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慕羽（左）与魏维贤合照。（照片由马六甲沈慕羽书法文物馆提供。）
沈慕羽（1913-2009），祖籍福建晋江。出生于马六甲，毕业于马六甲培风中学，曾担任马六甲平民学校校长长达27年，也曾担任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主席长达29年。创办晨钟夜学，并担任晨钟夜学校长长达70年。早年参与马华公会，企图通过政党政治争取华文教育的平等地位。1971年，参加全国华人团结大会，遭警方以涉嫌发表煽动性演说被控上法庭，诉讼两年。1987年，马来西亚全国华团政党表示反对政府派遣不谙华文教师到华小担任高职，在天后宫抗议大会发表演说，在《内安法令》下遭扣留。有52年的日记存世，已出版有沈慕羽著、何启良编《沈慕羽日记全集》（第1卷）（1957年）（马六甲：沈慕羽书法文物馆，2003年）。他亦是一位书法家，其颜体被誉为雄肆笃实、宏伟端庄。
魏维贤（1929-2013），祖籍福建同安。早年为吉隆坡华校视学官，1950年马来亚大学教育系毕业，任教于新加坡华侨中学，后赴英国伦敦大学深造，先后获得文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55年至1962年，曾任马来亚联合邦教育部官员、专科师范学院讲师、关丹英文中学校长、槟城师范学院讲师，1963年至1971年任新加坡大学教育学院高级讲师，并被任命为该院院长。1983年任新加坡工商银行首席执行董事。曾任南洋艺术学院院长、中华总商会秘书长。1982年当选为南洋学会会长，曾任《南洋学报》、《东南亚教育学报》主编。
“年才三十余，才华不凡”
在新加坡，大家所认识的魏维贤的身份是多重的。他曾经是新加坡大学教育学院讲师、南洋学会会长、南洋美专院长，也曾经是一位银行家、总商会秘书长。他交游广阔，与众多国内外学人和团体都有交情，藏书极多，又喜爱收藏书画，在新加坡文化界引领风骚多年。其学术著作不多，他自述：“我喜欢读书，讨厌写作。”1马来西亚读者较熟悉的，是他和郑良树合编的《马来西亚、新加坡华文中学特刊提要附校史》。2 他也曾和许苏吾编过南洋研究先驱人物陈育崧的《椰阴馆文存补编》一卷。3
早期魏维贤担任过马来亚联合邦教育部官员。从马来亚大学毕业后，他就当上了联合邦华校师训主任，与视学官锺敏璋是同事。4 1958年，在吉隆坡举办了一项号称“吹响学术研究号角”的“联邦教育界划时代创举学术研究会”，讲员有刘英舜、潘重规、涂公遂、章熙林、严元章、郑铭泮、谢冰莹、魏维贤，都是“名重一时的教授及学有专长的专家”。研讨会由雪兰莪官立华文高师同学会主办，大会主席是陆庭谕。5当天的演讲里，魏维贤喊出“教育革命”的口号，在结论中沉痛地指出，现在的教学有几个错误的观点：“怕麻烦，墨守成规，教不完，不设法自己找设备，抹杀人才，坏风气。”6都是一语中的。当年魏维贤仅29岁，是这批学者中最年轻的一位。
沈慕羽对魏维贤的印象，从后者30多岁开始到彼此年老，都是极好的。他们60年代初就认识，直到彼此的暮年还有来往，交往的时间不可谓不长。相交期间在马六甲相聚、书信来往、墨宝相赠、电话往来，在沈慕羽日记里都有或长或短的记录。到了晚年，相知渐深，沈慕羽称他为“老魏”，极为亲切。1996年，魏维贤罹上初期鼻癌，摇电话请求沈慕羽为他写“座右铭”，其言也怜，沈氏成为他生命里挫折时的倾诉对象，可见对他的尊敬，把他当做一位推心置腹的知交。
约20世纪50年代后期，魏维贤初次与沈慕羽相识。他回忆说：
虽然我在教育部的视学范围很广，但很奇怪的，我对马六甲是否有点偏爱，一有机会或借口，就驾车到这古城来，因为除了办理公务外，还可以拜会沈先生。我们通常约在傍晚见面，先来个大谈特谈之后，才到附近的一条小巷里吃一餐非常简便的晚饭。接下来又是谈天，这时候我们把阵地移到马六甲的海边，凉风习习，微波击岸，别有一番难以形容的滋味。沈先生很健谈，又有很丰富的知识，不管是评人论事，都有他透彻的见解。由于工作上的共同兴趣，我们的话题总是环绕着当地的华文教育问题。如果我对这问题有点认识，沈先生可以说是我的良师益友了。7
