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十九世纪初，英文学校便在新加坡落地生长。虽然它在英国人荫庇下位居高档次，但最初的130年，它的学生人口始终不敌华校。长期以来，岛上这片英文教育沃土，容纳着来自各方的诸多种族，包括东南亚与南亚族群，因此以英文为教学媒介语的英校，要推行多一种语文的学习，始终被认为“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尽管后来英文学校里的华族学生数量逐渐增多，但是把华文纳入课程的过程还是极为缓慢。华文科走进英校历史进程这一课题，长期来为人所忽略，现存的相关材料如凤毛麟角，不易觅得。前不久它吸住我的眼球，是一次偶然翻阅七十多年前旧报章的因缘。一则小新闻撩起了我的兴趣，这个小情节，容下文再述，我们得先了解一下当年英国殖民者的管治心态，方可一窥这个课题的面目。
英国殖民者最初的教育心态
1819年英国人登陆新加坡后，岛上的经营管治完全交由英国的东印度公司负责，但它聚焦于商业利益，对社会建设与教育的发展兴味萧然。就教育这碟小菜而言，它理所当然以英文教育为圭臬。当时岛内居民使用的马来语、华语或淡米尔语，一律被英国人定调为“方言”，以此突出英语的主导地位。华文、马来文与淡米尔文学校，全被贴上“方言学校”的标签。
东印度公司主政的年代，新加坡的各类学校都呈现“放任生长”的状态，管治者在教育上着墨不多，主要着力于对英校的关照。那时期的英文学校，几乎全属私立性质，多由教会、社团或富商所经营。管治者比较关注它的发展，原因是殖民地政府需要不少能掌握英语的在地人担任政府部门初级官员，而教会学校被认为是最理想的合作伙伴。这个阶段，英国人也给马来学校特别的照顾，理由是它认定马来人才是本地人，有朝一日英国人离开新马，最可能接管政权的是马来人，因此有必要插手培养马来精英。1834年，殖民地当局便为马来族提供了免费的马来文教育。
1867年，政治风向有所转变。英国人把新加坡的管治权从东印度公司手上转往英国中央政府殖民部，它加大了英校与马来学校的扶持力度，对华文与淡米尔文教育，依然态度消极，致使这两种语文源流的学校，完全仰赖各自社群或教会的支持而存活。
英国人把东方族群语言视为“方言”的心态，并没有完全灭绝人们在英文学校推动这些“方言”学习的意志，由华社精英或教会创办的一些英文学校里，除了“普通学科”之外，另设有“额外学科”，华文科包括其中。1885年富商颜永成创立于直落亚逸街的“华英义学”（1893年易名“颜永成学校”），是当时少数兼具华文和英文课程的学校之一。
1902年以后，新加坡开始有了政府主办的英文小学，但都是纯粹的英校，它不教导任何“方言”。若干新加坡教育史的研究文章提到，二战以前新加坡只有三所政府英校与50所私立英校，而第一所被改为政府英文中学的是创办于1931年的维多利亚学校。
有研究资料指出，莱佛士曾向东印度公司建议在新加坡成立一所书院，强调它的特点必须是“东方学生必须学习自己的语文与传统”，论者以此说明莱佛士没有排斥方言学习。 据知，1823年莱佛士已经为这所学院奠基，可是三天后他便离开了新加坡，而继任者却否定了他的计划，创办学院一事因此搁置。
政府英校正式获批教授中文
学校是否应该学习方言的观点，经过百余年漫长的拉锯之后，中文科终于获准在政府英校的选修课程车道上行驶，那已经是1939年的事了。英国人统治新加坡119年后亮起的这盏绿灯，目的是调整语文教育失衡的现象。政策拍板定案的前一年（1938年），政府成立了“麦哥连（McLean）委员会”，负责探讨新马普通教育与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委员会最终定调，当时要在新马成立一所大学的时机尚未成熟，因此建议“在莱佛士学院的基础上开设马来文与华文讲座，把它发展成东方语文研究的中心”。麦哥连报告书也建议，在英文中学设立马来文与华文选修科，但它没有提及在英文小学也落实同样的举措。
