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新中传播教育交流的一段历史1995-2015
初访武汉
南洋理工大学在1991年正式成立，第二年成立传播学院，我受邀担任创院院长。传播学院于1993年正式招生开课。到了1994年，课程逐渐稳定，校长詹道存教授决定带团访问中国几个重点大学，建立合作关系，也让中国的大专院校开始注意到新加坡这个全新的理工大学。
1994年7月詹校长带领了12人代表团，首度出国访问。代表团包括六个学院院长以及大学的高层主管，大家开玩笑说万一飞机出事，这个新南大怕要关门一段时间了。
代表团于7月20日出发，先后访问北京、西安、上海和武汉的几个重点大学。由于南大以理工为重点，代表团访问的对象也多是重要理工大学，签订多项合作意向书（MOU）,包括北大、北京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以及上海交通大学。25日到了武汉，重点是武汉的华中理工大学（后来改名为华中科技大学）。
由此背景看来，可知在当年南大访问团中，传播学院原就是个陪衬的角色。没想到的是，因为我个人的背景，在代表团中算是中文背景比较强，对中国历史文化以及当代中国国情有点了解，相对于我的好几位同事根本不懂中文，结果到不少地方访问或者观光考察的时候，我还要担任翻译解读。回想起来，我一方面是个边缘性的代表，但是同时也扮演个比较特殊角色，显示了新加坡多元的一面。
到武汉华中理工大学访问时，造访成立不久的新闻系，系主任程世寿教授原是老报人，系里面还有一位中年学者吴廷俊。我跟他们见面谈得很投机。我们都身处理工大学之中，地位比较边缘，也难有作为，都想在这个背景下面设法突破。
那天下午和程吴两位教授交流，提起一个话题，要设法创造条件，利用我们现有的优势主导潮流，突破现状。第一考虑是借着新加坡作为外来（国际）大学的背景，召开国际会议，让来自世界各地华文新闻媒介的学者和业者相聚一堂，商谈当今华文媒体的新趋势。此外，我强调要吸引国外人士来到中国一定要有活动特色，我建议可以借武汉的地理位置，安排长江三峡之旅，吸引国内外学者到此一游。我们决定大胆安排结合学术交流和观光考察合一，举办学术活动。当时还是中国开放初期，观光旅游也刚起步。我们决定此次国际会议可以在武汉开幕，然后包游轮走三峡，溯流而上，途中白日欣赏三峡两岸景色，晚上在船上开研讨会，最后在重庆上岸闭幕。
我们觉得这个计划原则可行，决定分头进行。由武汉方面负责国内宣传以及会议细节，新加坡负责国际宣传及筹备会议经费。我们决定以一年半时间筹备，第二年1995年10月举办会议。
我在武汉和程吴二位讨论可以说一拍即合，决定了大原则，分头逐步进行。首先我将这个新任务交付给那时刚由密苏里新闻学院聘请过来的年轻同事郝晓鸣负责。晓鸣来自北京，在新华社工作多年，刚在密苏里拿到博士学位，自然是理想人选。他随后和吴廷俊建立长久合作关系，开始了两校超过20年的密切合作。
访问武汉回来之后，筹备工作相当顺利，细节逐渐厘清。我的首要任务是筹款，这个新颖构想很幸运得到“新加坡华文报业基金”的支持，申请到新币一万元资助。这笔钱在当年作为中国开会经费相当充沛，双方信心大增。随即分别发出通知和邀请函，各方面反应相当热烈。这当年轰动一时的创举，最终在1995年10月顺利开幕。
1995年三峡会议
1995年10月12日“世界华文报刊与中华文化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开幕，随后与会代表乘车前往宜昌登上开往重庆的“白帝号”游轮，逆流而上800公里，在三峡航程中白天在不同景点停留，观赏两岸风光，晚间就在船上进行学术讨论，10月16日在重庆闭幕。
1995武汉会议开幕，左：方汉奇教授，右：笔者
此次研讨会由三个单位主办，除了南大和华中理工之外，还加上历史悠久的中国新闻史学会；三位联合主席包括史学会会长中国新闻学界前辈方汉奇教授，以及武汉的程世寿和区区在下。吴廷俊和郝晓鸣担任联合秘书长，与会人员加上眷属共约百人，宣读论文60余篇，可谓盛况空前。
到会代表除了中国国内学者专家之外，还有来自香港、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日本、美国、法国、德国等10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和华文报业人员。其中重量级学者除了主持其事的几位主席之外，还有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甘惜分，复旦大学宁树藩，台湾政治大学李瞻，文化大学郑贞铭，美国东西方文化中心朱谦，香港中文大学年轻教授陈韬文。新加坡出席代表除郭振羽外，还有南大郝晓鸣、联合早报老总林任君，在日本任教的卓南生，以及随团记者杨瑞峰。
会议经过长江游轮上5天4晚旅程，10月16日在重庆大学闭幕。我应邀在闭幕式上做总结报告。我指出此次会议的几个特色。一是新闻学者和新闻实务工作者的对话交流；二是老一代传统报业学者和新一代传播学者老中少同聚一堂；三是国内代表和海外代表的互动。不同背景的代表观念经验难免差异，立场有异，如今有机会同聚一堂，交换意见，相互激荡，可以弥补彼此的盲点，增加彼此的了解。
