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周维介
板屋校舍
百年前中国华族移民千里南下，蝇营狗苟讨生活之际，受到不曾有过的陌生语言环境冲击，不免惦起自己原有的那点身份，忧心随着时间推移，后生们会悠忽忘祖，活成一个不知有秦汉的新人类。因此，物质条件虽不尽如意，仍想方设法保有自己所认知的有限香火，祖传的之乎者也、三字经、幼学琼林便时显时隐地从人们的脑际掠过，随后源于中国的私塾模式便移植到了南洋赤道小岛，以华南方言为童子开示弟子规与百家姓。方言私塾或书塾，就此成了新马华校的雏形。百多年前它游离不定、游兵散勇的状态，蘸着狭隘的地域观念，因此多数的平民子女都被隔绝于门墙外，加上它的教育内容过于落后窄化，无法跟上西方新式教育的步伐，终于迅速被时潮所淘汰。滥觞于1900年代的新式华文小学成了本地华社的教育新载体，在以后的半个世纪里，从体制到教学内容，它都向当时的中国教育看齐，以它为马首是瞻。
以亚答屋起步的华校
华校是粗生粗养的。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板屋校舍”是许多华文小学的独特标签，尤其是市区外的这类学舍。而当时的英文小学，都是亮眼的钢骨水泥建筑，两者对比鲜明，外形落差极大。新加坡独立以前的市区范围不大，大坡与小坡是核心的繁华地带，商圈、机关单位云集，多的是钢骨水泥建筑，档次低一些的，好歹也是锌板屋。实龙岗路衔接着小坡梧槽，惠泽于市区，也长成个“钢骨水泥丛林”模样。至于河水山这类地带，虽然离市区不远，但只能算是“乡村”或是“贫民窟”，一眼望去，尽是横七竖八“星罗棋布”的亚答屋。由于亚答屋用的是易燃建材，屋顶是晒干编织成的亚答叶，屋身是单薄的木板，容易引发火患，像1961年那场烧了两三天的大火，祝融一发飙，就在岛国历史留了名。
河水山大火烧毁木屋区的年代，恰是华文教育开始进入一个发展的尴尬年头。那时，英国人酝酿撤离，本地英校的人口反而冲破闷局，超越了华校，并且逐渐拉开了差距。目睹此景，华教圈里人们心情虽五味杂陈，但仍没有完全放手的意思。一些人心中，仍燃烧着办学的火焰，但更多人的母语教育热情，像河水山浇灭了的火苗，只剩遗烟。
亚答屋、火、烟灭。政治的演变不是定时定点的季候风，有时候无法预知风要往哪个方向吹。本地的华文小学，兴于一百年前，盛于二战前，衰于战后，亡于独立后二十年。沧桑路途百余年，板屋校舍始终是大多数华小的形象特色。新加坡摆脱殖民地统治当家作主之后，华校没有迎来脱胎换骨的新气象，而是屋漏之后的崩塌。时代没有选择华校，这一页历史也就翻了过去。不是耽于悲情。家业没了，无以为继，心海里留存的一点非物质记忆，或许还值得一书，留着让日后有心的过客匆匆一瞥。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就读于公立孺廊学校，典型的乡村板屋小学。在亚答屋居多的乡村，校舍盖着锌板屋顶，室内架着天花板，板墙木窗，够豪华了。一年级上“唱游”课，多数时候老师领我们越过篱笆到橡胶园去。安静的胶林里有一条小溪，一旁的空地上横着倒下的大树干，我们随意坐下，老师在这里教我们唱歌玩“老鹰捉小鸡”。四年级时，美术老师领我们越过另一面篱笆去写生。那是一处茅草丛生的小土坡，长长泛白的茅草花盛开时，回望校舍，会有一丝幸福感浇上心头。我长大后看过一组老照片，见识了母校创建于1930年的最初容颜。