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的大佛，淡然微笑，惯看南雁北归，北人南渡。
公元493年，拓拔宏亲率群从百官、步骑百余万，以伐齐为名，从帝都平城向南进发。到了洛阳时，拓拔宏不走了，把这里定为新的国都。
迁都洛阳之后，大批鲜卑人源源不断地涌入内地。拓拔宏着手改革鲜卑旧俗，全面推行汉化，史称“北魏孝文帝改革”，俗称“孝文汉化”。
古诗有云：“悲平城，驱马入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平城，就在今天大同境内，地属塞外，气候土壤不适合农业，在经济上，无法支撑都城人口的增长。在政治和军事上，平城偏北的地理位置不利于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孝文帝要一统天下，只能把都城南迁。
同时，孝文帝要学习汉人的优秀文化与先进技术，要推行汉化，但受到盘踞平城的保守势力的强力反对，他只好连根拔起，迁都洛阳，才能推行改革。
孝文帝改革的力度和广度很大。例如：重视教育，尊孔，“行幸鲁城，亲祠孔子庙”；依汉律制定礼乐刑罚；令文武百官穿汉服；鼓励与汉族世家通婚，他自己就娶了汉人士族女子；改鲜卑姓氏为汉姓，连自己也改姓名为元宏。
在语言上，孝文帝规定不再说鲜卑语，须改说单音节的汉语。《魏书》记载：“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其年三十已上，习性已久，容不可猝革。三十已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加降黜。”30岁以下的官员如果仍坚持使用鲜卑语，则要降级处罚甚至罢免。
这次，跟随新加坡晋商商会的团组，首次来到山西。望着大同的平城遗址，遥想元宏往事，我品尝着塞北的羊肉，回想起前一晚在关内平遥吃的面食，实在是各有千秋，回味无穷。
然而，更加令人回味的，是当地朋友的一句话。
他说，在南方许多地方，一些人到现在还自诩汉人的民族身份，仍津津乐道于“胡虏肉、匈奴血”；但在塞北，甚至在关内，就不怎么谈所谓的“胡汉”之分了——“因为这里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有各种少数民族的血统，再也分不清了。”
确实很难分得清。毕竟，“三边冲要无双地，九塞尊崇第一关”的雁门关就雄踞在此，肩负拱卫中原的重任。多年来，雁门关战事达上千次，鲜卑、突厥、匈奴、契丹，当然还有汉人，你争我夺，你来我往，此地每一次的政权易手，都伴随着各种民族和文化的又一次融合。
时过境迁。900年前的金国、400年前的满清，如今早已成了满族人，若不看身份证，与汉人几乎别无二致，更谈何年代更为久远的鲜卑、突厥、匈奴、契丹？那首歌唱得好：五十六个星座，五十六枝花，五十六族兄弟姐妹是一家。昔日烽火连天的燕云十六州、红衣大炮轰轰作响的白山黑水，早已纳入一统。如果还有人对着少数民族高唱“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那才是真正的胡言胡语。
离平城不远处，有云岗石窟，依山开凿，主要洞窟达51个，共有大小佛像5万1000多尊。最大石窟是第6窟，由地面到窟顶高达20米，即为孝文帝时期所开凿。
佛教源自古印度，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到了南北朝，中国佛教进入兴盛发展阶段。南北朝时佛教已遍布全国，出家、在家佛教徒人数很多，今天山西许多地方的古寺就有不少是建于南北朝的。
云冈石窟的初期佛像，脸形较为丰腴、肉髻较高、眼廓较深、鼻子较高，明显反映了外来的风格。到了孝文帝时期，大多数佛及菩萨的服饰就近似于南朝士大夫的穿着，且脸形、五官也较为世俗化、汉人化。云岗佛像造型的变化，还有五台山上的青庙黄庙交映，娓娓诉说着印度、鲜卑这两个外来文明与汉人本土文明的三方融合。
离云冈石窟数十公里外，有一处地方，名叫杀虎口，乃明代长城的关口。明朝曾多次从这里出关征战，故而起名“杀胡口”。1925年，冯玉祥军队进驻杀胡口，为了缓和民族矛盾，促进中原地区与塞外的贸易，正式改名为“杀虎关”。
隆庆五年（1571年），明朝和蒙古通关互市之后，原本的军防关口变成贸易通商口岸。其中两处最为重要，一个就是杀虎口，称为西口，另一个则是河北的张家口，称为东口。
康熙年间，社会渐趋稳定，人口出现爆发式增长，关内土地不够分配。朝廷于是开放部分蒙古地区，晋西、晋北和陕北汉人开始大规模迁徙到长城以外的内蒙古草原垦荒、经商，史称“走西口”。“走西口”并不专指杀虎口，东口以西，晋北、陕北与内蒙交界的长城沿线各关口皆称为“西口”。
后来，从光绪到民国时期，内忧外患，政治腐败，土地兼并严重，人口快速增长造成大批失地农民的出现，连年灾荒，形成了第二次“走西口”。
太行山以西，晋人、陕人在“走西口”；太行山以东的山东，人们也开始越过山海关，到关东谋生，史称“闯关东”；东南沿海的福建人、广东人、海南人、浙江人等，则纷纷出洋讨生活，到了东南亚的菲律宾、泰国、马来半岛、荷属东印 度等地，更远的还去到了欧洲、美洲、大洋洲。
他们当中，有些人衣锦还乡，有些人客死异乡，而更多的人则落地生根，到今天已根深叶茂，与当地融为一体，“再也分不清了”。
