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任君
认识林恩和，是从“河洛郎”开始的，喜欢看他在《联合早报》发表的有关本地历史掌故、民俗文化和地名街名由来的文章，丰富的文史知识和浓厚的本土情怀在他朴实自然的笔触下展露无遗，读来兴味盎然，吸收了不少知识养分，不由得对他心生钦佩。
后来经朋友介绍才知道河洛郎就是长河书局的老板林恩和，一见如故，发现他人如其文，满腹经纶却丝毫不外显，深藏不露，沉默低调，在聚会中常不易发现他的存在，只在被问到其专长时才发声，但一开口便让人感觉到他的分量。
再后来就开始注意到他以真姓名发表在《怡和世纪》的那些与“河洛郎体”截然不同的历史论述了。这些对新马反殖民主义斗争和建国过程进行抽丝剥茧的剖析和直言不讳的夹叙夹议文章，让我耳目一新，大开眼界。它们既与官方的标准论述大异其趣，也不尽然与所谓的“修正主义”叙事同一波长，为读者提供了崭新的视角，拓展另一种视野，呈现了黑白之间恢弘的灰色地带，填补了一些历史的空白。
能够在《怡和世纪》这么一份民办的综合性独立刊物读到这些不服膺于一般“正统叙事”的高水平文章，让我在惊艳之余，对林恩和其人的背景更感兴趣。当我发现他原来并非科班出身，甚至由于特殊原因不能进入本地大学时，非常惊讶——这些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论文，是一般科班出身的本科生或研究生也未必写得出来的呀！
与大多“立国一代”青年一样，恩和今日的成功来自那种努力拼搏、力争上游的时代精神。他历尽艰辛赤手空拳创立了长河书局，经营有方，在当年林立的书店中开辟本身的优势空间，独树一帜，取得可观业绩，不但找到了谋生之道，以书为生，更以书为乐，在书中找到了安身立命之处。由于从年轻起就天天与书为伍，他博览群书，汲取了大量的文史和政治学等方面的知识；更难能可贵的是，从中摸索出治学之道，掌握了学术研究的能力。
让人佩服的是，他并没有那种充斥着大多数同时代青年的功利主义思想，在年轻时就决心学好当时已“没有价值”的马来文，从而掌握了高深的马来文水平，足以胜任在一家马来文出版社担任编辑的工作。这使他得以窥探中英文史料之外的另一个宝库，在研究工作上如虎添翼，能够从本区域丰富的马来文资料中“寻幽探密”，找寻珍贵的素材，不但丰富了历史书写的内容，更让一般非马来文读者能够更深入了解马来人在整个新马反殖建国过程中的角色和处境，清楚听到他们的心声，从而改变了一般人的认知，消除他们心中可能存有的某些刻板印象。这是恩和这些文章的另一个不可忽略的价值。
恩和的学术专业能力，受到了精通中英马三种语文的本区域著名政治学者廖建裕教授的充分肯定。独具慧眼的廖教授可说是恩和的伯乐，重学识不重学历，在这块璞石中看到美玉，不但推荐这个“非学术人员”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还将他的论文发表在学术刊物上。这对恩和无疑是个莫大的鼓励，鞭策着他在学术道路上前进。廖建裕可说是《我城故事——重访新加坡历史》这本书的一个推手，另一个重要推手就是《怡和世纪》这份备受国内外文化界尊崇的期刊的长期主编林清如。
这本书可说是恩和呕心沥血的力作，除了从书刊等大量二手材料旁征博引，他也花了巨大的精力从浩瀚的报章档案等一手材料中沧海寻珠——包括近年来陆续公开的英国和澳大利亚政府的相关档案——搜集珍贵资料，进行论证考据，并附上详尽注解，大大加强这些论述的原创性和权威性。但严谨的论述和逻辑推理这些学术文章的必需元素，并不妨碍恩和发挥他特有的文采，在书中注入感性活泼的笔调，以一般读者所能接受的方式呈现，大大提高了本书的亲和力与可读性。
本书内容主要由作者近年来发表于《怡和世纪》的文章汇集而成，它并不是一部对新加坡历史进行系统性综述的著作，而是由论述个别历史事件的独立篇章组成。这些以叙事史方式撰写的文章看似“各自为政”，其实是由一条反殖民主义斗争和博弈过程的主线贯穿着，彼此互相关联，互相呼应，也互相印证，共同拼凑成一幅明晰的历史图景。它们将读者带到历史现场，身历其境，将自己代入当时的场域，让历史在眼前重现。
书写历史是困难的，局限重重。历史事件客观存在，但原始材料的欠缺却往往使“客观”的历史场景和过程无法完整还原，本地历史学者就经常抱怨，新加坡政府迟迟不将一些历史档案解密公开是他们碰到的一个研究瓶颈。另一方面，历史视角和叙事方式难免因为作者的思想、观点和经验的差异而带有主观色彩，众说纷纭。因此，历史往往是一个富有争议的领域。但无论如何，书写历史还是必要的，只要是忠于史实，有凭有据，所引用的都是经得起验证的可靠可信资料，考据论证过程是合理严谨的，这样的历史书写都有一定的价值，对人类知识的累积有所贡献。
回溯到七百年前的淡马锡时期也好，两百年前的“开埠”也好，五六十年前的反殖建国斗争也好，历史的呈现都不能是单元的，不能只有一个视角、一个面向、一种声音；历史的解释当然也不能只有一种说法，更不能在一言堂之下一锤定音，消除异议。不同的视角有助于打开广阔的视野，启发人们的思考；各异其趣的多元论述能帮助人们了解历史的复杂，更加全面保存社会的集体记忆，还原国家民族形成的深刻经历，为后代留下翔实宝贵的记录。
从这层意义上说，恩和这本书在这个时候出版，对新加坡历史记录的多面性以及社会价值的多元性，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贡献。
作者为《联合早报》前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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