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诞辰一百五十周年纪念
在新加坡，地铁站以他命名，钞票上又有他肖像的，大概仅此一人。
他，就是陈嘉庚。
在新加坡，陈嘉庚占有独特的历史地位。他既是成功的实业家，也是华社首领和社会活动家，同时又是杰出的慈善家和教育思想家；在中国，他是“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李显龙总理曾评价：“（陈嘉庚等）先驱们协力贡献，为新加坡奠下了稳固的基础。”
一个人，对人类的某个领域做出重大贡献，就足以载入史册。而陈嘉庚，在开创教育、改革华社、改良习俗、救国助民等多个领域，都做出卓越贡献。
更为难得的是，他的思想领时代之先，创建了许多制度——包括社团的民主化和去帮派化、开创女子师范教育、改革民俗去奢返俭等等，开创了一代新风。这些思想和制度，在今天看来天经地义，但放在一百年前，如果没有超前的远见和超强的领导力，知难，行亦难。
但，陈嘉庚做到了。
引领全球化风潮
1874年，正值同治、光绪之交；清朝积弱，政治腐败，经济艰难。10月21日，陈嘉庚生于福建省同安县集美社。他17岁背井离乡，移居新加坡，在父亲陈杞柏的顺安米店工作。后来，米店生意失败，陈嘉庚1905年开始创业，先后开设新利川黄梨厂、谦益号米店，还经营航运、冰糖、肥皂、药品、皮革等十余种产业；并与余东旋大力发展橡胶种植事业，开设橡胶制造厂，生产胶鞋、轮胎等，被誉为新马“橡胶王国”的四大开拓者之一。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陈嘉庚一跃而成为东南亚华社中少数资本家之一。介于1923年到1925年，陈嘉庚公司进入鼎盛时期，雇用员工数万人，在香港及中国大陆还拥有许多企业，经济实力在东南亚首屈一指。
如果说陈嘉庚是那个年代引导全球化、体现全球化精髓的南洋华侨创业先锋，应该不为过。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陈嘉庚的商业王国，既起于全球化，也塌于全球化。
1925年以后，由于橡胶业竞争激烈，胶价下跌、财务周转不灵、银行借贷过多以及银行利息过重，陈嘉庚公司经济实力开始走下坡。1928年陈嘉庚橡胶产品工厂大火，烧去他毕生事业的半壁江山，损失惨重。
到了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开始形成。陈嘉庚公司靠的是国际市场，面对美国汽车业减产、日本公司竞争的双重打击，再加上陈嘉庚向银行举债办学，利息越滚越大，负担越来越重。1929年经济大萧条和商业竞争导致他的企业走下坡，拖欠银行的贷款多达1000万叻币，陈嘉庚公司最终宣告收盘。1934年2月，陈嘉庚把公司及所属的各工厂全部关闭。
尽管生意最终失败，但是，陈嘉庚的创业精神和建立的商业王国，仍是很多人学习、观摩的榜样。
开创教育新局面
著名教育家黄炎培曾经感慨：“发了财的人，而肯全拿出来的人，只有陈先生。”
陈嘉庚坚信教育能改变命运。他在给集美学校的一封信中写道：“教育不振则实业不兴，国民之生计日绌”。他认为，“华人要摆脱贫困与无知，关键是兴办现代教育”。
陈嘉庚认为，“金钱如肥料，散播才有用”，于是，他拿出全副身家来办学，“自民国初年，已准备将财产捐出”，在新马和福建创办学校，振兴教育。
1913年，陈嘉庚在家乡集美创办小学。1918年又创办师范学校，并设立中学，附设男女小学和幼儿园。后来继续在集美开办水产航海学校、商业学校、农林学校、幼儿师范等，同时也设立了科学馆、图书馆和医院等，使集美成为了系统完整的学村。
1921年，他投资100万元创办厦门大学，这是他在中国办学的高峰。所有办学费用由他一人承担，包括大学的经营费用300万元。
即便在公司盛极而衰之时，陈嘉庚仍千方百计维持集美、厦大两校的经费。仅仅厦大，一年经费就需要25万。陈嘉庚“宁可变卖大厦，也要维持厦大”，卖了自己的三座大厦，作为维持厦大的经费。他甚至举债办学，以致利息负担过重，压垮了他的商业王国。
为了开办新加坡的第一所华文中学，陈嘉庚“招多位侨领，募款五六十万元，从上海聘请校长、教师”，终于在1919年创办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华中是当时南洋华侨的最高学府，也是新马华校发展的里程碑，标志着新马华文教育从初等教育成功跨入了中等教育的阶段。
从1923年到1927年，华中均由陈嘉庚担任总理，在此期间，学校经常费与设备费不敷约有10万元之多，均由他一人担负。
从1907年至1947年的40年间，陈嘉庚在新加坡领导或参与创办了多所学校，包括福建会馆的道南、爱同、崇福、南侨女中，以及南洋师范、水产航海学校等。他是第一个倡议办女子师范学校的企业家。
