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军在1941年12月8日进攻马来亚，由吉兰丹的哥达巴鲁一路南下。沿途奸淫、抢掠、焚烧及屠杀，丧尽天良。日军在1942年2月15日占领新加坡后，即扩大其所谓的“肃清”行动至南马一带。从新山至笨珍路的二十至三十二碑内，两旁的村落都遭受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以北干那那来讲，就有几处无辜的平民被日军集体屠杀，其中以南株（又称为利南株、二南株）以及沙河的广西村的集体屠杀为甚，两处被杀害人数各达百多二百人。这些地方，北干那那人都把它们称着杀人芭。几乎同个时期，小笨珍的另一个县属新文龙（文律、龙引、新嘉兰）也有一宗集体大屠杀的惨案。
图1：南株惨案殉难者公墓
图2：新文龙殉难者公墓
图3：沙河广西村殉难者墓
南株惨案
根据日本战犯郡正三的供述和幸存者的记忆，当时进驻小笨珍的日本部队是由酋木庭部队所属，永松大尉率领的一支部队。他们一进入笨珍区时，就大事搜刮，小至蔬菜，大至家禽牲畜，不管是鸡鸭牛羊猪，一概不放过，而且还是挨家挨户的搜索，无人能幸免。当这支部队来到柔佛路二十四碑处，路经埔来港然后直驱北干那那，就开始集体屠杀无辜平民。
1942年3月9日上午十时左右，一队人数约七八十人的日军，以脚车代步，由一马来人与一个身体魁梧的台湾人率领带路，从二十六碑绕道双溪毛力的小路，包围南株的永成胶园里的住屋。由于该地偏僻，许多逃难者纷纷从小笨珍镇逃到这里来避难。据生还者后来说，在那个胶园里，避难者除了陈姓园主及其家属之外，还有小笨珍卖猪肉及蔬菜的小贩，以及当时南益胶厂分栈的员工，人数达百多人，其中妇孺大约有六十多人，男人约有五十多人。日军命令所有的人都集合在屋子外面平时晒槟榔的空地上，男女分两边站立，然后一个个给予反绑，再将每五六个人绑成一串。
日军接着把绑着的人悉数拖到附近椰树下，将他们全部拴在椰树下晒太阳。可怜这群人被太阳暴晒了一两个小时后，再次被拖往胶园后面的水沟旁，然后日军强迫所有的人都跳进水沟里，并且在大约数远的地方，架起了机关枪朝他们扫射，枪声卜卜一连四五轮，当场血肉四溅，血水染红了水沟，尸体漂浮其中。
日军不久离去，侥幸生还者不敢动弹，一直等到傍晚时分才在昏暗中极力挣扎，相互协助挣脱了缚绑迅速离开，在就近的丛草里躲了一宿后逃往埔来港。三天后才秘密雇托工人，把水沟里百多余具的尸体草草埋葬。
为了安抚这些被残酷杀害的游魂，殉难者家属在和平光复后，立即发起倡议集体拾骸，建墓立碑。笨珍闻人洪于谅、陈有岸，新山黄玉华等的家属，都是南株惨案的殉难者。彼等倡议挖掘被害者骸骨，然后合葬于笨珍路二十三碑福灵山之原，同时竖立起三座纪念碑。这三座纪念碑屹立于坟山入口处，中间那座略高，碑上有数目字“3139”，实为民国卅一年三月九日，也就是南株大屠杀的日期。碑上有一碑文以红字写着：“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三月九日惨遭日寇杀害于柔佛埔来之而南株华侨男女老幼殉难公”。这三座纪念碑在建竣后，于1946年7月28日举办各界公祭之日，当时踊跃出席者有来自文律、笨珍、新山各社团代表及被害家属百余人，且宣读祭文。
火烧沙河广西村