魏维贤在沈慕羽日记里出现，则是60年代初期。魏维贤给沈慕羽的印象是“年才三十余，才华不凡，在新大任教，当能继续研究工作，来日成就，定无可限量也。”
中午赞天兄请锺主任在中国饭店吃饭，邀余及余锵作陪，魏维贤夫妇亦参加。魏君与余阔别已数年，神态自若，一如往年，晤谈甚欢。数年来，彼曾任蕉赖路专科师范学院讲师，嗣调任关丹英文中学为校长，一年半后赴槟任师范学院教席，郁郁不得志，因而请为新大讲师，经已批准，明年起赴任。魏先生年才三十余，才华不凡，在新大任教，当能继续研究工作，来日成就，定无可限量也。（1962年12月21日“欢晤魏维贤”日记）
沈慕羽一向的习惯，与人第一次见面，会写下第一个印象，而且还常会就此推测其日后所为。年轻的魏维贤给他的印象无疑是极佳的。从“魏君与余阔别已数年”的字面推测，彼此在数年前已有晤面的机缘，如今再见，重叙旧缘。沈慕羽所提有关魏氏在新加坡大学任职之前的履历，未见于其他文献。
“贡献意见”
60年代中期，马来西亚华教团体积极筹备申办设立独立大学事项，沈慕羽任筹备委员会副主席。其中一项任务即组织一个学术顾问团。他征询各方学者的意见，也有要求他们为顾问的，如傅吾康。魏维贤就是沈慕羽所征询的学者，沈氏向他征询意见，或邀请他为顾问，应该是可以预料的。当然，他同时也希望他能推荐较为著名的学者，为独大的创办助威。1968年独大发起人大会在吉隆坡举行，当局都有邀请愿意协助的学者出席，提供意见，或列席见证，魏维贤是被邀请者之一：
……晚间接魏维贤自星加坡来长途电话：大意说他不可能参加十四日所召开之独立大学发起人会议。关于办独大事，他贡献意见说，事不可急，在大会中应表示坚强立场，勿因受压力而动摇。至于大学计划，可聘专家起草。彼已约魏雅聆等人作大学咨询，等候我人前往星洲商谈。……（1968年4月12日“魏维贤的电话”日记）
1968年4月14日，独立大学发起人大会召开，出席人数700余人，其中社团代表199人。当时，“马来西亚独立大学筹备工作委员会”宣告成立，并发表《创办独立大学计划大纲草案》及《马来西亚独立大学发起人宣言》。这个历史性的时刻魏维贤本来被邀请却缺席，但是在电话里则说了一些鼓励的话，“事不可急，在大会中应表示坚强立场，勿因受压力而动摇。”沈慕羽听之，深以为然。
魏氏也热心推介另外一位学者魏雅聆为学术顾问。魏雅聆（1920-2006），出生于新加坡，祖籍福建漳州，是新加坡著名医生。1957年出任新加坡大学筹备委员会主席，负责聘选首任校长，继受任为南洋大学学术检讨委员会主席，草拟《魏雅聆报告书》，南洋大学则据以进行改组。后来独立大学筹备没有魏雅聆的参与，当然有许多原因，沈慕羽说草拟书已另有其人是其一。以当年南大改组的争议来看，倘若魏雅聆参与独大发起人，是否适合，应是一个问题。显然这已经超越了“文人多嫉妒”的个人问题了。这里沈慕羽透露了独大计划书初为许云樵所书，是一项珍贵的史料。
作为一位搜集史料者，魏维贤对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资料的收集工作也相当积极。然而此类资料零星散布在马来西亚各个角落，要搜集谈何容易。一般研究者当然会从自己最熟悉的地方或组织着手。魏维贤可较轻易寻获到资料的其中一处，是沈慕羽本人的收藏或他任主席的教总。沈慕羽日记有好几则是有关魏维贤来访，与他访谈，或向他借用华教资料，或带友人交换意见等：
……他现在主持星大教育学院，该院现正着手搜集有关华教资料，尤其是马来西亚方面的。他想从教总方面找寻，求我给他方便，事关民族教育史，我们必须至成之。……（1969年11月8日“魏维贤专访”日记）
魏维贤要借用马华教育资料，我不使失约，天未破晓，即起收集一部分，另一部分则于校中收集，黄秀容果于上午十时到校取去。不过我所担虑的是拿得出去，恐不易拿回来，因在新山关卡有书报检查也。（1969年12月9日“教育资料”日记）