哥伦坡计划教育学者华德好（KM Waldhuaser）是《新加坡一百五十年的教育》（150 years of Singapore Education）的联合作者之一，他在书中陈述，麦哥连委员会完全理解当时马来文、华文与淡米尔文这些“方言”的处境；同意英校生离校后便没有学习或接触母语的机会，因此他们在校时有学习东方语言的必要。《麦哥连报告书》的建议，直接撞击了长期来英国人不愿面对的在地语言学习问题。过去英国殖民者高度赞许“方言学校”让学生学习本族语文与英文的做法，却又坚持要在英校里教授“方言”是个不可能的任务，因为新加坡的英校学生来自亚洲各地，语言背景复杂，落实不易。因此1938年发表的《麦哥连报告书》在英校开设方言选修课的建议，是个观点大转折。就官办的英文学校而言，堪称史无前例。《麦哥连报告书》的建议迅速得到殖民地教育当局的呼应，它宣布自翌年（1939）开始，政府英校可以开设华文科供学生选修。
殖民地教育局的新措施，看来没有得到市场的热烈回应。除了心态仍未调整之外，适当的教材与华文老师难寻是阻力。当时华校中小学的各科课本，全部由中国进口，所编写的材料完全以中国为认同对象，早已引起殖民地当局的不满。1930年代，华校教科书遭禁用的新闻不时见诸报端。其时中国方面也缺乏“教学第二语文”之类的概念，未曾根据这群南洋学习人口设计适当的教材。此外，英校华文教师的聘用，也存在困难。对一般英校而言，为了开办华文课而聘用华文教师是额外的经济负担。既然当局把它当作选修课，没有强制落实的意思，也就间接削弱了校方开班的意愿。另一方面，华文教师一般上视华校为任教首选，英校次之，即便市场需求量不高，也浮现师资难求的问题。面对殖民地政府为英校华文亮了绿灯却无法打开局面的现象，若干华社的有心人主动出击，决定出资协助英校聘用华文教师，李光前便是其中一人。
前不久，我翻阅1941年的南洋商报时，无意间从一则小新闻里发现了蛛丝马迹。9月25日的这则新闻打着这样的标题：“李光前赞助/英文学校加授中文/愿意担任聘用两名中文教员四年之费用/自明年一月起在莱佛士与维多利亚任职”。新闻简短，约两百字，透露了“本坡英文学校加授中文，经于1939年受当地政府批准，作为选修科”的信息。它也道出各校要加设华文一科，得费时良久才能找到适当教员的困难。新闻也反映了“有热心教育的华社人士，担心教员难求的问题而拖延了英校里的中文教学，而愿意给予政府学校及接受津贴的非政府学校资助，负责支付各校聘用中文师资的薪金”，而“最近慷慨乐助者为李光前”。李氏愿意从1942年一月份开始，担负聘用两名英校中文教员四年的费用。这两名华文教员将分别在莱佛士学院与维多利亚学校任职，政府“对于李君斯举，备加赞许，当即批准接受”。
1939年英校教授华文的政策一起步，便步履蹒跚、脚印零落，而李光前于1941年9月宣布的薪金支援计划其实并没有落实，因为几个月后（1942年2月）黑色春节降临，新加坡沦陷于日本之手，岛上学校瘫痪停顿，为时三年有余。二战后日本人投降撤离，英国人重返本岛，但全球掀起了反殖民统治的浪潮，本土意识猛烈抬头，新马政治进入了另一种状态。在Quek Soo Ngoh的 “Lee Kong Chian Contributions to Education in Singapore( 1945-1965 )” 这篇论文中，我拾得另一则与李光前助学华文有关的信息。这段陈述，说明李光前于二战结束后，更强烈地感受到在英校为华族学生提供华文科的紧迫感。1946年7月1日，李光前去函莱佛士书院校长陈明真相，指出当时英校里的多数华族学生并非来自中国，他们在本地土生土长，因此政府应当考虑把华文列为选修科，让他们有机会在校学习自己的语文。为了说服校方，李光前提出教师资助计划，愿意支付薪水聘用一两名华文教师，替莱佛士书院或他校学生准备华文科会考，为期五个月。李氏的这种做法，与他在新加坡沦陷前未实现的计划相似，他在这方面的执著坚持，一如既往。李氏再度行动，殖民地当局也有回应。根据教育局于1946年8月写给李光前的信函，透露将有110名男生在这个计划下受惠。遗憾的是，这个资助英校生学习华文的项目，最后还是泡汤了。殖民地政府对自己“先同意后拒绝”的行为给出的理由是“它无意承担责任”（reluctance to bear the responsibility ）。计划再度搁浅，李氏毫不知情，还殷殷去函了解计划的进度。令人意外的是，短暂时日之后，殖民地当局却宣布它同意槟城的英校可以教授华文。接着，李氏被告知1947年中当局将调派华文教师到新加坡的英校教授华文。
