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首相安华在1990年代出版的《亚洲的文艺复兴》（The Asian Renaissance）书中，曾经引用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的“新民说”（new people）。梁启超主张的新民思想，在新旧社会转型期极具时代意义，而马来西亚近年在政治转型激荡之下，亦需要重建新的国民精神，才能巩固民主政制。
当年梁任公试图唤起中国人的自觉，强调“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是效法东西方的经验。无论是欧洲的启蒙运动，还是日本的明治维新，都是在思想文化上重新解放和取得飞跃，才成功实现国民精神的振兴和改造。近代思想启蒙领袖都认识到，社会要从旧体制走向现代和转型，都得重视国民性的改造。重塑国民精神，才能一新国家面貌。
梁启超认为，中国社会应在继承传统思想文化时，也吸收西方文化的积极因素，提出在历史转型时期要正视改造国民性的时代课题。他首先对中国国民劣根性的危害，提出批判，然后从公德与私德、利群与爱国精神、权利和义务思想、竞争与尚武精神、独立与自由思想各个方面，阐述了塑造新的国民性格之问题。今日马来西亚许多华校仍沿用新民、启智、觉民、公民这类校名，就是受梁启超新民说的影响和启迪。
民主化不能止步于政党轮替
马来西亚在2018年实现首次政党轮替，惟民主政权很快就崩塌，又在2022年创造第二次政党轮替，两度都是通过选举程序完成。马来西亚作为新兴民主政体，它固然面临诸多艰巨挑战，其实也回避了某些民主转型国家遭遇的危机。例如马国无需解决军队国家化、没有宪政体制抉择，也未见分离主义的压力，反而还具备其他新兴民主政体没有的优势，包括悠久且稳定的政党制度、可堪运作的宪制架构，同时有一个颇具活力的民间社会。
可是，马来西亚民主面对的问题不是来自结构面的限制。制度和宪政的阻力尚可以克服，但是文化和精神层面的窘境，则是当下最大的问题。马国只有政党轮替，没有政治和社会转型，族群和宗教纷扰都是社会尚未完成转型，还没有“再现代化”的后遗症状。也就是说，马来西亚社会促成了新政权，但没有摆脱旧国家。政治权力可以透过选举而更替，但国家机关没有转型，国民精神也没有更新再造。
举凡成功的民主化案例，绝不是停留在从威权过渡到民选就止步的。民主转型还需要呈现新的国家性格，以及有别于过去的国民精神，再凭藉新的国民精神去推动社经体制的转型改造。马来西亚在1998年民主运动和选举政治的不断冲击下，新的权力集团取代了旧政权，但是还没有走出旧国家性格及国民习性，遑论新国家新国民的出现。
马来西亚在1957年独立，但第一次建国其实是在1970年代初。当年巫统新崛起的权力集团，强行塑造出全新的国家机关，在社会危机中创建了一个新国家，延续至今影响深远，也在政治上改造了马来人的精神世界。当时巫统少壮派主导的国家，分别确立了国家文化政策、新经济政策，强化了官僚机关，推动了对外关系转型。即使五十余年后发生政党轮替，但轮替的新政权继承的还是原来的旧国家。
旧政权在2018年崩塌，原因是无法回应复杂急遽的社会变迁。在旧政权结束后，如果没有开启新的国家转型工程，各方社会势力就会在原地内卷和不断循环，陷入竞相抢夺国家机关的权力游戏。旧国家的深层基因延续至今，其文化惯性虽然停滞，但是没有消亡。
有鉴于此，新兴民主体制若要长久巩固，自不能仅仅满足于政党轮替，而必须透过转型工程再造新的国家性格和国民精神。如果国家性格和国民精神没有更新，则充其量只是换政府帮子，但没有新国家。新兴的权力集团依然停留在复制、模仿和寄生在旧国家的逻辑之中，缺乏转型时代的国民精神和集体意志，来驱动社经体制的翻转与改变。