……他说他在星大极力鼓励读华文，他说受过华文教育的人，多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念头，许多教育机关、慈善团体，便是他们出钱出力倡办的。他说在新加坡的马来人，由于乡村多已发展而成为市区，他们已分散于各角落。他们绝大多数进英校肄业，除英文外，他们选的第二语文是华语。而英校教授第二种语文，也视非华人的学习能力而定。……（1970年8月19日“魏维贤来呷”日记）
沈慕羽帮学者搜集资料是热忱的，每次找资料，总会“翻箱倒箧”。他的收藏一直是杂乱的，他一直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整理。“我的东西非常凌乱，从来没有整理。”（1976年7月22日日记）。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黄亚花的出现。把资料借出，沈慕羽有担忧的一面。“我所担虑的是拿得出去，恐不易拿回来。”这都是一位爱书人的一般心理，沈慕羽日记常有透露。“这是我一生的珍贵记录，如有遗失如何追寻。”（1994年3月27日“买书橱，整理文件”日记）。可以看出他是多么爱惜这些文件。在这几则日记沈慕羽也记录了魏维贤的一些谈话内容，间中可以感觉魏氏对诸多事情的看法。
沈慕羽（左二）与魏维贤（右二）等合影。（照片由马六甲沈慕羽书法文物馆提供。）
《沈慕羽通讯录》有收录1975年5月29日魏维贤致沈慕羽函：
慕羽兄如晤：
阅报获悉吾兄荣任保险公司要职，可嘉可贺，尤可贵者，在百忙中仍不断为华教努力，言行一致，令人肃然起敬。
弟自担任南大亚洲文化研究所所长以来，即强调及加强同仁对本地区之研究，颇获各方支持，堪以告慰，兹有同仁洪镰德博士提出一项“马六甲华人社团研究”计划，并获得本所之支持与资助，为进行初步调查洪博士将于六月六日（星期五）开车到马六甲与有关人士联系，素仰吾兄道德文章，社会崇高地位，特嘱弟代为推荐，并望能抽暇与洪博士见面及赐教，以方便研究工作之进行。……
1975年6月3日“维贤来书”日记：“昨接魏维贤来书称他现担任南大亚洲文化研究所所长，其同仁洪镰德博士将于六日抵呷，进行‘马六甲华人社团研究’，该计划得到该所之支持与援助云。洪博士中国大学毕业后留德，曾在欧陆各大学执教多年云，学贯中西。”此信主要是介绍洪镰德到马六甲访问。6月7日，洪镰德和他的朋友宋明顺抵呷：
洪镰德博士和宋明顺教授都在南大服务，昨挈眷一齐来呷，下榻Rest House。昨晚夜学之后，我去访问他们，因时间已晏，只稍谈即归。
洪博士于1960年台大毕业，赴德留学，又在维也纳考获博士，他能精通德、法、意、英诸国文字，除担任南大教授外，又兼商报社论评述员，其专论时常在星洲专栏发表。
洪博士送我一本他的著作《现代社会学导论》，是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人人文库中的一本。
今早我带他们到培中，适军乐节在姑务操场举行，全呷学生军乐队都参加比赛，邓日才代校长，他也在观看比赛，我带洪、宋去体育场，虽没入场券，一路上都有人向我招呼，洪、宋同赞我人缘广阔。
由于时间关系，洪、宋两人由我导观青云亭，会见金星师，他又侃侃而谈，洪、宋几无置喙余地。
洪、宋两人彬彬有礼，探询我之经历，极表惊奇，盖一侨生子弟未曾在祖国受教育，竟能对本族文化有如此强烈的热爱。……（1975年6月7日“洪镰德与宋明顺”日记）
这些都是沈慕羽与学者的来往记事。
“关于我的言论集事，他答应要想办法”
沈慕羽是富有历史感的人，一生收集自己的文献和资料极多，为自己的身后名、为后人的记忆、为华人史留下遗产，都是他想出版资料的缘由。教总策划要出版他的言论和著作，是在80年代中期。1986年10月17日日记记载，教总沈慕羽出版基金成立，开始策划出版沈慕羽文献资料。1995年出版了《沈慕羽资料汇编》的第一册《沈慕羽翰墨集》。但是从现在的记录看来，在此之前沈慕羽已经动了念头，并且有了动作。与他合作的人就是魏维贤。