陈嘉庚认为“祖国当局, 无论走哪条路, 亦须保留我国文化, 乃能维持民族精神”，因此，他极力倡导华文教育。1918年，有教会人士拟创办星洲大学，向陈嘉庚募款，他愿捐款10万元，条件是“该大学须兼教中文科”。后来，这所大学未能成立，得到陈嘉庚的同意之后，把他已捐出的三万元转赠于英华中学，作为该校的理化基金。
陈嘉庚也推动新加坡英文教育发展。1929年，他慨捐一万元，作为莱佛士学院的成立基金。莱佛士学院几经变动，成了今天的新加坡国立大学。
陈嘉庚对教育的贡献不仅在自己一人的投入，更重要的，他对教育的热心和奉献感染了南洋社会。在他的影响下，南洋各地雨后春笋般出现华文学校。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南洋各地有3000多所华校，在校学生达40万人；1955年陈六使发动华社之力创办大中华区之外的第一所中文大学——南洋大学。这一切，应记陈嘉庚启迪之功。
改革华社破旧规
陈嘉庚对新加坡华社的一大贡献是改革华社陈规，建立新制度。
1923年，陈嘉庚当选怡和轩俱乐部总理。翌年，他颁布新章程，规定董事任期为一年，正副总理连任不得超过三年，会员有选举权；废除帮派，吸收各籍贯人士入会，甚至鼓励非闽籍的其他侨领进入怡和轩成为董事或总理。后来两度接任怡和轩总理之位的，就是汕头澄海籍的林义顺。
在陈嘉庚之前，福建会馆仍处于天福宫的时代，组织制度不合时宜，没有会员制度，每届选举最多仅限三五十家闽商和闽侨名人参与，大部分闽人没有投票与议事权利。
陈嘉庚对福建会馆的改革始于1927年。当时，福建会馆属下道南和爱同学校董事会改选，福建会馆董事部和闽商缺乏办学精神，反应冷漠。陈嘉庚大失所望，于是决意使用自己在怡和轩的影响力，组织两次闽侨大会，发动闽侨社会力量向福建会馆会董施压，以改善校政和解决办学资金问题。
同年7月16日，闽侨大会第二次会议选出12人，成立“改组福建会馆董事兼教育委员会”，以陈嘉庚为主席，以怡和轩为办事处，负责与薛中华为首的福建会馆当权派谈判改组事宜。
谈判历时16个月。1929年3月16日，新加坡福建会馆终于改组成功，陈嘉庚入主福建会馆。改组后的福建会馆，改总理制为委员制，领导层由35名执行委员与五名监察委员组成。执行委员会下设总务、教育、经济、建设和慈善五科，各个委员都有特定任务。自此，福建会馆从传统的乡庙组织天福宫，转化为现代化的正式社团； 这个新加坡闽人最高的社团也由马六甲侨生集团领导的时代，转为由南来移民集团主导的时代。
陈嘉庚任福建会馆主席凡二十年，至1949年为止。在他领导下，福建会馆吸收了不少杰出闽侨，成为他最得力的合作者与支持者。这些人很多至今仍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包括陈楚楠、林文庆、叶玉堆、陈六使、李光前、黄奕欢、洪丝丝、张楚琨等。有了这么强大的团队，陈嘉庚“得以利用闽帮的物力、财力与智力来推动各种政治与社会事业”。福建会馆面貌一新。
1929年改组之后，福建会馆大力促进教育事业，执行会员制，并引进现代民主组织原则；会员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采取公开的民主选举选出会馆管理层。
那个年代，民主思想萌芽不久，陈嘉庚以此改革怡和轩和福建会馆，具有划时代之意义。
改良社会树新风
陈嘉庚主政怡和轩和福建会馆期间，大力改革华族社会陋俗。
接手怡和轩之后，陈嘉庚设定新规矩，包括禁抽大烟、设图书馆、晚宴准时入席、宴会使用公匙公筷；特别强调，如果会员请洋人参加宴会，“会友或来宾概不得招妓陪客，以保国体”。
并且，对会员准入资格也做出道德上的规定，若有“不端行为及有神经麻风虚劳等症或私犯入狱者”，经董事部认为有损怡和轩名誉时，即劝他自动退出，或注销其会员资格与权利。
在福建会馆，陈嘉庚致力移风易俗。他首先从破除迷信、削减神权色彩着手。
早年天福宫每三年举行一次盛大迎神赛会，十分隆重，铺张浪费。在陈武烈主政天福宫的年代，已有过一次简化改革。陈嘉庚这次的改革，由福建会馆委员会征得源顺街、顺丰街等五股头同意，简化迎神赛会，在报章上公告，不准再用豪华隆重的台阁、香亭。
在丧礼方面，原本也是铺张浪费，有彩阁、舞龙舞狮等。陈嘉庚领导福建会馆进行改良，经过闽侨大会讨论，1936年7月30日公布改良丧礼规约十二条，让全体华人奉行。规约包括：停柩在家最好于一天内出殡，最多不超过七天；吊丧期间不设宴不赌博；出殡时最多只用哀乐一队，能免更佳，不用旗帜、彩阁；不烧灵屋和金银山，等等。
陈嘉庚以办报为手段，团结民众，并鼓励阅读风气。1923年，他创办的《南洋商报》曾呼吁抵制日货，在华社发生很大的影响。1946年11月，陈嘉庚创办《南侨日报》时曾说，办报的“目的在团结华侨促进祖国之和平民主，俾内战早日停止，政治早日修明，国民幸福早日实现，以达到孙国父建国之旨”。
