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儒家伦理课程对我的深远影响
1985年。那只是时光银河的一个瞬间，却是我的永恒。我在那一年选修”儒家伦理”，数十年过去，回过头看赫然发现当年初涉中华文化的经典思想的影响是如此久远，对年少的我产生极大的思想震撼，也间接塑造了我的人生观。
当然，我不会平白无故想起那似乎平常却又关键性的一年。事缘新加坡南洋孔教会会长郭文龙先生托报馆旧同事找到身居海外的我。原来中国有两位来自海南大学的学者莅临新加坡，他们正研究儒家思想在新加坡的发展。他们想访问1985年至1990年选修”宗教知识课程”的学生，谈谈他们对修读课程的感想。我欣然答允，并趁他们回国前赶紧在新春期间见上一面。初会两位学人一见如故，更把我1985年和1986年珍藏至今，两本完整的《儒家伦理》课本带上。
然而儒家伦理在我思维中复活还发生在更早的时候，那时我已离开校园投入社会，在《联合早报》当记者。我当时访问本地餐饮企业家，荣寿司集团创办人符标熊。我问起他的人生座右铭，他告诉我中学修读儒家伦理，恰恰他也深受就读的德明政府中学校训的启迪。该校校训”诚信勇忠”根植于儒家思想，为他日后经商事业带来无远弗届的影响。因我们年龄接近，我也修读儒家伦理，印象深刻，我把他的经历写到新闻报道里，引起读者的注意。
此时距离课程1990年停办已近17年，”儒家伦理课程编写组”主任刘蕙霞博士阅后在报章撰文，大意是她很欣慰在课程停办多年后看到有人写修读课程的经历。我当时看了很激动，致电刘博士希望拜访她，希望当面谢谢她，但是却因故没有成行，心里一直掂挂着。
没想到多年后，儒家伦理的种子继续发酵，今年春节和中国学者的一席谈话令我想起新加坡教育史及文化史上既光辉又黯然的一页。我也因此再度重温郭振羽教授所称的”未完成的文化再生运动”。
不断燃烧我青春岁月的经典文化
回顾中学时代，我在北部的一所邻里中学——辅仁中学就读，宗教知识课程是选修课，我毫不犹豫选了儒家伦理。当时除了儒家伦理，佛学也是以华文为媒介，但是儒家伦理对华文程度的要求较高而让许多人却步，选修其他课程。这个选择不是凭空而来，1980年代初期儒家思想是新加坡政府从上而下的一场思想运动，大众传播媒体例如报章和电视铺天盖地都看到专家学者广泛讨论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
对于我母亲来说，即使她没有受高深教育，掀起的文化旋风也让爱看报章的她深深着迷，不时把报章留给我看，甚至在家中实践一些她认为符合儒家思想的生活行为。例如早上起来后向父母问安，吃饭前一定先说爸妈吃饭，小孩才能开动吃饭。也许很多人认为那不就是很多华人家庭会做的事和应有的修养，但是对我们这样的家庭确实增添圆融与和谐的一面。当时母亲非常认真，她说那是华人优良传统的一部分，符合儒家思想，我们年纪小感觉啼笑皆非，不过也乖乖依从，至今数十年不变。
在当年的热门话题中，儒家思想又与1980年代”亚洲四小龙”(新加坡、台湾、韩国和香港)的高度经济发展挂钩，高度评价儒家思想之余，肯定增添年幼的我对它的好奇心和疑问。这几个地区的共同点真因为儒家思想对价值观、行为模式、社会结构稳定和人伦关系的塑造而享有经济发展?这些似乎跟我毫无关系的疑问伴随我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一路燃烧我的青春岁月。
而对于一个生活在多元种族和多元宗教社会的少年人来说，能有机会通过学校课程——儒家思想接触华族经典文化，阅读文言文和古人的智慧精髓是何其兴奋的事。另一方面，课程更对自我认同的探索提供另一个视角，丰富我身为一个东南亚海外华人的身份意识，甚至也激化我对中华文化更大的兴趣，后来我还决定到台湾去接受大学教育。这是一个很大的跨越，我从一个双语环境转到一个纯单语教学环境，不过经过一番努力和适应也游刃有余。