沈慕羽和魏维贤有默契，是魏氏首先搜集他个人资料的，现在我们知道的是演讲稿。1978年，沈慕羽任职的亚洲寿险公司在新加坡召开大会，散会后，沈慕羽约了魏维贤谈话，日记有这样一段：“关于我的言论集事，他答应要想办法，我说印刷费是不成问题的。维贤说话，井井有条，娓娓动听，的确是个人才。”（1978年8月24日“亚洲会议、魏维贤”日记）。从这里可知他们讨论过沈慕羽言论集的出版事项，症结不是出版费用，而是编辑问题。
但是后来双方都迟迟没有进一步的动作，主要还是魏维贤不主动。1987年“茅草行动”沈慕羽被逮捕，在太平扣留营被困了6个月，释放后，心情自有恍若隔世之感。魏维贤也曾去信慰勉（1988年6月13日“函贺获释”日记）。沈慕羽日记记载，一日闲来无事，在家里整理凌乱的文件，其时资料、书籍、文物都被家人搬运多次，而又缺乏系统的整理，他看来异常心酸。这是他一生的资料啊！在重新翻阅这些堆积如山的资料时，他发现“还有魏维贤替我整理的1960年至1968年间的重要演词”：
去年十月廿八日被捕后，总行恐受连累，请家人把我的文档移开，家人只好从命，陆陆续续，搬了好多回，终于搬尽了，所有的东西都寄放在墨美的家，一捆一捆地堆在一木橱里，杂乱无章。今天下午三时，亚莲载我去看，发现了一些重要文件如1966年被开除事件，1971年怡保煽动案件，还有魏维贤替我整理的1960年至1968年间的重要演词，包括致陈修信的信，及马青对华教的备忘录。这些文件如发表必轰动一时，同时也可使社会人士了解我对维护中华文化的一番苦心也。（1988年6月14日“整理文件，学习电风琴”日记）
无论是沈慕羽资料的汇集出版，或者日记的刊行，或者其传记的撰写，或者其一生文献资料的最终收藏处，都经历过一段曲折的过程。就其“言论集”而言，最终是在1998年由教总出版《沈慕羽言论集》，分上、下集，收录了沈慕羽的演讲稿、文章和序文。至于魏维贤替沈慕羽“整理的1960年至1968年间的重要演词”，编者是否有采用、如何采用，不得而知。但是该书魏维贤有序文《尊敬的沈慕羽先生》，并没有提及此事。8现在阅读日记，其所记者，能够让我们进一步了解到沈慕羽资料汇集和出版过程里，魏维贤似乎扮演了某种角色，给予研究沈慕羽资料编纂史的后来者一项值得参考的记录。1984年3月20日“魏维贤的文章”日记：
今天接到魏维贤博士为我所撰的《我的良师益友沈慕羽先生》，文中叙述我们当年认识的经过，以及后来的交往，是一篇坦坦白白的回忆录，和傅吾康所写的《我与沈先生交往的纪录》一文，性质差不多。
90年代沈慕羽担任林连玉基金主席，每年都会举办林连玉讲座。1991年，筹委会邀请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杜祖贻、颜秉，以及魏维贤演说，题目为“面向廿一世纪的教育”。此外，彼此还有书信和电话来往。1996年4月27日“与魏维贤、陈怀天通话”日记：
早上没事摇电话与魏维贤谈话，他说新纪元不成，我们可以开办各种课外课程，不可搁下。他罹上初期鼻癌，经电疗应无事。他要求我为他写座右铭，又没稿，真为难我。……
又，1996年5月8日“魏维贤来函”日记：
说“我很喜欢您老人家的字，它能呈现您的高尚人格，何止艺术瑰宝，希望您灵感来时，再写一幅中楷作交游半世纪的纪念。”“政府在表面上看重华文，其实会带来对华教不利的冲击，拉刹父子两人半世纪有耐心地要完成最终目标，显而易见。”“新纪元难批准乃意中事，不过我们应利用空间提供华文媒介的各种短期课程。”
魏维贤在沈慕羽暮年还有通电来往，对沈慕羽的一些活动也给予意见。2007年农历新年，年初二，喜气洋洋，沈慕羽家贺客如云，子孙、亲友都来贺年。沈慕羽已经95岁，向老人家拜年自是极为愉快之事。日记里以愉快的心情记述来电贺年的人名：“这两天先后打电贺年的有张雅山、黄明治、陆庭谕、冯扬提、孙弥文、莫太还有到金马士参观沈慕羽纪念馆的多位人士。”魏维贤当日也从新加坡来电贺年，顺便提及了一件事：“魏维贤来贺电，并建议纪念馆的名义有不妥之处，应删除纪念两字，只写沈慕羽馆可矣。”（2007年2月19日“贺客如云”日记）。
