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康
2017年4月4日，《纽约时报》发表了美国名记者、2001年普立兹国际报导奖得主Ian Johnson（伊恩•丹尼斯•詹森，中文名张彦）的“新加坡日志”（Singapore Journal），题目叫“Here Lies a Grave yard Where‘East and West Came Together’”。两天后，该报发表该日志的中文版，题目调整改作《新加坡华人公墓一个年轻国家的历史记忆》。
日志英文篇名，突出的是“东西方于此交汇”；经调整的中文篇名，强调的则是“（事关）一个年轻国家的历史记忆”。
中英文篇目各有侧重，两相辉映地道出了岛国交织在历史长幅中的文化特质，以及国民面临集体记忆场景快速消逝，生发出该如何探索、回顾、留住与继承历史文化遗产的焦虑感。
围绕着左右武吉布朗坟场（Bukit Brown Cemetery）命运的相关处置，该日志分头梳理林林总总的大小故事，然后娓娓道来。
新加坡的坟山政策，旁及掌权者施政理念的方方面面，或通过直接述及，或经由扩散投射，总之，就这样上了国际媒体的版面。
今年初，香港《南华早报》以《新加坡为筑新路挖掘坟墓》（Singapore digs up graves to build new motorways）为题，跟进发表了路透社辖下汤申路透基金会关于武吉布朗的报道。于是，此事也在和新加坡并称双城的香港，上了区域媒体的版面。
武吉布朗：护山运动是怎么回事
一个人口过度拥挤、土地极为稀缺的岛国。岛国当政者以发展需要为名，出台一个国家建设计划：“配合新加坡2030年人口增至690万的规划，（利用填土扩地做法已导致邻国不满，因此涉及发展的）一部分问题要从内部解决”；“2011年（为了理顺左近路段的交通堵塞），政府决定拉直南北向高速公路的一个弯道，让高速公路直接从武吉布朗公墓穿过。不久之后，政府进一步宣布，该公墓的其余部分，也将在40年内铲平（充作住宅发展用途）”。
这是事情的一方面。
上述人口规划的相关思路，原就存在，分散隐藏在各类施政当中。但人口规划设想是在2013年1月发布《人口（规划）白皮书》时，才首度正式披露的；甫一公开，旋即引发民众的强烈反对与抗议，有人要求政府必须为此举行全民公投。（其时，人口拥挤现象逐步彰显，公共设施不胜负荷，地铁故障成为常态，僧多粥少导致失业问题恶化等不快经验，本来早已让国民频频叫苦。）
另一方面，武吉布朗这个布满无数墓碑、雕像的祖先魂灵祭奠之地，不但多年以来已经被国人视为都会岛国难得拥有的一处绿色天堂，近几年甚至成了某种更加不可侵犯的，一个新加坡人试图与自己国家快速消失的过去，重新取得联系的朝圣之地。
于是，“哪怕在这个对社会运动容忍度极低的国度，武吉布朗还是成了一场重大社会运动的中心：围绕着武吉布朗，执行犁平墓地计划的国家在一方，投身捍卫墓地的公民在另一方，彼此相互拉扯角力，打响了一场战役”。
针对“战役”的结果，张彦说，“这场社会运动的诉求，意想不到，竟然在减轻对墓地的破坏，以及提高对岛国多姿采历史的认知上，取得了一些成就。”
如果说，捍卫武吉布朗公民运动确实取得了“一些成就”。窃以为，这其中也包括运动催生了一部追述新加坡坟山始末、讲评坟山处理政策，覆盖范围相当全面的著作。
“死者”与“活人”
上述著作，指新加坡传统文化协会（Singapore Heritage Society）主催，陈有利（Kevin Y L Tan）编纂，该协会与时代精神出版社（Ethos Books Singapore）联合出版的“Spaces of the Dead：A Case from the Living”。
英文书没有中文书名，这里暂且译作《死者空间：活人的事》。
“死者”作为名词，其义一如字面，毋庸赘述。相应于“死者”，“活人”作为名词，其义也一如字面，自也不必多说。不过，从词组分析，“活人”视为动宾结构，亦未尝不可。动词的“活”，加名词的“人”；动宾结构“活人”扩大组成的“活人的事”，也就意味着所指是有利于人活下去或让人得以（好好）活下去的“事”。
即便把上述中文译名中隐去的“from”找回来，解作从“活人”（名词）角度出发，或者循动宾结构解作从有利于人活下去或让人得以（好好）活下去角度出发，来讲述或探究“死者空间”这么回“事”，似乎均无不可。
编者陈有利（法学兼历史学家），如此回顾该著作成书的缘起。
他说，因为他当时是新加坡传统文化协会这个民间组织的主席，陆路交通管理局在将要公开武吉布朗发展计划之前，“最后一分钟”临时找上了他。