陈嘉庚改良社会的另一个方式是提倡卫生。他主张住屋应多设窗户，以便空气流通，阳光充足。他也建议改造厕池，令蚊虫不生，此外，陈嘉庚还强调运动洗澡为健身之术。
在慈善方面，陈嘉庚对中国和新加坡的灾祸慷慨捐资甚多，包括1906年11月的江苏洪灾、1918年的潮汕地震、1920年的威海饥荒、1922年的潮汕风灾、1929年的陕西和甘肃旱灾、1935年的新加坡河水山大火等等。
陈嘉庚认为，募捐一定要有人带头并多捐，这样才能募集到较多善款，因此，自己通常带头捐出巨款。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之后，陈嘉庚担任新加坡山东惨祸筹赈会主席。在筹赈会指挥下，新加坡华社打破帮派观念，为中国的抗日救亡做出了贡献。1935年，中国十一省发生了严重水灾，陈嘉庚担任华侨筹赈祖国水灾会会长，动员华侨为国内灾民捐款。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陈嘉庚担任星华筹赈会主席。根据英国官方估计，在陈嘉庚的号召下，星华筹赈会直接或间接发动了30万华人参与或献捐。1938年10月10日，东南亚各地的筹赈会在新加坡召开大会，成立南侨筹赈会，亦称南侨总会，仍推举陈嘉庚为主席。
受到陈嘉庚的影响，他女婿李光前热心公益，成了东南亚地区最伟大的慈善家之一。他所创办的李氏基金，造福了千千万万人，至今如是。
赴汤蹈火勇担当
随着陈嘉庚社会地位的提高，他在政治上的参与也越来越深入。他勇敢担当起政治义务，为国为民，赴汤蹈火。
1938年，重庆举办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陈嘉庚虽未能出席，以电报提案，其中最著名者，即“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凡公务员对任何人谈和平条件，概以汉奸国贼论”。此言一出，以汪精卫为主的主和者偃旗息鼓。
1939年，抗日战争进入最黑暗时刻，中国所有国际通道几乎全被日寇封锁，国外的所有战略物资只能通过僻处大西南的滇缅公路输送。滇缅公路运输急需司机和汽修人员。陈嘉庚振臂一呼，3200多名南侨机工，包括少数印度人和马来人，果断北上，填补司机和汽修人员的紧缺。抗战胜利后，南侨机工只有千余人返回南洋，牺牲惨重，贡献巨大。南洋学会2023年出版《从征募到复员——南侨机工回国抗战史》一书，有较为详细的记录和论析。
1940年，陈嘉庚回中国慰劳抗战将士和流离失所的百姓，在八个多月内考察了十五省。在闽视察途中，陈嘉庚耳闻目睹“统制运输”之虐民，垄断粮食、交通等业，民不聊生。陈嘉庚分别给蒋介石和福建省主席陈仪写信，恳请迅速下令撤销统制。陈仪答复：“战争时代运输必须政府统制，此乃各国通例，唯不识政治之人故有反对。”蒋介石则回电曰：“闽省田赋系中央意旨。闽事可电我知，切勿外扬。”
陈嘉庚失望之至，决心联合全南洋闽侨的力量来改善闽政。1941年4月1日，他在新加坡召开南洋闽侨大会，300多个南洋各属闽侨代表参加。大会拥护陈嘉庚改善闽政、建立新福建的主张，并要求罢免陈仪和徐学禹。后来，又发生福州驻军不战而逃之事。同年9月，陈仪被撤职，返回重庆。
陈嘉庚也积极参与南洋议政。他主张马来亚召集各党派圆桌会议解决宪制问题，并主张华侨有选择公民权的权利。他重申，华人应尊重马来人的特殊地位和权益，更阐明新加坡和马来亚不应分离，立法议员应民选等立场。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病逝于北京，享年87岁。他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活动于一身，对新加坡、对中国都做出非常重大的贡献。
金庸曾借小说人物郭靖的口说：“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此乃陈嘉庚一生之写照。
陈嘉庚开创一代之新风；既有行善仗义、不畏霸权的侠骨丹心，又有敏锐独到、长袖善舞的经商本领；以“一代侠商”四字概括其人其事，想来并不为过。
谨以此文，再次向陈嘉庚老先生致敬！
后记
不才斗胆，对陈嘉庚老先生妄加议论，诚惶诚恐。
限于篇幅，本文挂一漏万难免，先表遗憾。
今年是陈老诞辰一百五十周年。我国华社的不少机构，包括怡和轩俱乐部、华中董事部、陈嘉庚基金、陈嘉庚国际学会正在筹办一系列活动，包括展览、座谈会等，一来向陈老致敬，表达感佩缅怀之情，二来启迪后人，见贤思齐。
这些活动具体细节，临近时将公布，敬请垂注。
作者为本刊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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