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亚洲女性主义启蒙者
互联网上的“上野千鹤子”之热
2019年，东京医科大学爆出的招生丑闻，以及蔓延到日本的全球反性骚扰运动，都让上野千鹤子在东大的演讲成为一种必然。这场演讲，引发了强烈的共鸣。在当下的日本社会，上野千鹤子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名字，而在邻国中国，同样出现一场关于上野千鹤子的潮流。
上野千鹤子的著作《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与《始于极限》等书籍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畅销，以及她近期多次参与中国的对谈节目，使得这位日本知名教授频繁在中国大众视野现身。中国出版界甚至把2022年称为“上野千鹤子元年”，这一年各大出版社竞相出版上野千鹤子的专著，她的经典著作《厌女》不断地出翻新版，且一再加印，电子图书也有颇高点击率。“微信读书”软件上，上野千鹤子的书籍多达31本，推荐值都高达80%-95%。其中阅读量最高的就是《厌女》。
不久前，上野千鹤子与中国的三位女性网络视频博主的对谈引发了巨大的热度和争论，使她在中文互联网上彻底走红、出圈。之后，不断有中国的媒体和自媒体人采访上野千鹤子或与之视频对谈。从新闻媒体到时尚杂志，似乎谁都不能放过上野千鹤子这个“大流量”。与此同时，社交媒体上经常流传着上野的金句，比如“生也是地狱，不生也是地狱”；“女生自幼就被期许要可爱，可爱算什么魅力”。一时间，上野千鹤子成了女性主义的风向标，但凡涉及性别话题，几乎不可避免地会提及上野千鹤子和她的观点。
谁是上野千鹤子
1948年，上野千鹤子出生于日本富山县。父亲是一名曾在伪满洲国工作的内科医生，母亲是全职主妇，三个孩子。上野千鹤子曾这样形容自己的家庭：一个唯我独尊的大男人主义者的父亲；一个辛勤劳作、整日抱怨却对孩子说“要不是有你们，我早就离婚了”的母亲，和冷眼旁观、发誓绝对不要成为母亲这样的女人的自己。上野千鹤子在京都大学陆续念完了本科、研究生和博士（后来退学），30岁那年找到了第一份工作，京都平安女学院短期大学的讲师工作，开始了她的女性学研究之路，开启了以家庭主妇为研究对象的课题。1990年，上野千鹤子出版了《父权制与资本主义》。这本书剖析了女性为何成为家庭主妇的社会结构之谜，迄今为止都是她的代表作。这本书毫不留情地批判日本社会中“家庭至上”的“神话”。她说写这本书是替她的妈妈“报仇”。母亲去世后，研究主题逐渐转向“老后独居”，2007年，她出版了著作《一个人的老后》。
除了学术研究，上野千鹤子也积极投身于现实的女性主义实践。上野千鹤子对近年来掀起日本“Metoo”运动的伊藤诗织表达了支持，更参与了关于“将非自愿性交定义为犯罪”的立法网络请愿。2009年，她成立了名为Women’s Action Network（简称WAN）的非营利组织，担任理事长。这是一个开放的组织，经常组织讲座，让参与的女性学会表达愤怒，摈弃“沉默和忍耐是女人的美德”的想法。
如今，东京大学名誉教授的身份是她学识的天然背书。在社交媒体上，上野千鹤子俨然成为了一个符号：一位“完美”的女性主义者。她是互联网上金句频出的知名学者，被东亚女性主义者奉上智识高坛的女性主义“百科全书”。上野千鹤子在日本出版过一百多本书，因此中国出版社想引进她的书有非常多的选择。比如有《父权制与资本主义》这样深奥的学术著作，也有浅显易懂的《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还有界面友好的对谈录。且上野的对谈对象也是丰富多样的，总有一款适合读者。
与西方主流的新自由主义女权、激进女权和后现代主义女权不同，上野千鹤子是马克思主义女权一派，或者说是社会主义女权。进入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成为席卷世界的主流经济思潮，地球持续发生着变化，但许多深重的矛盾依旧深重。1985年，日本制定《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这一法案有效提升了女大学生的雇佣率与规范了女性员工的工作时长。然而事实上，《均等法》颁布后，日本职场中的性别结构差异并没有消除，女性仍然面临着一道隐形的职业天花板。公平的制度以自由选择之名，掩盖了现实中的性别歧视。“很多人都想当然地认为经济发展会导向性别观念的进步，但在日本30年，新自由主义没有改变性别的差异，而是对性别差异（进行了）重构。”近段时间，上野千鹤子在与中国女性主义学者戴锦华的对话中提到，她誓死不与新自由主义为伍。上野千鹤子在东京大学开学典礼上告诫新生，这是一个“即便努力也不一定会有公平回报的社会”。努力就能成功，这正是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核心，上野千鹤子认为这是谎言和陷阱，她认为新自由主义“并没有消除性别差异，只是重构了性别差异”。
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视域下，上野提出，近代女性受到来自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男性在经济上的主导地位与女性在经济上被剥削的事实，构成了资本主义运行的基础。在《父权制和资本主义》一书中，上野千鹤子用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论分析了父权制的物质基础和再生产方式，她提出资本主义支付下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经济剥削方式，是按照传统的性别分工，女性在家庭中承担家务、育儿和照顾老人的劳动，这些行为之所以能被称为劳动，是因为它们可以转移给他人。上野把无偿劳动的概念第一次引进到日本。长久以来，女性在私人家庭中一直从事着这些免费的劳动，而免费，即意味着被剥削。