我此行认识了个朋友，在山西出生，在四川长大。我问她，你是哪里人？她说，分不清了，按身份证是山西人，但在文化认同上更多是四川人。我笑说，你算是第一代移民，尚且“分不清”，我这种属于第三代的，就更不可能分得清了。如果非得问出个子丑寅卯，我大概只能说，我是新加坡人，华族，祖籍福建金门。
无论“走西口”或“闯关东”，使得关内汉族移居到口外，关外人口逐渐转为汉人为主，农耕文化与当地的游牧文化相融合；“下南洋”则使得东南一隅的汉族移居海外，促成中国与东南亚的近海文化的相互融合。这些文化的融合，形成富有活力的多元文化，丰富了中华文化，也丰富了当地文化。
当然，在融合与创新的同时，一些传统的东西也静悄悄的流失。服饰的变化大概最显而易见的，现如今，很多国家和社会早已改穿西装、洋装。另一些国家如蒙古国、朝鲜、韩国、日本、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在相当大程度上保留了民族服装，尤其在节庆。有些国家连仪仗队都保留了传统服饰甚至军械，例如韩国和蒙古国。但是，在华人居多的社会，包括新加坡，已经很少见到华人传统服饰了，就算有，往往也只是在特定节日或婚礼上见到穿旗袍和长衫马褂，很少有使用汉服的。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饮食由于受到食材的约束，变化没那么大，但也随着文化融合及科技发达而发生改变。千百年来，从世界各地引进中华文化的食材，“姓胡”的有胡萝卜、胡桃、胡椒等；“姓番”的有番茄、番薯、番石榴等；“姓洋”则的有洋芋、洋白菜等。如果没有对外交流和融合，如今的中华饮食文化大概没这么璀璨。
再来一个就是语言。语言是最与时俱进的，现代汉语中的外来词语非常多，如果把这些词语全不用，我们恐怕很难开口说话了。例如：商业、杂志、艺术、干部、电话、啤酒、热狗、咖啡，都是外来借词。
当然，汉语当中许多词汇也借到其他语言去了。例如英语当中的tea（茶）、char siew（叉烧）、ketchap（茄汁/番茄酱）、dim sum（点心）、guanxi（关系）、kowtow（叩头）等等；马来语则有kucai（韭菜）、teh（茶）、kopitiam（咖啡店）、teko（茶壶）、tauke（老板）等等。
经常有人说，由于汉文化强势，所以鲜卑人南迁、满人入关之后，反而把自己同化了。在我看来，汉文化相对于游牧民族文化的先进性，当然是个因素，但更主要的因素恐怕还在于汉人庞大的人口数量，鲜卑人、满人如泥牛入海，终究把自己同化了。同样，今日移民到海外的中国人，在华人作为少数民族的社会里，只能自己或主动或被动让当地文化同化，所谓“汉文化的强势“在此似乎不复存在。为何？因为人数不占优势。
这次到山西，不啻一次文化古旅。在平遥时，谒乔家大院，赏《又见平遥》。这沉浸式情景剧讲述了个关于血脉传承、生生不息的故事。同治十三年，平遥古城汇字号的分号王掌柜全家十三口，在沙俄没了，七岁独苗儿子被绑为肉票。东家赵易硕为了“要让兄弟有后”，将全部家产抵当，换银30万两，准备带着同兴公镖局232名镖师去沙俄救人。
平遥乔家大院，代表着晋商文化的高光时期。
镖队出征的前一年，赵易硕担心前路凶险，为了给赵氏留下子嗣，全城选妻。平遥乡亲们明知嫁入赵家的女子有可能守寡终身，却依然送去闺女、妹妹。在品足、映手、相面、摆腰、扭臀等一番选秀之后，赵易硕选了年仅16岁的刘氏嫡长女为妻，当天洞房、当天留种，十个月后便得一子，取名赵书亚。可是生儿子的当天，刘氏难产死了。临死时她说，“生都生了，我死就死了吧”。
此时，赵易硕了无牵挂，准备带着众镖师启程。出征那天，按规矩，镖师们洗一次大澡。给镖师擦身的女人们，是全城选出来的，最福相、最喜气的女人。让这样的女人沾了身，即使死在路上，也在离家前有了最后的安慰。
232名镖师临行时洗了个大澡；到了沙俄之后，无一生还。
七年过后，赵易硕连同所有镖师全军覆没，只有王家小爷一人，带着232名魂魄回到平遥。赵易硕的魂魄回到赵家，管家对他说，你不该去沙俄，虽然保全了王家的血脉，但自己却命丧沙俄，从此家族衰落。赵易硕答说他不后悔，自己必得保王家独苗回来，让王家不断了血脉，“232条命，换的不是一命，换的是条血脉，值了！”
我们把目光从平遥古城北移，越过雁门关，重新投向平城。一千五百三十年前，拓跋宏从这里迁都洛阳，全面汉化，移居中原之后的鲜卑人纷纷融入汉族，如今散于中国全国各地，以陕甘以及鲁辽等地最为集中，有一部分演变为今天的锡伯族。
赵易硕拼了232条人命，是为了保王家血脉；那么，拓跋宏这么大的手笔，拼了一整个民族，是为了什么？
我想，拓跋宏为的，并不是鲜卑族的血脉、传统和文化。
鲜卑人的血脉，自拓跋宏改姓“元”起，已与汉人相连；鲜卑人的传统和文化，自迁都洛阳起，也已汉化。
元宏为的，大概是鲜卑族后人可以摆脱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摆脱自然环境不佳的塞外，来到关内，过上更富足、更安定、更幸福的生活。
在本质上，这跟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的追求有何不同？或许唯一的不同，是前者是汉人老百姓，而拓跋宏是鲜卑族皇帝。
人，总是为了生活而奔波。
移民，就是一种最大的奔波。
作者为本刊编委
图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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