明白了一所学校的诞生，虽然寒伧，却没有“人穷志短”的自卑心——那是一爿借用杂货店来开坛讲课的空间，一座独立低矮的亚答屋，覆盖着亚答叶，屋身是粗糙的木板，没髹刷灰水，你不禁想起两千多年前颜回一箪食一瓢饮的安贫乐道。吾道不孤啊。小岛乡村的华小，初始多是这般模样的。再拮据些的，便借用戏台上课。戏台一年搬演几回酬神戏，答谢神恩之余，多数时候闲着，摇身变成莘莘学子的露天教化之地，神明还是点头答应的。华文小学，十之八九起步时像个摊贩，在不起眼处搭个粗糙棚子就开档营业，一分一毫地捡，背后是华社先人对教化之梦的坚持。社会越落后，办教育的欲望越旺烈，尤其是离开母国千里之后，他乡异地有允许呼吸的窄小空间，自力自强可是恩泽子孙的大事，养而不教，有愧于列祖列宗。“识字记账打算盘”，为子女改善生活谋出路的现实观点，搭配着传承母族文化的考量，是人们认为在水之南两全其美的教育良方。
离开了乡土，华族先辈从生活中深切体会到文盲的缺憾。我村子里的老大娘与母亲侃大山，常落下“不识字最惨”的话语，她说的不只是自己，包括她三名亲生子女在成长的年代“没书读”，而今只会看“尪公”（图画）不会“读报纸”的无奈。她不时给村口那些为学校出钱出力、赤膊穿黑粗布唐裤的校董点赞，逢村童围绕身边，总是不忘耳提面命，规劝他们好好“读册”，将来才能“快活”。我想起早期华人社会流行的闽南方言《过番歌》，里头有一句“卜做财副呣捌字”（要做文员不识字）的感叹――不识字，只能活在现实底层，没有出头天。
亚答屋顶的板屋学堂，多见于三四十年代，之后随着热心人相互扶掖，这点华社的精神家业便有了提升。亚答屋顶换上了锌板片，屋身刷成雪白的板墙，搭配着或蓝或绿的窗框，华小像穿上了统一的制服在小岛各角落站立成你我熟悉的标志。简朴的校门上书着“公立某某学校”的方块字，“公立”一词，看似一丝不苟，俨然名门嫡系的味道，其实不然。它透露的恰是出身不好、接受“辅助”的庶支信息。嫡系正统的英文学校都没戴“public school”这顶帽子，呱呱落地就是一栋栋的砖墙瓦屋。
当年我们的小学隔邻就是一所英文学校。一列列整齐的洋房之外，它还有一片平整的青草地，以及现代化的干净厕所。英校教室里的桌椅与我们不同，它的桌椅都是铁材料，每名学生一套独立桌椅，椅子还有靠背。我们使用的全是板桌板椅，所谓椅子，其实是双人共坐的长条凳，板桌也是两人共用。虽然条凳用久了会松动夹伤屁股，但华校生在“乳臭未干”的年龄就学习适应在同一条船上摇摆的境况，不失为一种社会化的磨练。华校物资不如人，但课室里有不少板桌的侧面，用白漆写上“某某某先生捐赠”的字样，坐在这样的空间里日复日年复年，渐渐明白了华校的存在是点滴善心善行的积累，你还不在学习上加把劲，证明没有青草地没有马桶厕所也无损于知识的吸收？等你开了窍，回望远去的风景，才感知你读的是全世界的史地人文，接触着比别人还宽广的知识面。逆风而行虽然有伤有痛，收获却如此丰富，感慨之余，又觉得不虚此行。
六十年代，沿着弯弯曲曲的裕廊路，密集地布置着维新、裕华、培德、醒南、孺廊、辅华、洛阳、裕群等华文小学；杨厝港有友益、发明、启明、中华、励华、陶蒙、竞新，都是锌板屋建造的小学堂，也多数都经过以亚答屋起步的阶段。今天，人们吃甜品时熟悉的、半透明的“亚答籽”，吃着甜在心里，殊不知半世纪以前，这种长在沼泽地带的棕榈科植物的叶子，被编制成建筑材料，廉价地用于屋顶，替千万人遮阳挡雨，也为华校起步艰难阶段解决了校舍问题，让时雨春风抚育着一代又一代的平民百姓。梁绍文在《南洋旅行漫记》一书中描述了上世纪二十年代他参观马来亚华小的情景：“我所见到的几处贫民窟，他们亦居然办了几所学校。