“我在最后一刻才获知消息，我能做些什么？”他不无懊恼地说。仓促间他能想到的，只有如何才能尽量妥善保存坟墓资料的这件事。“我要求他们做好所有被迁移坟墓和周围环境的记录，没料想，他们立即同意了。他们后来果然为所有被移走的墓碑做了分类，编列清单，并把重要的墓碑都收藏起来。”
张彦的“意想不到”，陈有利的“没料想”，大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此前比达达利坟场（Bidadari Cemetery）的“清理”，那是完全两样的景象。
比达达利墓地作为发展住宅的标的，划入新加坡1998年土地使用蓝图（1998 land-use master plan）。随后，在2001年至2006年期间，坟场内为数达58,000座的基督教坟墓、68,000座的回教坟墓，全数被悄悄地迅速清空，先后只花了五年左右。
这里说的迅速，更准确的说法该是仓促。因为，整个清除过程，几乎完全不做必要的记录与档案保存。这，无疑是个重点。这里说的悄悄，是悄无声息的如实写照。相对于武吉布朗坟山“受侵犯”时所引发的众声喧哗，叫人发现“轻”没准比“重”更难以承受。这，无疑是个关键。
2006年，比达达利坟场“清理”完毕。比较开发武吉布朗计划的提出，只不过早了五年光景，却是天差地别的遭遇。整个墓地被彻底清除后，“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见《红楼梦》第五回）。如此景象，对面临继比达达利后，接踵而来的武吉布朗厄运的国人来说，不但是仍然历历在目的犹新记忆，对照后带来的惶恐，尤其触目惊心。
缺乏必要的记录与档案，使比达达利坟场在被清空后，几乎不可能做任何形式的还原。因此，《死者空间：活人的事》一书的编纂与出版，是不想再一次留下不可挽回的遗憾。
即便无力回天，也要立此存照。
陈有利编撰 Space of the Dead: A Case from the Living
王三龙墓园（林少彬摄）
还是“死者”与“活人”（续说）
从比达达利被“动刀”，到武吉布朗面临威胁，再怎么从最长的两端计算，相隔最多也不过一个“十年”（decade）以内。
相隔十年（或甚至不足十年），同样是坟山（死者归宿）的清理，同样是（活人）发展需要的名义，事态却“意想不到”或“没料想”地发生了变化。
民众从最初的基本无感、无作为，到开始质疑，再来便到了起而奔走，四处申诉、公开抗议。这，大半和过去所积累经验引发了联想有关。过去数十年来，无数知名的古迹、熟悉的民居，一一被连根拔除。如此重复的事实，如此不可逆转的一再丢失，终于引发了历史记忆被干净抹去的焦虑。
至于作为对应面的当局，也从“择善固执”（我都是为你好），不顾一切、一往直前的政策执行（jit kee you da ga liao），到虽然仍旧继续回绝了许多要求当面辩论武吉布朗发展计划的电话与传真，总算似乎开始对回应民众诉求的重要性有所觉察。
体现在修筑高速公路要清除的坟墓，从原来预计的5,000个，压缩到3,700个；体现在为这些被移除的墓碑分类，编列清单，并予以保存，不像以往那样直接摧毁抛弃；也体现在设立评估委员会，承诺对未来的发展项目进行审查。
事态的变化显示，“死者”和“活人”也许两相对应，但未必对立。
关键在观念的移转，或凡事越过表面往深一层思考前因与后果，更在当权者执政理念的某种改弦易辙。
至此暂且岔开话题，按下眼前，先说一说时空遥隔的鲁迅和苏轼。
鲁迅论生存（那自然是“活人”的事）。他说：
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接着再说：
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见《北京通信》，收《华盖集》）不管鲁迅这里所说，其实是针对“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奋斗）”的提问，斟酌后给出的回答。对那些始终考虑当下现实需要、力推发展的“实用主义”（Pragmatism）当权者，该留意的或许是先生所给回答的结尾那句：“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发展再怎么样是个硬道理，“放纵”的发展，不顾一切、一往直前的发展，唯我独尊、罔顾其他意见的发展，都未必是妥善的举措。
苏轼有词，上片曰：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勿论这其实是苏轼悼念亡妻之作，事涉生死（那自然是“死者”和“活人”相关的事），其情真、其意切，其直透人心，已足以移开特定的对象，视之作“普世”放言。
