。陈笃生被殖民地政府奉为华社首领，并封为太平局绅，是华社受封的第一人。
陈嘉庚 (Tan Kah Kee 1874-1961年) 被英国殖民地政府认为是一位“社会秩序的维持者”（Law and Order Man)，也是一位有效能的“合作者”。陈嘉庚这种“无党无派”的政治立场，符合英殖民地政府的中立政策，也符合了英殖民地政府反对"有党有派”(如中国国民党与马耒亚共产党等）的传统方式。在这种情况下，陈嘉庚为殖民地政府认可，在14年抗战中，他领导的南侨总会，团结广大海外侨民，积极支持和参加中国抗战。实事求是，如果没有殖民地政府的默许, 陈嘉庚要取得新华社会超帮领袖的地位是不可能的。此后陈嘉庚改变立场, 终不为殖民地政府所容, 那是后话。
• 华社支持
早期华社分崩离析，各帮有各自侨长、帮派领袖。“帮权”是华社领袖社会力量的来源，也是取得领导权的资本。由于对传统民间信仰的强烈，华社领袖的信仰，必须顺从民意。
1839年陈笃生捐地建全新加坡最宏伟的华人庙宇天福宫，作为福建帮和华社总机构，目的在获取华社支持。1839年至1843年，伦敦传教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曾积极向陈笃生传教，但他还是坚决反对基督教信仰，并施压阻止别人信教。陈笃生十分清楚，一旦信奉耶苏基督，将被同胞排斥，影响业务和社会地位。另一原因是：一旦接受基督教，就得放弃祖先崇拜及民间信仰，这是华社领袖无法接受 。
《陈金声遗嘱》(The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of Mr. Tan Kim Seng dated 13th April 1862)更明确指出： “如果任何儿子或其男性后裔一旦放弃华族宗教和礼俗及崇奉其他宗教，则他或他们以及其父系的男性后裔即失去对其遗产的任何权利”。这段文字，可视为19世纪华商崇奉华人传统宗教和文化最指标性的表白，目的是不希望被华社抛弃。
• 时局影响
新加坡一开埠就制定自由港与自由贸易政策，鼓励经济发展，这意味着商人的地位要比其他阶级重要，商人阶级是新加坡社会的中坚份子，自由港、商业至上和商人至上不但决定了殖民地时代新加坡的经济体系、商业社会的本质，也影响了华社领导层的模式。财富、威望和权势成为海外华人社会的主要价值观。
所谓时势造英雄，华社领袖有钱有势有地位, 是识时务者。陈笃生与陈金声（Tan Kim Seng 1806-1864）两大家族祖孙三代，都是当年新华、呷华社会主要领袖人物，咤吒风云的两地豪门。
以陈金钟（Tan Kim Cheng 1829-1892，陈笃生长子）为例, 他一生致力于政治和社会活动, 在商业界外的其他领域中，也有出色的表现。和平时期，积极参与立法议会、市政委员会的事务，协助殖民政府对本岛的治理及策划，维持地方法律与秩序；又时常举行盛大的宴会，广邀各族领袖、政府官员，聚集一堂，互相交换意见，以促进社会的和谐。动乱期间成了和事佬, 调解华族间的纠纷，曾受委为五位华人陪审员之一；被封太平局绅(Justice of Peace)。此外，亦代表日本、泰国、俄国三国担任驻新加坡领事，并被泰国、日本赐封，正是时局使然。
华人社团未来展望
华人会馆在不同历史时期里曾发挥不同的作用：他们排难解纷，维持法纪，各领风骚。早年会馆领导人在新华社会里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力，有些还是执新华社会牛耳之领袖人物。然而，物转星移，今日华人会馆的时代背景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华人会馆的社会地位也已不同以往，正确评估自己，明晰所负任务，是华人会馆之必须。
今后华人社团在新华社会的地位和影响将会如何？它是否还是华人会馆的领导机构？今后活动方向又是怎样呢？
1989年1月笔者曾提出华人社团的“五化计划”：
• 观念现代化
• 管理专业化
• 组织年青化
• 活动多元化
• 体系制度化
1995年笔者又提出了“三个重新 ”的概念：
• 重新定位
• 重新调整
• 重新开拓
制成图表，大概是这样：
这是21世纪宗乡会馆，也是宗乡总会的文化策略,至今看来，仍能适用。因具体内容在各别文章中都已有详细讨论，此处不再重复。不过，有一点必须强调的是：一个能经得起百年风雨的团体，有其存在的“长期合理性”。这类团体，生命力强，适应力亦强，能屈能伸，是“打不死的”。他们非营利又造福人群，没有不能继续存在的理由。
建国初期，在大环境极不利于华人社团的艰难时刻，华人社团韬光养晦，静观时局，以不变应万变。一旦时机成熟，那积压已久的能力，即刻发挥作用。伴随着1984年12月的“全国宗乡会馆研讨会”，打破了多年来会馆沉寂的局面, 接着成立了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宗乡总会成立的意义，在于抢救华人意识和维护中华文化的传承。过去30年来，在宗乡总会领导下，开展全方位的活动，推出一系列有关华族历史与文化的活动，为普及与弘扬华族历史文化，促进融合新移民作出贡献。
现阶段华人社团已转型为保留与发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堡垒，继续成为华社的中流砥柱，历久弥新！今后如何协助新移民融入本地社会，与其他各族同胞和谐共处，将是宗乡总会，也是华人会馆新的历史使命。
作者是新加坡历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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