自然他们的学校比不上资本家所办的那样完备，经费亦不免拮据。但是，他们以拖东洋车或是挑重担得来的血汗钱，舍得拿出一部分来办学校，实在难能可贵！”说到贫民窟，我想起那个年代的“义学”。所谓义学，就是俗称的“平民学校”。马来亚华教斗士沈慕羽回忆，平民学校“起初命名为‘贫民’，后来觉得有鄙视穷人之嫌，乃改为‘平民’，只收五毛钱象征式的学费。”1920年创立于大坡二马路（新桥路）的东安义学；海山街的三水义学；阿米年街的惠群义学；密驼路的知行义学；仰光路的华侨义学，都是前行代为了解决贫民文盲问题而点燃的文教灯火。
起步的阶段，市区及其附近的华小，即便有钢骨水泥校舍，却也一样面临空间局促、设备不足的窘境。数据显示，二战前新加坡有过大约370所华文小学，但多数规模很小，有些存在的历史十分短暂，例如鼎新、敦本、新华等学校，寄世三冬两载，匆匆一瞥，所有心意最终都只浓缩在简简单单的三两行字里。
二战以前，即便是市区的华小，也未必都有结构完整的校园。碍于经济条件，民间办学要解决校舍问题，首选便是租赁店铺。一个单位内除了教室与办公室，没有其他活动空间，那城市家居般大小的楼面，便是学校的全部面积，这是当时市区学校的常态。闲时翻读新马华校史料，“租三马路民房作为临时上课之所”、“租三角埔七号店铺为校舍”、“并于大伯公庙设分校一所”、“租赁水龙头一民房为舍”、“初租赁一亚答屋为校舍”之类的描述，透露了华校最初的状况——店铺、庙宇里的教育追求，像一支配备简陋但保卫家园意志强烈的小武装。
空间窄小，意味着规模迷你、师生数目有限。尽管如此，当年华校在小岛上分布的密集程度，却是今人难以想象的。二战前，大坡是文教内容丰富的区域，新加坡最早的学堂就滥觞于此。三十年代以前，在那几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华小密布，多达十余所。大坡大马路（桥南路）有辅女、中华；二马路（新桥路）有东安、冈州、培正、国风、福南；直落亚逸有崇文、培南、爱同、兴亚；厦门街有桃源、同民、明星。这些街道都只长百来米，却学堂云集。在积极兴学的年代，小坡也不遑多让，短短的梧槽路就有崇侨、华育、三育、举善这四所华小；1930年代，芽笼区的华小也够密集，有中华、育华、大同、育才、正中、丹诏、沙岗、成志八所。民间兴学之风鼎盛，但有限的资源因此分散，影响了学校的质量。
郑良树博士根据1949年资料编篡的“新加坡各华小教职员人数统计表”显示，那个年代华文小学虽多，但教职员其实很少。以今天的状况对比，你或能强烈感受到当时华校生存处境之艰难。这份资料，记录了当时113所华小的职工情况，当中被归纳为“特小型”的学校有55所，大约占了一半，它的教职员人数都在五人以下；被列为“小型”学校的，教职员人数介于6至15人之间，有34所之多，占总数的三分之一。把“特小型”和“小型”学校的数目相加，竟高达78%，超过了总数的三分之二。其余的22%，教职员介于16至25人的中型学校有11所；26至40人的“大型”学校4所；教职员41人以上的“特大型”学校，只得爱同一所。
教职员少，学生人口自然不多。在113所华小之中，学生低于350名的小型学校接近百分之八十；人口介于351至750之间的中型学校有16所；中华（肃街）、广福、新生、宏文、崇本、崇文、光洋这七所学校的学生人数介于950至1150之间，属于大型学校，多座落于市区；爱同独占鳌头，有学生两千名，是当时仅有的特大型学校。