自治邦前后英校教授华文的情况
二战后，殖民地政府为了约束华校的政治认同与政治参与，于1950年修订三年前发布的“十年教育计划”，使华校陷入与政府拔河的状态。修订后的新条文，内容重点是华校要得到更多的政府津贴，在中学高年级时，三分之二的课程必须以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新条文引发了华校与华社的强力反弹，双方的拉锯日趋剧烈。随着本土政治势力的崛起，语文问题更为尖锐。新政治环境下，英国人已经无法以过去的战术，应对本土的政治与语言诉求。
英校从1939年之前不设华文科，进化到开办华文选修课，费时百余年，但随着马来亚独立的呼声与新加坡成为自治邦的声浪日益响彻云霄，“方言”在教育系统的地位提升却只用了十年左右的光景。自1947年英国人告诉李光前将派送华文教师往英文学校执教开始，政治的演变有如走马灯，让人目不暇给。1947年落实的“十年教育计划”对本地英校的运作松绑了，这包括家长们可自由选择把子女送往英文小学，以取代一路来只限说英语的家庭才能把子女送进英文小学就读的做法。1953年12月8日，新加坡教育当局把仁德尔委员会（Rendel Commission）的建议纳入教育白皮书， 正式确认了英文的官方地位，也关注了教育上的多元语文问题。1956年2月8日，新加坡第一任首席部长马绍尔在议会说：“如果我们追求公正，就必须摈弃单语主义，接受多元化的语文政策。”他的发言，增加了“方言”的含金量。
五十年代新加坡的语言政策出现转折，是英国势力趋向式微的缘故。面对反殖浪潮冲击，他们调整了语文问题的方向，以求取政治平衡。1950年代的前五年，各种教育报告书相继出笼，其中引人注目的有“十年计划增补条文”、“巴恩报告书”与“方吴报告书”。马绍尔的观点出街之后，立法议会成立了“新加坡立法议员各党派华文教育调查委员会”，探讨华校存在的问题。教育学者华德好认为，1955年的“福利巴士工潮”所延伸出的华校学潮，是“导致同年五月‘华文教育各党派委员会’成立”的因素。
1956年各党派报告书发表时，马绍尔已经下野，首席部长由林有福接任。这份报告书的重点内容，包括“平等对待四大语文源流教育”；制定各语文源流共同遵守的课程纲要，编写以新马为核心价值的教科书；在各语文源流学校里，小学阶段应有“两种语文的教育”，在中学则为“三种语文教育”。报告书要求，英文和马来文是各源流学校必须教导的语文，因为英语是重要的商务用语，而马来语则是周边区域国家的重要语文。报告书也建议英校教授不同种族学生的母语。在教育发展史上，这份报告书的建议，增添了不曾有过而相对平等的多语元素。1957年，立法议会接受了“各党派华文教育报告书”的建议，政府把它纳入白皮书里，新加坡教育体系进入了倡导多语教学的时代。为了落实政策，课程纲要的修订工作随即展开。这一跨步，让华文科在英文学校有了一席之地，但只具选修科身份，学生依然可以在华文和马来文之间自由选择，因此有不少英校的华族或印族学生选择马来文作为第二种语文。
新加坡教育上的“多语政策”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久，它迅速跟随政治土壤的质变而长出不同的地貌。各语文源流学校的三语政策，源于立法议会各党派针对“华文教育“问题而撰写的报告书，反映了”华校”在这问题上的吃重角色 —— 华校学潮与工潮是政治当局迫切要解决的问题，政治的平衡术在这阶段发挥了作用。这种转变，深入涉及新加坡自治前夕活跃的政治生态。多语政策正要落实之际，政治风云再起 —— 1957年马来半岛独立了，新加坡正踏步于自己的“自治邦”之路。各党派报告书虽然提出小学双语、中学三语的建议，但贯彻不易。在英校推动华文教学，以及在非马来源流学校推动马来文学习，并非一帆风顺。1959年6月3日新加坡正式成为自治邦，执政的人民行动党积极推动落实多元语文教学的概念，进一步在各党派报告书的基础上深化多语政策，规定所有语文源流学校在小学阶段都必须学习三种语文。
最初的英校华文课程纲要