即使当时年纪小，根据我粗浅的理解，我很清楚知道儒家伦理不是宗教，而是华族延绵数千年的一套人生哲理和处事原则，即使说不出半句格言，也一样潜移默化在思维和行为中。有母亲在家中的刻意熏陶和社会环境的推波助澜，儒家伦理课程成为我极为向往的科目选择。诚然这层层叠叠的关系是我当年无法言明或厘清的，只有历尽春秋无数，回过头看方知其因果关联。
课堂上，我深刻记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貌似消极却充满智慧的理念，规范着人类的行为，对我影响至深。我记得”吾日三省吾身”的古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大理想、似懂非懂的”存天理、灭人欲”、还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理所当然。
课程终止乃新加坡人文史一大憾事
有趣的是，好些曾经修读儒家伦理课程的学生都在新加坡文教界服务，例如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院长陈志锐副教授和华侨中学校长彭俊豪等杰出的例子比比皆是。趁这次撰稿之需，我再次访问十几年前访过的企业家符标熊，确认我记忆中他曾提及修读儒家伦理对他影响深远正确无误。他欣然接受访问，在赶上飞机出差前在机场和我通话。
符标熊说，他父母通过言行身教给予他良好的家庭教育和修养，尤其在修读儒家伦理课程时发现那些至理名言正好延续和深化父母所教诲的人生道理，让他毕生受用无穷，奠定他的人生观，甚至是从商的理念。
他说：”我来自小康之家，家里没有人从商；当我初涉商场遇到光怪陆离的事，我问自己该怎么办，怎么解决?于是我发现只能回到最根本的理念，例如诚信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哲理，例如经营餐馆就要把顾客当成是你的家人，为他们提供最好的餐饮选择。”
新加坡教育部基于种种原因在1990年终止中学的宗教知识课程，实为人文史上的一大憾事。然而，这场人文实验却在众多的学子生命中开花结果，以圣贤的智慧火花照亮我们的一生。这一页竟然在台湾和中国等地受到学者关注，先后发表论述和研究，可见值得一再深究，尤其对本地学者而言。单单是我所知道的计有台湾文藻大学卓福安副教授的”80年代新加坡推行儒家倫理课程之因果分析”(2010年)、台湾真理大学邱文惠的硕士论文”新加坡實施宗教与儒家道德教育之探析”(2013年)，以及本地著名学者郭振羽教授刊登于本刊的文章：《回顾新加坡30年前的一场”文化再生运动”兼记1987年曲阜儒学大会》(2018年)。
文末，我只能说儒家思想当年是误乘”宗教知识”标签的船只航向华族莘莘学子的生命海洋，一方面成功以精心编绘和深入浅出的课本教导我，留下恒久深刻的印记；一方面因狭隘和不正确的”宗教”身份刺痛一个敏感多元种族和宗教社会的脆弱神经，而导致有关当局的尴尬处境而被迫停办。我国目光短浅的实用主义，确实勤于寻找有利的治国工具，却又不愿意走入该工具，甚至是族群的灵魂深处；长此以往造成新加坡族群间贫瘠的对话语言和狭隘的对话空间。
然而我还是深深感恩这场张冠李戴的美丽错误，感谢过去曾付出努力的本地领导人、曾汇集一堂的海外专家学者和教育工作者，为新加坡的人文天空撒放晶莹剔亮的智慧光芒，哪怕就是那几年。我甚至相信儒家伦理或思想，作为亚洲社会的思想基石、内涵和人文遗产，必定要超越种族、语言和地域的局限和桎梏，才能成为世界文明和全球人类的珍贵文明献礼和资产。儒家”天下为公”的理想世界和仁爱的核心思想肯定是目前纷乱世界秩序该拥抱、该信仰的基本理念。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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