新加坡华校发展史上出现过两次明显的小规模状况。一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前后，在条件匮乏的情况下，华社胼手胝足撑起教化的空间，他们怀揣希望，在氧气稀薄的环境里无怨无悔；另一次状况出现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在新的社会形势跟前，华小风雨飘摇、回天乏力，几代人奋力发展，好不容易扩建增加的教室里，出现了大面积的空白，令人意冷心凉。那种景象，犹如教育圈子里冒现了新造的高速公路，原有的羊肠小道迅速长草荒芜。八十年代初，电子铃声已窜走于各个校园，某日清晨，我一早到中北部某华小办事，意外遇见老校长缓步到那口校钟跟前，拉起绳索，击出宏亮钟声的画面，而教室里却学生三两，异常冷清，钟声遗音因而显得漫长。
会馆牵头兴学的岁月
二十世纪的前二三十年，本地规模较大、学校型态比较完备的华校，多由会馆主办，这些学校几乎都集中于市区。宗亲组织以群体的力量牵头办学，是华社的“神来之笔”。它以较为雄厚的财力、宽裕的人力与到位的社会认知兴学办校，是早期本土华文教育发展的重要梁柱。它十分接地气，受到华社广泛认同。当今我国的三百余所学校里，由会馆主办的学校，只剩福建会馆的道南、爱同、光华、崇福与南侨，加上福清会馆的培青与兴安会馆的宏文。殊不知独立以前，会馆办校其实是华校系统的一大特色。百年前中国移民下南洋，上了岸多半会直奔地缘性或血缘性的会馆寻找依靠，会馆的功能因而多元了。从乡情的基础出发，宗乡组织有了扶助乡亲的各种功能，包括觅职、安家、医疗、婚娶、丧葬、助学、调解、联谊……会馆在战前与战后三十年的华社发挥了极大的组织作用，尤其在教育上，从私塾、义学、中小学到南洋大学的创建，都有它厚重的分量。
20世纪初新式教育在新加坡发展初阶所成立的学校，多由会馆创办，例如应和会馆的应新学校（1905）；宁阳会馆的宁阳学校（1906）；茶阳会馆的启发学校（1906）；福建会馆的道南学校（1906）。百年来由会馆主办的学塾、义学和华小，至少有46所，多创办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目前转型存活且附属于会馆的小学只得7所，它们像怡保繁盛过的旧街场，在锡矿掏空之后归于平寂，一街的店铺如今多拉上了闸门，只留下三两食肆的可口滋味在凋零的街巷让今人点赞。
当年这类学校的主办者，几乎都是地缘性宗乡组织，血缘性宗亲团体实力较为单薄，所创办的学校只有5所左右。这些学校，当年多数是选择在会所起步办学，以节省开支。要是学生人数增加，场地不敷应用才另觅址建校。新加坡华社以福建移民为多，因此福建会馆的办学成绩最为亮眼。一些小会馆虽人少势单，但办学却不落人后，1939年禾山公会在小坡二马路开办的禾山公学；1931年南顺会馆主办的南顺学校；1906年宁阳会馆开设的宁阳学校；1924年三水会馆设立的三水义学；二战后广西暨高州会馆成立的三和学校，都是“人小志气高”的办校范例。
地缘性会馆之外，血缘性宗乡组织虽格局不大，但在办学路上也没有留白。二战前揭阳桂林刘氏公会创办的桂林学校；1929年苏氏公会在会所设立通德书塾（后改名培南学校）；1889年保赤宫陈氏大宗祠开设毓兰书塾（二战后改名保赤学校），都在华校的乐谱上留下跳跃的音符。