会议一个中心议题是海外报业的定位，同时也延申到华侨和华人的身份认同。中国国内研究海外华文报业史学者自然由早年（清末民初）海外华报发展背景，认定海外华报是中国报业的延申，认为海外华报应该服务中国利益，甚至提出“爱国主义”的大旗。如此观点自然和当今海外华文媒体的定位，开始认同居住国政治社会的立场，格格不入，引发了双方一场热烈讨论。我在总结报告中特别指出，在几天的会议中，与会代表都能各抒所见、交换心得，虽然见解未必完全一致，却都能求同存异，对各种课题做理性的讨论，对华文报刊的历史、现状和展望以及华文报刊与文化传播之间的关系，建立深一层的认识。
五天的会议，由于同处一舟，新知旧交在会上会下密集互动，无论专业私谊都收获匪浅。到了重庆闭幕散会时，大家都有点依依不舍，在珍重再见之余，也开始思考如何把这样的一个国际研讨会继续下去。我和吴廷俊教授告别时，相互承诺如此会议应该继续，特别点出如条件适合，继三峡之后，应该设法在历史上国际传播的起点办“丝路之旅”，继续探讨华文报业和华夏文化传播。
再聚丝路 继续传播学术交流
1995三峡之会，就与会人数和发表论文数目而言，都是空前的。会议之后，南大继续和武汉方面以及中国多个院校展开学术交流，包括交换学生学术合作，双方都得益良多。
经过多年交流讨论，当年丝路会议的计划在2001年终得落实。经过吴廷俊的联系安排，我们得到兰州大学的支持，决定合作举办大会。在兰州开幕，然后开始丝路之旅，与会人员搭乘三部大巴，沿路访问河西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地，最后在敦煌闭幕结束。
就规模而言，丝路会议人数只有60人，论文数也远少于三峡之会，不过因为行走丝路，令人遐想汉唐盛世的风光，加上敦煌石窟、鸣沙山、月牙泉，还有阳关、玉门关等等历史遗迹，怎不教人发思古之幽情? 我和内人伊菲在会后畅游敦煌的许多景点，最后以下两行短句抒
发我们的感怀：
过戈壁滩 望祁连雪 昨夜梦回秦时月
吟凉州词 唱渭城曲 今日重振汉家声
2001年兰州会议与会者畅游丝路之余，一致决定将此会议常规化，大家同意三峡和丝路之会分别列为第一届和第二届，以后每两年举办一次会议。每次闭幕式前接受申请，同时决定合办单位。主办单位还是由最初三个单位负责，也即是新闻史学会、华中科技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会议细节由当地协办单位负责。
2001年丝路闭幕式时决定第三届会议2003年在厦门大学举行，继续到海上丝路。2005年出境到香港中文大学，2007更跨海到台湾政治大学，2009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然后回到中国河北大学（2011）、黑龙江大学（2013）。到2015年第九届时，正是1995年首次会议20周年，我们决定回到武汉。
2001兰州会议，南大与会代表，左起：符诗专，郭振羽，郝晓鸣
这20年九届会议期间，正是各地传播教育蓬勃发展的时期，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学术地位得到肯定，传播学院国际排名亚太第一，全球排名第七。中国方面，北大清华分别于2001和2002成立新闻传播系；其他院校也纷纷成立新闻传播系或传播学院。历经20年，早年年轻新秀一一成为资深学者；当年优秀研究生，出国深造，有的已经回国主掌院长高职。由于中国国际地位高涨，国外重要传播院校几乎都要聘请中国学者负责相关课程和中国研究。中国传播学者也开始在国际研讨会以及国际学术刊物崭露头角。
总而言之，在这20年间，我见证了中国传播教育极为艰难可观的进步。新世纪以来，中国国内新闻传播学术会议极为频繁，在国际会议上也开始积极参与。我们1995年开始推动的新闻传播学术活动，在20年间已经达成当年的目标，可说大功告成。
所以 2015年回到武汉举办第9届会议闭幕式上，我代表主办单位发言，指出这个历经20年九届的国际会议，已经达到了当初举办会议的目的，几位原发起人也都到了退休的时候，建议借着20年回到武汉的时机，宣布圆满结束。
没想到在场来自不同地方的新闻传播院系负责人都一致认为如此历史悠久的会议不应该就此闭幕结束。他们在肯定20年来会议的成就之余，一致表示愿意接棒继续下一阶段的旅程。看到年轻一批学者接棒的热诚，我们几位老学者也只能留下我们的祝福，由年轻一代学者将这个传统继续下去。
就我个人来讲，能够在20年间见证了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从起步，逐年扩展成长，年年促进国际交流，和国际新闻传播研究挂钩，在国际传播研究领域已经占有一席之地，影响力越来越大。这是极为可贵极其值得珍惜的一段经历。我自觉很荣幸，做一个见证人，看到了中国传播教育的成长茁壮。
【表格】华文传播和华夏文明国际研讨会，1975-2015
作者为南洋理工大学终身荣誉教授，新跃社科大学学术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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