严格来说，1956年“各党派报告书”建议各语文源流学校的学生修读第二种语文时，并没有使用“华文 （第二语文）或马来文（第二语文）之类的字眼，但官方已意识到“第二种语文”与“主教学媒介语”之间的学习目标必须有所区分，因此它着手制定了适用于不同学生群体的课程纲要。 目前所存资料显示， 1959年当局便颁布的《英、巫、印小学及中学中文课程标准》（SYLLABUS FOR CHINESE IN PRIMARY & SECONDARY SCHOOLS），里头附有《在非华文学校教授中文所应注意的几件事》，可视为新加坡官方最早的有关华文作为第二语文的教学指引。时任教育部提学司的李绍茂在 《课程标准》前言中，表达了在多元语文的社会中，教育工作者无法回避研究教学第二或第三语文的观点。他认为在英文学校教授华文，必须有一套可靠的教学方法，因为“在英、巫、印校读中文有诸多难题”，例如：不同种族在一班之内共同学习某一种新语文，必然有程度落差极大的现象；学习语言必须多用、多练才能流利，但英校学生于课内课外练习时间都非常有限。
在这一份课程标准里，有一则指引，名为《在非华文学校教授中文所需要注意的几件事》，可视为研究“ 华文作为第二语文”发展初阶的重要参考资料。这份指导原则共有两页，分成“通则”、“教授说话”与“教授语法”三个部分。
“通则”指出，中文在非华校里是第二或第三语文，它的教材与教法必须照顾到学习者的特殊情况 ，而在非华校的华文老师面对这群学生时 ，“要有热情和耐心”。同时，它提醒教师务必牢记他所教导的是“近代语，国语（Mandarin）”，所以教学重点必须是让学生掌握说讲、阅读以及运用现代中文。令人意外的是，课程纲要里有“小学五、六年级及中等学校可逐渐教授实用的文言文”的陈述。允许英文小学教授文言文，是超高目标的追求。
指引除了强调“说话”教学在英校华文的重要性，以及不应忽略语文知识的灌输之外，也提出了借助“听视辅助机”（audio-visual aids）来强化教学效果的概念。它鼓励教师“多利用挂图、幻灯玻璃画片、影片、收音机、留声机、录音机”等现代化教具，“有效地用来帮助语言的教学”。就六十年前而言，这是先进的观点。
虽然中国于1956年发表了“简体字方案，1958年公布了“汉语拼音方案”，但1959年新加坡教育部颁行的这份非华校中文教学指引里，仍继续推行繁体字学习，推荐使用“注音符号”。自治邦时代教育部颁布的《新加坡华文中小学华语课程标准》，有规定小学阶段的生字数量共计3000字（计小一360字；小二420字；小三480字；小四540字；小五600字；小六600字），但非华校的华文课程纲要并没有提到这点。教育部发布具体字表，并根据“分级字表”来编写英校华文教科书的做法，迟至1970年代才出现。
最初的英校华文课本
英校虽于1939年被允许开设华文选修科，但市场反应消极。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学校复办，英校华文选修科的进展仍然有限，原因之一是市场上缺乏适合英校使用的华文课本。教科书的缺乏与华文只是选修科的身份有关。它造成修读者少，需求量自然有限的现象，因此无法刺激出版商的编印欲望。英校华文教科书的出版呈现活跃状态，是1960年代新加坡成为自治邦到加入马来西亚这段时期。南洋书局在这方面领跑于前，它于1961年推出英文中学适用的《星华文选》（Malayan Chinese Course for Secondary (Non－Chinese) Schools ），是属于较早面世的一套英文中学华文教科书。这套课本由新加坡的陈育崧编辑，香港的冯明之注释。
《星华文选》的“编辑大意”，呼应了课程纲要强调在英校教学华文有异于华校教学华文的观点。这套书根据教育部颁行的《华语教学通则》编写，它提醒教师应该认识到英文是英校的第一教学媒介语，因此华文教学必须特别注意“如何应用教授第二语文的方法、计划及技术”，教材与教学目标也 “应该充分顾到这些不同之点”，而《星华文选》不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已经“ 彻底革新，不落旧式课本的窠臼”。
《星华文选》每册47篇，供一学年使用。根据教育部课程标准的规定，英校华文每学年应授课45篇，它增添了两篇让老师“斟酌情形自由伸缩，活用选授”。这些篇章，是根据中华文学、翻译文学、中华古典文学、马华文学、中华文学名著介绍、文学常识、青年修养以及科学论著这八个范围编选教材。