据维基百科资料显示，北干那那另一场大屠杀在沙河的广西村发生。笔者在北干那那狮子会李艾津会长的协助下亲访当地数位广西耆老。幸存者许庆波告诉笔者，1942年10月21日日军闯进沙河村，把当地全村37户人家超过两百人都集合起来，赶进一间屋子里后把门上了锁，然后放火烧屋，屋内所有的人都烧死，一个也没有幸免，就这样在惨叫与嚎啕声中命丧黄泉。日军的残酷无人性可见一斑，广西村大屠杀发生于被称为水浸芭的一带，现在都已经无人居住，已经是荒芜的野草芭地，由于大屠杀的发生，该地区也被人称为沙河杀人芭。
血染文律河
1942年3月6日日军云集文律，切断所有的交通要道后，分批到文律、龙引、新嘉兰邻近各个乡村挨家挨户搜查，不管男女老幼，逢人便抓，全部押送到文律巴杀内，计有一千多人。继而把妇女集中在新生、乐育及马来学校里，然后任由兽兵加以轮奸后或挖洞活埋、或活活捅死，有人隔天目睹叠叠的裸体女尸堆集在学校门口。男人则全部被押到文律河边，每五个人为一串反绑起来，由日军分班用机关枪、刺刀轮流刺杀，刺杀后成串被推下文律河。鲜血染红了整条河水，积尸竟然让河水断流，惨不忍睹。有人目睹，两个日本兵把小孩子抛到高空，另一个以刺刀把小孩戳死，这种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一直进行到翌日，文律顿时变成人间炼狱。
侥幸逃过屠杀者却有如待屠之牛，只能坐以待毙。侨领施冬虽逃入山林，仍然被奸人所害，被捕送往株警局，后来受极刑致死。多名侨领也被通缉逮捕，当时被通缉的有杨哲业、梁至兆、杨仁全、王玉洋、杨仁迁、陈汀秋、陈乃仁等人，所幸他们听到风声，即刻躲入山芭才得以幸免。
日军在1945年投降，文律、龙引、新嘉兰三区中华商会为哀悼该区殉难侨领及千余名无辜遭日军屠杀的侨胞，于1946年召开会议，议决进行挖掘殉难者遗骸，举行公葬并建立纪念碑。在三地挖出的骸骨，共30余大缸之多。1948年1月6日，三区同胞联合举殡，从文律，经龙引而至新加兰，时适傍晚，天色昏暗，细雨，场面哀伤，民众跪地嚎啕痛哭，目送灵车徐徐开往武吉株广福义山安葬，公祭时群情悲愤共读下列祭文：
“倭寇暴戾，侵略炎荒。兽蹄所至，日月无光。集体屠杀，侨领皆亡。无辜黎庶，同遭祸殃。血腥统治，三载浩冤。尸山血海，哀哉羔羊。遗骸未瘗，同侨心伤。筹备公葬，永志忠肠。魂归净土，气壮南洋。取义成仁，百世流芳。际兹扶桑降伏，马来重光，剖兽敌之心肚。虔备祭礼，集殉难之忠骨，勒碑刻铭，只见黄花岗上，永留南国之赓歌，青草墓前，长供后人之凭吊，丰碑屹立，可慰忠魂于夜台，黄竹歌哀，难赎生身于阳世，精神不朽，附骥卫国之魂，浩气长存，垂标丹青之史，如今冈峦耸翠。忠骸以长埋，林木苍梧，沧海茫茫，生也岳岳，死也堂堂，三区公祭，哀泣墓场，敬奠杯，来格来尝，悲夫尚飨。”战争已过去八十年，然而历历在目的血海深仇又岂是岁月能磨灭者，如此惨绝人寰令人发指的暴行，对无辜的良民及妇孺蹂躏杀害，公道何在？含冤莫白的殉难者，向谁讨回公道？
作者为马来西亚资深地方文史工作者
图片由作者提供
参考资料：《南洋商报》12-4-1946，29-7-1946，1-12-1947，7-1-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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