所谓新国家，不是翻转和挑战宪政规范下的现有体制，而是因应民主化的到来，透过各种政经和文化改革，改造国家机关的效能、价值与文化，塑造新的国族建设方案，扩大社会联盟，重塑国家与社会的规范逻辑。民主转型就是要走出旧国家的泥沼，才能召唤人民的想像和信心。
新国民精神重建之要素
新的国家和国民性格，其表现一是制度改革，二是经济分配模式，三是塑造新时代的国民精神，重建社会共识。
制度改革是保住民主成果的首要工程，也是民主巩固的先决条件。事实上，制度改革比起经济绩效更容易达成，并在短期内见效、提升国民信心。有意义的制度改革，例如文官政治中立的专业精神，不只可以规范以后的执政者，同时保障现有执政党下野后不受滥权对待。国家建制（state building）即使不比国族建设（nation building）重要，至少是等量齐观。
更重要的是，具积极意义的制度改革，可以向全体国民和既得利益者宣示：全新的时代精神已经到来，旧政权的利益同盟和昔日的威权侍从主义模式即将淡出，取代的是合规和讲求透明的时代面貌。如果新政权在制度改革上一路坚持，这种新时代精神还会扩散到社会运作的各个层面，包括程序正义、专业伦理、公司治理、问责精神、学术标准、职场规范等面向，影响社会风尚。
如此一来，表面上是政经制度的改革，实质是重塑全民在道德、伦理和智性上的精神共识。此处强调的制度改革，其意义并非只是发挥监督制衡的作用，也关系到国民精神的再现代化，在精神和文化面向改造国民性格，也对国人在工作伦理上提出认真、负责、讲究细节的要求。
新兴民主需要有合法性，要让人相信民主的方向是良善正当的，经济绩效可以强化民主政体的合法性。通常，经济绩效可透过国民所得、基尼指数、人类发展指数等指标来呈现，不过经济绩效不比制度改革来得容易，尤其在现代复杂的经济体，市场景气既受国际环境影响，也需要卓越的经建策略才可获致。但是，可持续的经济绩效，需要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来实现，否则无法改变旧政权掠夺型的利益关系，梳理好国家在新时代的成长和分配模式。举例来说，即使新经济政策的精神和固打制（族群配额制度）仍然得持续下来，至少在实践上也要更加务实和精准，从掠夺性的利益关系，调整为有利于土著竞争力和专业力的成长方略，在战略高度上作出优化。
新国家要有新气象。与民主转型相呼应的经济绩效，就不能停留在追求成长数字的旧模式，而是要寻找新的经济累积策略，以及重建政商关系。在逆全球化和中国红利消失后，过去的低成长模式无法延续，新政权要自主建构可行的产业政策（industrial policy），扶助策略产业，强化竞争体质，并且改善国营垄断机构的效率，完善政治委任机制。政策官僚则需要强化规划和创新能力，以适应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的治理需要。透过产业升级和公开透明，还可以调整过去的政商关系，建立政府与企业的新型策略联盟关系。确立新的累积模式后，还需要改变目前无效益的补贴模式，纾解政府财政压力，为落实分配正义创造条件。新国家更需要发展出有目标导向、有政策意涵的福利措施，而非缺乏方向性的民粹式补贴。
然则，新国家最艰巨的工程不在于器物制度之革新，而是国家精神和文化价值的重塑，否则民主化难以为继。马来西亚尽管经历过约二十年的社会和政治动员，得以实现政党轮替，但全民对于如何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公义的现代国家，其实并无太多共识，也未经深刻的转型思想洗礼，对于进步的理念和宪政改革意见亦莫衷一是，甚至莫名所以。这个国家的确是经历过一个民主的时刻（moment），但不是民主的转型。要完成民主转型过程，最终需要国民精神的重建，如同百年前梁启超呼唤的再造新民。
马国当前的首要挑战