如今回看，《星华文选》最大的特色是教材的本地化，各册中的“马华文学”这个范围尤其突出。它所挑选的本地作品之多，是历来华文课本所不及的。以《星华文选》第一册为例，共编选“马华文艺”作品19篇，这是少有的现象，说明编者对本土文化的重视。针对此点，《星华文选》的“编辑大意”如是解释：“马华文艺一项，乃编者数十年来不断蒐求的成果。披沙拣金，摘其精华，弃其糟粕，允为马华文艺之楷模。这些先人的文化遗产，我们应该好好掌握。近人高唱文学建国，编者谨以此书献给新生的下一代。”
1964年，五邦出版社出版的小学《华语》，是出版于新加坡并入“马来西亚一州”时期的教科书，也是比较“早期”面市的英文小学华文课本。这套书的“编辑要旨”透露，它的内容是根据“特选汉字2068个最常用的汉字”来编写（小一247字，小二283字，小三343字，小四371字，小五413字，小六411字），但它没有说明这些常用字之所本，以及公布字表的具体用字。
作为新加坡刚加入马来西亚的前行教材，这套课本以“新加坡为纵，以马来亚为横，逐步介绍各民族生活、风俗和习惯”的方针编选教材。作为新型国家的教本，五邦的《华语》特别强调爱国意识。以五年级下册为例，就有五六篇课文向学生灌输爱国意识，再通过两三篇课文介绍马来西亚的风貌。这种现象，也普遍存在于其他年级的教材里。除了这类题材数量上比华校课本多之外，五邦《华语》也在课文中增加了华、巫、印人物的比例，为的是塑造各民族团结融洽的印象。此外，它也在内容上迎合时代，吸纳当时的新事物作为素材，《联络所》、《四角方方一座城（电视）》 《到月球去》、《参观造船厂》，都应和着当时社会上刚出现的新生事物以及建国初期的新景象。
目前，本地图书馆所藏1969年之前出版的英校华文教科书，除了五邦与南洋书局的版本之外，还有1962年马来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66年上海书局（Mrs MH.Tan编辑）、1967年新加坡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65年世界书局与1969年上海书局（李清荣编辑）等几个版本。
为配合1959年的《英、巫、印小学中文课程标准》，强调英校的华文教学重点必须以“说话”训练为主，南洋书局出版了一套12本《说话》教材，供英文小学使用，每册各计24课（包括4个练习）。内容从简单的看图说话开始，扩大到日常生活、学校、社会课题的简单谈话，间中穿插注音符号、查字典等训练。《说话》是1960年代以前本地少见针对说话技能编写的英校华语教材，值得研究关注。它根据课程标准“第二节第一项说话部分编辑”，书后的《中文说话范本教学重点》中有三点强调：一、“全书以图画为主，文字不过帮助语言的练习，在低年级切不可急于先教儿童认识文字”；二、对初学者应该利用 “ 直接教学法”（Direct Method），但教师必须注意不使用儿童所不懂的生字；三、教师应回避使用“坐下”、“把你的书收起来”等命令式语句。
七十年代政治稳定之后，“双语政策”取代了“多语政策”，英校华文课本的市场能见度越来越清晰，世界书局、新加坡文化事业有限公司与教育出版社成了个中主干。又若干年，华文（第二语文）教科书的生态改变了，其他业者被动淡出华文课本市场，教育出版社成了园圃里独存的一枝花。教育部除了调整华文学习的程度要求，也在教学法上下功夫，它成立了“教材编写署”，从专业航道出发，自各校挑选教师组队，探讨与编写适合第二语文课程使用的教科书。新课本的内容，完全根据字表编写；教具的支援，力道更足。
中英翻译是英校华文科的特色
独立前后，英校华文科的特色之一是它有“中英文翻译”的训练要求，教科书里也反映了这点。这类设计，一方面是认为引进英文注释或练习，对英校学生有所帮助；另一方面是到了中学，把文言文翻译成语体文，或把中文翻译成英文是华文科试卷的考查项目之一。1964年五邦出版的英校小学二年级华文课本里，便开始有中英文练习的安排。包括把英文词填入正确的中文词里；中英文词语或短句互译等等形式。我忆起上世纪六十年代，某日打开远亲的英校中二华文课本，赫然有中文译成英文的练习，小小诧异。