“不思量，自难忘”。说的是生死别离、人天永隔，那种牵绊不必刻意去想，本就是简直解不开、斩不断，千丝万缕的纠缠。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有孤坟在，尚自如此无助与凄凉；一旦清除，若非无知无觉，否则该是何等的断根之痛。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相逢犹有不识之虞，倘若消逝至于杳无踪迹，断绝了有日相逢的念想，试问情何以堪。
大哲如炬，世事洞明，毕竟遥隔时空。仰望之余，总要回到当前。
这是一群这样的新加坡人
回到当前。回到“布朗人”，以及他们的诉求。
这是一群眼见武吉布朗坟山遭逢厄运，为了解扣，挺身而出试图力挽狂澜，自行组织起来的国人。
布朗尼（Brownie）。名词，单数，指一种小块、味浓，不怎么发酵，口感接近饼干的蛋糕。因为以巧克力为主要食材，一般呈深褐色（brown），因此得名。
布朗人（Brownies）。名词，复数，不是多个蛋糕，是一群人；和肤色无关，和护卫武吉布朗（Bukit Brown）有关，因为这样，早报记者黄向京率先如此称呼他们，因此得名。
Raymond Goh，药剂师，是最早的“布朗人”之一。
“我留意到这里有许多看起来很古老的坟墓，实际上，有些是远至莱佛士时代留下来的，”Raymond Goh说，“我不明白，先前怎么就没人告诉我这些？”
政府意图向武吉布朗“动土”的发展计划公布后，Raymond Goh为了拯救坟山，开始发起成立松散的志愿组织，招募、培训义工。响应加入者，包括稔知于学术研究工作的专业人士，擅长于处理公共关系的前记者，有助于扩大社会联系面并提供资金的商人。
这一群人，几乎每个周末都在武吉布朗集合，轮流当向导，带领（学校、社团组织的，或外国来的）游人走坟山。他们举办展览，向国人与访客介绍他们关于武吉布朗的研究与发现。他们建立脸书（FaceBook）群组“新加坡文化遗产：武吉布朗坟山”（Heritage Singapore Bukit Brown Cemetery），建立博客站“武吉布朗呼救”（SOS Bukit Brown），扩大诉求宣传。
他们辟设网络平台，取名“包罗万象的武吉布朗：古迹，生态，历史”（All Things Bukit Brown Heritage. Habitat. History），就武吉布朗的方方面面，全方位地投入工作。包括：活动报道，景观介绍，分享新的发现，发布研究心得，从事国内外的交流等。
他们的努力，不乏来自其他方面的呼应，如新加坡自然学会（Nature Society）、新加坡传统文化协会、超自然侦察协会（Society of Paranormal Investigators）等。他们不是孤军作战，他们使武吉布朗坟山成了日益受到国人甚至国外关注的焦点，包括对武吉布朗命运的关切。
庄钦永（文化学者）以赞叹的口气说起这群人：“（布朗人）为国家保留历史文献，花宝贵的时间在坟场寻找重要历史伟人古墓，......他们的傻劲，不减我当年之所为。”
林清如（本刊老总编辑）在“武吉布朗的开路计划看来势在必行”之际，以《深藏武吉布朗的秘密》为题投书早报，怀着痛惜之情，从开路“受影响的包括了早期社会闻人邱菽园与薛中华的墓地”谈开，重点介绍了薛中华及其家人与后代，包括薛家与怡和轩的渊源，旁及薛中华的外孙女，他挚友林福寿的夫人陈孟宗医生。文末引述陈孟宗的慨叹：“新加坡历史深印着外公的足迹，他更是福建帮早期领袖，要把他的古迹烧尽丢尽，应该是件大事，国家与社会却无动于衷，我们做后代的能做什么。”
赖启健（建筑师兼历史学家）针对新加坡文坛先驱，女校创办人与女学推动者，被誉为“南国诗宗”的邱菽园墓地因开路被毁，转述了他友人的发问：“设想如果葬在巴黎名人公墓的巴尔扎克墓碑，为了建高速公路而被挖，会在当地造成怎样的骚动？”他指出，“武吉布朗坟场可说是活生生的历史现场”，即便清除后另辟博物馆，武吉布朗也“不是简化了信息、死板板的博物馆可以取代的”。
如果我们不珍惜自己的文化资产，别人（更）不会在乎，如果我们不开始重视自己的历史，以后会被删除。自己删除自己的历史是可耻的。
赖启健上面的一段话，说得无奈，说得沉重，说得愤慨。然而，“布朗人”到底还是站出来了。这群人站出来，站出某种“珍惜”、“在乎”、“重视”，不愿为“可耻”蒙羞的姿态。
这是一群怀念自己年轻时曾经亲近，而如今已然消逝的那个城市的新加坡人。这是一群渴望深入了解自己文化的根，急迫要留住根的念想的新加坡人。
这是一群这样的新加坡人。而且，这群人显然并不孤单。
断根之痛，情何以堪。为政者岂可不慎？
作者为本地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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