分歧的国族建设（nation building）想象，以及对立的民族主义，是摆在这个新兴民主国家面前的首要挑战。近年不少国家遭遇民主衰退，根源在认同政治的崛起，正如政治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言，身份政治扎根于人类灵魂中的激情，是对尊严和认同的渴求。身份政治的高涨借助于民主转型的缝隙而来，我们虽在政治上摆脱了意识形态差异，却又陷入两极化的“新部落主义”。
马来西亚近年面对的政治伊斯兰化趋势，除了暴露分配不平等、国家能力缺失、以及技术变革对基层群众带来的威胁，还涉及国家在文化形塑上的能力。在民主转型期间，国民之间因为身份政治的焦虑，对马来西亚这个政治共同体失去了共识感与凝聚力，新政府迫切需要透过文化、道德和价值理念，塑造符合多元社会的国族主义，整合国家和全民对政治共同体的共识，而不是被动迟疑，以至左支右绌。
新政府不能在右倾与进步之间摇摆，神权和世俗之间徘徊，而是要有更远大的意志和魄力，根据宪政主义精神、法治、民主以及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来构建属于“我们”的政治共同体共识。这就需要有别于旧政权的文化战略，透过积极的道德和文化政策重塑政治共同体，与社会各群体订立既不是族群性的，也不是阶级性的社会共识、权利清单和政策底线。马来西亚在1970年代初订立的国家原则（Rukun Negara），当下已显得单薄无力，无法适应民主转型的新时代，现在需要层次更加丰厚、意念更加深刻的全民精神信条。
什么是层次更加丰厚、意念更加深刻的全民精神信条？稳定的民主体制不能只有选举程序，还需要公共道德，这就要求国民精神的重建和宣导。大体而言，应包涵以下八项：首先是尊重程序与制度，二是服膺理性和科学，三是接纳和包容差异，四是承认中道和多元，五是重视责任与伦理，六是追求认真和精致，七是扶助弱势和边缘，八是守护平等与正义。以上八个层面的精神价值，如果能从个人到群体，从私德到公德，推己及人，国民都能认同和培育以上的公共道德，就不单单有助于重建我们的政治文化，也可以重塑国民精神，塑造未来的现代公民。
重塑国民精神和政治共同体的共识，需要政府在文化和艺术政策上着力，也包括培养公民社会，增强在地的文化认同，以及打造各族共同的电影、音乐、文学和历史时刻的记忆。青年国民则需要共同的公民教育，而非根据宗教信仰来区分所受的德育培训。新政府宜重视社区文化和地方创生，这是强化人民对土地的感情和连结的途径，要走出过去“粗糙式发展”的思维，即对社区／新村的资助不宜集中在硬体的道路、水沟和美化等形式主义，相反应透过社区营造和地方文化的培育，在地方文化上培植社区民主、本土认同和乡土美学。
19世纪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研究美国的民主时，没有将眼光停留在制度层面，反而总爱强调“民情”之重要。民情是指一国一地的民风关系和精神面貌，对自由和民主起着扎根作用。如果我们仅从政党轮换来看待民主转型，格局就显得局促狭隘。新政府除了做好政治和经济治理，如果乐意在精神和意识上与旧国家区隔，建立国民对新时代的信心，描绘新国家的未来美景，才是百年维新的大计。
马来西亚步入新兴民主行列，但要从转型到定型，路漫漫其修远兮，也不保证民主化能走完全程而不会中途衰败。此刻的转型阶段至为关键，转型精英使命重大，尤其是伟大的转型领袖，除了能稳定社会，更需要前瞻将来，有勇气带领社会挥别旧国家的阴霾，走出内卷和停滞。
安华在他的《亚洲的文艺复兴》引用梁启超的新民说，他同时又以昌明社会（Masyarakat Madani）的擘划者自居，如此则应当视“为大马造新民”为重新建国之首要大务。
作者为马来西亚政治评论员
图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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