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4月27日至29日，中国大陆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与台湾的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代表两岸官方在新加坡举行历史性会谈。有了这个重要里程碑的“先例”，2015年11月7日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台湾总统马英九，再次选择在狮城举行时隔66年双方领导人的首次会晤。
已故建国总理李光耀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中期，多次为两岸领导人传话。他在《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写道：“海峡两岸以我为通话的渠道，因此很自然地选择新加坡作为1993年 4月两岸首次历史性会谈的地点。”2023年正值汪辜会谈举行三十周年，回顾这场历史性会谈，有必要厘清一个基本事实：汪辜会谈选在新加坡举行，是李光耀主动在两岸之间进行游说，并促成双方选择狮城作为会谈地点？
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前副主任、海协会前常务副会长唐树备2009年接受《今日中国》杂志采访时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李光耀 “玉成”了汪辜会谈。
据唐树备透露，1992年1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访问新加坡，对李光耀说海峡两岸谈政治问题的条件还不成熟，但可以先谈经济。李立刻问杨：能不能把您的话转告给时任台湾总统李登辉? 杨毫不犹豫地回答“可以”，之后，李光耀专程赴台把话带给李登辉。一段时间之后，李光耀告诉中方，李登辉同意两岸对话，由海基、海协两会会长辜振甫和汪道涵谈经济，地点就在新加坡。
李登辉在2000年5月卸任后，为了回应该年出版的《李光耀回忆录》，接受了《自由时报》总编辑邹景雯的访谈，后者根据访谈内容整理出版《李登辉执政告白实录》（台北：印刻出版，2001年）一书。李登辉透露，在他主政台湾 12年期间，和中共两代领导人邓小平、江泽民始终维持一条沟通联系的秘密管道，双方密使前后在香港、珠海和澳门总共会面27次。
1992年6月26日，李登辉派总统府公共事务室主任苏志诚、华视总经理郑淑敏，与汪道涵、中共中央台办主任杨斯德在香港见面。汪道涵提出由国共两党谈判讨论统一问题，苏志诚提议在双方领导人直接会面交换意见之前，先由汪辜两老先见面，建立官方授权的高层对话机制，彼此可以沟通概念。汪再问“在哪里举行？”苏建议在新加坡，“李光耀先生是我们两方共同的朋友”。
香港凤凰卫视今年5月20日播出“握手：汪辜会谈30周年回顾”（上）口述历史纪录片，提到北京一直主张两岸中国人自己的问题，要在中国国土上协商，北京、台北都可以。但曾在李登辉执政时期担任总统府副秘书长、海基会副董事长的邱进益在片中解释，台湾提议在新加坡，除了李光耀多年奔走两岸、相互传话，“它（新加坡）到底是第三地、国际性，这是最主要的考虑。”
1992年8月1日，李登辉在国家统一委员会回应北京关于“一个中国”原则的要求，确认两岸两会的协商不是“国与国”而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性质后，8月4日汪道涵正式致函辜振甫，提议两会领导人择日择地就“当前经济发展及双方会务诸问题”举行会谈。
邱进益在《我和新加坡的情缘》（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10）书中透露，当时台湾陆委会、海基会、国民党大陆工作策划小组在内部研商后，决定接受对岸邀请。但为了凸显海峡两岸对等地位，以及互不隶属的关系，地点坚持要在新加坡。
唐树备2013年接受凤凰卫视纪念汪辜会谈20周年访谈时说：“我们感到去新加坡也可以，因为两岸第一次谈，他们到我们（大陆）这里来，可能不太方便，也不熟悉。我们去他们那里，他们也有点困难。李光耀先生确实在推动和促成两岸的交流上，做了他的工作。他愿意当主人，我们也愿意支持他、尊重他。就这样，中央也同意了，我们就到新加坡去了。”
新加坡既然被选为会谈地点，台湾方面礼貌上自应告知，并请求新加坡政府同意与配合。为了表示隆重，李登辉派邱进益借道出席8月16日至 20日美国共和党在休斯敦举行的总统提名大会，转飞新加坡，以避开台湾新闻界的追踪。
1992年8月20日凌晨5时左右，邱进益抵达樟宜机场，并入住香格里拉酒店稍事休息。当天上午9时30分，他一人乘坐驻新加坡台北代表处的专车到我国总统府拜会内阁资政李光耀，并告知台湾方面选择新加坡作为辜汪会谈地点的动机。李闻后表示，两岸在相隔40年后举行如此重要的会谈，新加坡被选为会谈地点，至表荣幸。他请邱进益转告李登辉，新加坡方面愿尽一切努力，提供舒适与便利安排，使会谈成功；不过必须声明：新加坡仅为提供安排的主人，而非两岸会谈之中间人，有关会谈内容与协议，请两岸迳自商定。
新加坡外交部副常任秘书施君过后负责担任汪辜会谈之新方协调人，他最初建议在香格里拉酒店设立会场；但邱进益认为该酒店虽然清静，终究是公共场所，并不适宜。施君接着建议在驻新加坡台北代表处附近的海皇大厦，邱察看后相当满意，初步定下来等海协会代表团到新加坡后再共同决定。
1993年1月13日，李光耀接受台湾《中国时报》社长黄肇松、驻东南亚特派员徐宗懋专访，被问到海峡两岸希望他能扮演一个中介（inter- mediary）的角色，他在两岸统一的问题上会提供哪些建议？
李光耀答道：“（1971年）新加坡在联合国已清楚表达我们的立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和中国大陆必须决定双方要如何进行统一。没有人要求我们扮演一个中介的角色。如果被邀请担任这样一个角色，我们的立足点必须对两岸完全公平。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在谈判过程中偏向其中一方。”
李光耀还说，他本人不会亲自参与两岸之间的谈判过程，但他会知道双方谈判进行得如何。“当两边直接面对面接触时，中介的作用其实不大。他们（两岸）应该面对面跟对方协商。”
从1993年“汪辜会谈”和2015年“习马会”都在狮城举行来看，新加坡似乎在两岸关系中扮演了某种特殊的角色。而从海峡两岸决定举行汪辜会谈，以及协商会谈地点的过程来看，李光耀虽积极为两岸领导人传话，但非常清楚自己和新加坡所应该扮演的角色。同样在2017年，李显龙总理在美国智库谈及“习马会”时就表示： “我们的工作，就是提供房间和茶杯而已，就这些。”新加坡在这两次历史性会谈都表明了自 1971年以来的一贯立场：中国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统一是内部事务，必须由双方自行解决。
作者为本地媒体人
图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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