沈慕羽书法，磅礴大气。
金马士沈慕羽纪念馆为黄亚花和夫婿苏启慧所建立，收集了很多沈慕羽的生平资料和文物，不失为研究沈慕羽一生的资料宝库。魏维贤听了沈慕羽描述，建议不用“纪念”两字。原因是什么，日记里没有说清楚，只说“有不妥之处”。以现在我们的揣测，魏维贤认为“纪念”只适合于用在离世者身上，而当时沈慕羽仍然在世，何纪念之有？后来沈慕羽有没有把魏维贤的这个建议传达给黄亚花，不得而知。但是继沈慕羽纪念馆之后成立的马六甲的沈慕羽书法文物馆，则没有使用“纪念”二字，也算是不知不觉之间回应了魏维贤的建议。
“再写一幅中楷作交游半世纪的纪念”
沈慕羽与魏维贤的结交与来往，时间上看来比其他的学人较长，彼此的交情也较深厚。“我没和魏维贤博士联络已久，深深地想念他。”（1989年2月10日“魏维贤的读后感”日记）。除了郑良树（1940-2016）之外，魏维贤是另一位比沈慕羽更长寿的学界友人。谢冰莹、陈铁凡、傅吾康、王秀南都比沈慕羽早仙逝。
然而，事有吊诡，沈慕羽只差一点就为比他年轻16岁的魏氏写上“墓志铭”。1996年，魏维贤罹上初期鼻癌，他恳求这位他极为尊重的长辈为他写所谓的“座右铭”。所谓“座右铭”，是励志的金玉良言，然而就魏氏当时的心情与状况来说，染上鼻癌，日子苦短，“座右铭”未尝不是一种对其一生功业成就的记录，以表示悼念和安慰。所幸后来魏氏疾病治疗成功，到2010年才有复发的迹象。
他们两人谈得来，与魏维贤热心肠、好议论不无关系。魏维贤口齿伶俐，以一种颇为介入的身份和姿态月旦人物指点政事。沈慕羽说他“说话，井井有条，娓娓动听，的确是个人才。”（1978年8月24日“亚洲会议、魏维贤”日记）。从沈慕羽日记记述里，魏维贤曾经向他推荐某某人，也议论过某某人，贬褒都有，意见也多。我们可以想象一位很想引领一时风骚的学阀形象。这种介入的态度很容易给旁观者两种不同的观感，褒者曰有热情和责任感，贬者难免有讥其过于不甘寂寞。沈慕羽一直对他拥有着好感，对他的一些不同的看法都不以为意。或许这是一种缘分。
1994年，沈慕羽曾赠魏维贤一幅墨迹：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两年后魏维贤再来函，说“我很喜欢您老人家的字，它能呈现您的高尚人格，何止艺术瑰宝，希望您灵感来时，再写一幅中楷作交游半世纪的纪念。”（1996年5月8日“魏维贤来函”日记）。沈慕羽有没有再写，不得而知，或许在他敬天爱人的思考里，他已经为魏维贤写了他所期待的座右铭。
作者为台湾文藻外语大学特聘教授
注 释
1 魏维贤，<前言>，《教育论丛》，新加坡：友联书局有限公司，1971年。
2 魏维贤、郑良树合编，《马来西亚、新加坡华文中学特刊提要附校史》，吉隆坡：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学会，1973。
3 魏维贤、许苏吾编，《椰阴馆文存补编》，新加坡：南洋学会，1987。
4 <联合邦华校师训主任魏维贤•莅丁视察假期师训班>，《南洋商报》，1958年5月9日。
5 <联邦教育界划时代创举•学术研究会开幕礼隆重举行吹响学术研究号角•将在马来亚散播优秀学术种子•为马华文化史上写下辉煌一页>，《南洋商报》，1958年8月12日。
6 <魏维贤讲小学教育问题•喊出教育革命口号>，《南洋商报》，1958年8月20日。
7 魏维贤，<我的良师益友沈慕羽先生>，《晚节飘香--沈慕羽先生七十荣寿贺文集》，吉隆坡：教总，1991年，页57-58。
8 魏维贤，<尊敬的沈慕羽先生>,《沈慕羽言论集上》，吉隆坡：教总，1998，页X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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