上野千鹤子为何走红？
“上野千鹤子热”背后，是中国女性对进步思潮的渴望。网络女性主义在亚洲兴起，东亚中日韩三国，形成了某种网络舆论连结。在讽刺东亚男权社会时，“东亚三国手牵手”是常用的梗。越来越多的女性在社交媒体上参与性别议题讨论，各种话语交锋，但缺乏一个女性主义精神偶像。
女性主义的浪潮看似浩浩荡荡，不可阻挡，但在现实里的进程是极其缓慢的。在亚洲地区，尤为明显。上野千鹤子一路飞奔的40年，与日本女性主义的40年重叠在一起。她们相伴前行，感受着时代逆风与顺风的交替。跟随着日本女性解放运动的发展，她已经战斗了40年，一直未曾停止对女性困境的观察。
上野千鹤子进入中国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公认的、或者是一个很快被大众接受的学术界偶像。在当下的东亚，女性主义热潮兴起，但是缺乏一个学术权威。亚洲的女性主义者多数还是在学习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例如波伏娃和朱迪斯•巴特勒。中国的女性主义学者如戴锦华、李银河，也是在阐述和梳理西方的学术理论。但亚洲的社会现实和文化，和西方颇有不同。面对层出不穷的性别相关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数量庞大的女性网民在女性主义启蒙方面，亟需能够清晰阐释这种现实根源的理论和解决现实矛盾的方法。拥有对东亚社会现实敏锐观察力和解析力的上野千鹤子，于是成为了引领东亚女性主义的缪斯。
在上野的走红脉络中，我们发现她强大的现实阐述力，以及对尖锐的现实问题的直言不讳。与其说她创造了热点，不如说她回应了东亚社会的巨大需求。上野早年对于主妇、对于无偿劳动的研究，在整个亚洲都非常有借鉴意义。儒家社会的男尊女卑的观念、从夫居的传统、孝道和养老的压力，家庭结构和婚育问题都有相似之处。生育率下降，少子化、老龄化，和性别议题也紧密相关。上野千鹤子恰好在四十余年的研究经历中，探讨了这些问题。
从传播的角度来看， 上野有充分利用媒介与读者沟通的习惯。上野虽是经过学院训练的学者，但并没有拘泥于知识分子的表述方式，反而常用简单通俗的判断句,她的书比起西方学者的著作更浅显易懂。她最畅销的书籍《厌女》，在中文互联网普及了“厌女”一词。这个词被广泛用来概括东亚男权社会的性别文化气氛，女性在遭受各种歧视和不公时，都学会了使用这个词。
上野千鹤子乐于积极主动地接触公众。如今，在写作与接受采访的间隙中，她每年都要做一百多场演讲。她很擅长与不同类型的女性对谈，并将对话写成书出版，诸如《始于极限》《身为女性的选择》。在社交媒体崛起的时代，她积极和自媒体及网红博主连线对话，对谈视频和播客获得了极大的流量，一些“争议”更引发了火爆的舆论。她的著作也被各类女性主义播客博主和视频博主作为传播素材向受众导读。她成功地在中国的互联网“出圈”了，让女性主义议题变成了普遍议题。她俨然成了社交媒体时代的“网红学者”。
还有一个使得上野千鹤子在中文互联网受欢迎的重要原因，即她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作为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上野千鹤子批判了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勾连，也指出了资产阶级女性解放的陷阱。在中文互联网中，有大批的社会主义女权支持者，提倡“妇女解放”，以“劳动妇女”为荣，积极讨论家庭主妇的劳动价值，和上野千鹤子关于主妇的讨论不谋而合。同时这些受众也更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话语，比如唯物主义、物质基础、再生产方式、剩余价值、劳动、阶级等。因此，中文社交媒体上，女性主义传播者熟练使用这些话语，和上野千鹤子实现观点上的“同频共振”。
争议和未来
上野千鹤子在亚洲性别政治圈走红是不争的事实。与其说她是横空出世，不如说她是恰逢这个社交媒体时代，被网络女性主义者所“挖掘”和“选择”。相似的社会问题和家庭结构，以及观点立场的鲜活表达，使得她成为了现象级的网红学者。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亚洲尤其是东亚社会与日本社会具备一定的相似性，读者能够在上野的书籍中找到足够权威的参考，但我们依然不可忽视不同社会存在的时间差和现实境况的差异。上野千鹤子的部分观点，如“女性主义绝不是弱者试图变为强者的思想。女性主义是追求弱者也能得到尊重的思想”，被认为是弱化女性形象，把女性摆到一个天然弱者的位置，摆脱不了父权制的规训。
纵然存在一些争议，但我们必须承认，上野千鹤子的走红，是当下亚洲女性主义觉醒的重要标志。亚洲的女性主义者，开始在她的启发之下，去开创更适合于本土经验的女性主义理论。同时，她的“网络出圈”，让社会更关注性别话题和女性解放之路。我们的期望是在不久的将来，性别议题在亚洲不再是一种半遮面的敏感禁忌，更多人能够参与其中。同时亚洲女性主义发展能够真切地让女性得到身心的自主和自我成就。
作者为厦门大新闻传播学院新闻系博士生
图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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