华校发展的最初50年，经费不足是最头疼的问题。当时，华校靠“有钱出钱，没钱出力”的信念且战且走，即便规模不大，也还是经常面临捉襟见肘的窘态。一些较具规模的会馆，除了自己办校，行有余力，也拨款资助它认可的小学。以1930年为例，福建会馆一共津贴了中华、丹诏、益励、光洋、崇德、彰德、振东、中南这八所小学，平均每校每年得800多元。1929年的数百所华小之中，接受政府津贴的有15所，每校每年得1500元。福建会馆以民间之力，在经济上支持八所学校，其能量非同小可。
上世纪二十年代以前，殖民地政府眼中只有英校和马来学校，华校因而得以“逍遥法外”，正如英国剑桥大学的维多巴素（Victor Purcell）博士在《近代马来亚华人》一书中所说：“当马来亚政府全神贯注于英文或马来文教育时，华校被搁置于一旁有好一段时期，他们依循自己的意思、趣向办学。”可是1920年以后，殖民地政府有了管制华校的意思，便推出“学校注册法案”，拟订了众多条文，只要华校愿意在教育部注册，便能领取殖民地政府的辅助津贴。面对新举措，华校反应冷淡，申请接受津贴的学校寥寥无几，原因是华小认为当局的条件过于苛刻，再说华校所得的津贴非常单薄，与英校根本无法比拟，为了有限的经费而被政府监管，不值得。
郑良树博士统计，1912至1939年间，新加坡有243所华文小学。殖民地政府于1920年推出的“学校注册法令”，在最初的十年并没有获得华校的积极回应。不过维多巴素点出，“1930年至32年的商业不景气，导致学校改变了态度”。华校在津贴上的所得与英文学校落差巨大，在全球经济大萧条、百业枯萎的客观大环境下，许多华校不得不向环境妥协，申请接受官方的辅助。三十年代以前，接受政府津贴的华校只有十数所，所得津贴每年只有620元。到了30年代，接受政府津贴的华校骤增至171所，各校所得的银额从30年代初的每年755元增加到1938年的1566元。1945年二战结束、日本投降后的学校复办过程中，华校依然受到重返新马的英国人所歧视。
1947至1949年各语文源流的津贴统计表显示，华校所得的津贴不及英校的四分之一。以学生所得津贴计算，19 47年英校生每人得75.51元，华校生只有6.35元。这一年，华校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阶段，新创办的华小高达33所，学生人口为53478名，英校生只有12031名，华校生的数量远远多于英校生，所得津贴却远远不如，这是华校的生存现实，根不正而苗不红，除了逆境求存，别无他法。
“月火水木金土”与值日生劳作
若干年前我国教育部宣布，打算在全国学校推行由学生参与打扫校园的活动，以激发学生热爱劳动的情感。许多老华校闻之，始惊觉自己求学时代校方安排学生轮流当值日生清洁课室的行为教育，不知何年何月已悄然退役。当值日生，是华校生的共同记忆。值勤日争取时间清洁课室是明确不可回避的“社会契约”，是一种不必言语的共识与默契。倘若大家躲懒，当天评比分数差强人意，累计了一周的成绩“吊车尾”，全班面子无光，是大罪过。老华校或许有记忆，一些认真的班主任积极动员同学向清洁锦标冲刺，调动各排组长分配工作，从清洁黑板、地板、室外走廊与沟渠，到排列桌椅、倒字纸篓，彼此分工，求快求好，争取在一刻钟的休息时间内把课室收拾整齐干净，战战兢兢等候当天的评审老师到来。遇到有“交情”的老师，跟前跟后你一言我一语讨老师欢心，企图博取高分数。积极而默契良好的班级，总是有办法让那面清洁锦旗挂在班上，看着有小小的虚荣丝丝的满足。进取心强烈的同学，会把“牛奶绳”（细麻绳）接好带来班上，对准第一排和最后一排、左边和右侧，拉直后调整桌椅，确保它在同一条直线上。从正面侧面观之，犹如军队在庆典上的方阵。
那时候不理解师长推出值日生制度的用心，只当它是校方布置的课业，完成它便了事。我的印象，从小一劳动到小六离校，排斥它的同学毕竟不多，再顽皮捣蛋的同学也会配合。德育不能光在课堂上宣讲，必须付诸行动才能收效。从小学到中学，公民伦理课上了整整十年，做人的道理重复又重复，如果欠缺行为机会，观念就无法内化成生活习惯。
从值日生制度，我想起“月火水木金土”。三年级时老师对我们说：第一排是“月”，第二排是“火”… …第六排是“土”，我其实并不明白它的由来。长大后才知晓，这叫做“ 七曜日”，是古代计日的算法“月火水木金土”，这“六星”代表的是星期一到星期六；“日”则是代表星期天。易经里有“七日一来复”的说法，表达了“周而复始”的意思。这种源于巴比伦以“星”为准的历法后来传到中国，最后在南洋华校中悄悄落脚。在那段华文还算有水平的时间里，中文印制的“上课时间表”并不直接写明星期一至星期六，而是代之以“月火水木金土”。学校里行政用的大黑板，也是以七曜日代表星期几。那年头学校每周上课六天，星期天休息，而学校课室里的座位恰好六排，因此每排根据“月火水木金土”的顺序，负责打扫课室一天。
值日生制度之外，华小的校园生活里也不缺“助人为善“的生活教育。我在60年代的华小岁月，每年总有几次，遇到班上或校内同学家里出状况，比如家长突然伤亡，家中经济陷入困境，老师会在班上陈情，希望同学们雪中送炭，隔天班长便开始负责收录微不足道的善款，大家五分一毛地舍，最后班长用纸张小心翼翼把钱包好，上书款额，再呈交老师。有时老师在周会上报告全校师生的捐献总数，让我们感觉到那结果里也有自己的一丁点付出，那可是少喝一杯“冰水”，少吃一片“菜头粿”换来的滋味。有时老师带来报纸，讲述里头的一则心酸故事，指着报上的新闻图片，一张是单边街“跳楼胜地”的组屋楼房照，从十楼高处画了一道长长的箭头直落地面，那是死者跳楼的示意图，旁边的另一张照片，七八个穿着黑色丧服的小孩与母亲一字排开，神情哀伤。老师讲了故事，鼓励同学们扶助一下，报纸上“嗷嗷待哺”这类词语，就这样留在了我们的脑海。我和朋友聊这段往事，触及这点，眼里都闪着光。那是校园里的生活教育，活生生，触动你我的恻隐之心。
华小济苦扶贫的事例，也反映在一些学校为学生家庭分忧解困的作为上，虽微不足道，却展现了人们对社会的关怀——1941年8月20日，南洋商报刊登了一则新闻，透露“大坡乞力律（当店巷）的东华学校成立了医赠部，聘用林希光医师为校医，贫困学生或其邻居无力就医者，可向该校领取医赠证”的信息。怀念这样的举措，众人都是一条藤上的苦瓜，因而能感同身受、有所共鸣。搞会馆、办学校之如此接地气，因为在那样的大环境氛围里，彼此同舟，所以共济。
时光是走远了。想起崇正学校的原版校歌：“马来之南，狮岛之滨，有个小牛津。学宫巍巍，学子莘莘，黽勉学做人。大哉崇正，教学有方，示我以周行。礼义廉耻，四维是张，吾侪慎勿忘。”这所以“小牛津”自我期许的学堂，它的旗号里飘扬着求知、做人的崇高追求，其实是华校世界的普世价值与朴实共业。由于饥渴，所以追求。华小校舍虽不起眼，与英校相比，它犹如村姑，但化蒙、作人、树群、彰德这类校名，蕴含着明确的价值追求，明示了它在乎德育与智育并重的信念，以及教化人心的人文理想。
作者为本地资深文教工作者、本刊特约撰稿人。
本文图片取自《消逝的华校》2014年新加坡华校校友会联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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