时间模糊了人们的记忆。近日为求证此事，我联系耄耋之年的老长官，尝试挖掘五六十年代本地英文会考的相关资料，却因他记忆退化而不得要领。我询问独立前后在英校任教的华文老师，他们的记忆也已褪色，只依稀记得那年头英校会考的华文卷子，有“翻译”项目，包括把文言文翻译成“语体文”和“英文”。他们忆述，这种考查方式作答难度高，教学上也是沟沟坎坎，攻坚不易。对英校生而言，把文言翻译成白话与英文，是难耐的煎熬。
从一些教科书的“编辑要旨”里，我找到若干材料，可印证当时英文会考的华文科考查项目有“中文翻译英文”的事实。1965年世界书局出版的英校《中学华文》，除了说明它根据教育部颁布的“非华校的华文科课程标准编写”之外，也配合“英国剑桥海外学校文凭考试之华文科（Syllabus B）的程度要求来设计教材”。它的“编辑要旨”提到，课本的内容包括“把文言文译成语体（或译成英文），借以鉴别学生对文言文的阅读能力及作为参加英校剑桥学校文凭华文科的练习。”
说到文言文，与华校一样，50至60年代英校中学华文课程也规定必须学习文言文。课本里的语体文与文言文比例，完全按照教育部课程标准的规定处理。当时英文中学的华文课本，一般上都是全套四册，每学年使用一册。首两册文言文占30%，语体文70%；第三册文言文占一半；第四册文言文高达60%。这段时期华文只是英校里的一个学科，学生接触华文的时间有限，却必须承受与华校生一样的文言文训练，这目标显然是高了一些。
独立后英校华文科的位置
1959年6月新加坡自治至1965年9月16日脱离马来西亚这六年多时间里，新加坡的多语政策在政治的风雨里浮沉，无法有效落实。独立后，马来文仍保有国语的地位，但学校不再强制非马来学生修读马来文。多语政策至此全面翻转，取而代之的是“强制性”的双语教育政策，华文、马来文与淡米尔文学校的学生，都必须以英文作为“第二语文”；而英文学校里的各族学生，除英文外，必须修读另一种语言作为第二语文。
双语政策始于独立翌年（1966）。 最初的双语政策指的是学习两种语文（学校主媒介语加上第二种语言），后来进一步发展为“英文加上母语”。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那是独立初期新加坡仍然存在四种语文源流学校，而1987年四种语文源流统合为一，英文成了所有学校唯一主媒介语的缘故。
1966年双语政策落实时，教育部规定各语文源流的中一学生必须修读第二种语文，并明示四年后的中学会考将把它列为会考科目。无论如何，当时没有硬性规定英校学生必须以自己的母语作为第二语文，也没有要求学生在会考中第二语文必须及格。1969年，中四GCE O水准会考首次把“第二语文”列为考试科目，华文（第二语文）正式成了英校初中华族学生的“必修必考”科目。同年，小六离校考试（PSLE）增加了第二语文的口试项目。
1970年开始，教育部规定各语文源流学生修读中四时，都共同参加GCE‘O’水准会考。1973年，各语文源流高中学生统一参加GCE‘A’水准会考。至此，不同语文源流的学生在小学、初中与高中这三个阶段的会考形式正式统一。这一年‘A’水准会考首次推出华文、马来文与淡米尔文作为第二语文的卷子，但没有规定考生必须参试。
1979年是新加坡教育变革的重要年头。《吴庆瑞报告书》出炉了，它规定是年入学的小一学生必须修读“母语作为第二语文”，这意味着英文小学的华族学生不得再以马来文作为替代科目，而必须以华文作为第二语文。同时 ，它规定升读高中的第二语文成绩至少为E8，并于翌年提高至D7等级。报告书也规定，1979/1980年度报读本地大学的学生，母语的水平必须达标，母语科目因而具备了“升学功能”。
1980年，教育部进一步强制高中华族学生修读第二语文（副修水准）的华文科目。1984年政府公告，四种语文源流的学校制度将于1987年废除，华校、英校、马来学校与淡米尔学校的称谓，从此告别了教育体制。此后，华文只作为一个科目在教育体系中的发展，是另一个故事了。
小结
华文科取得“牌照”在英校作为选修科“营业”是1939年的事，距今已有80年的光景，但它的业务有显著进展，却是1959年新加坡取得自治邦地位以后的事。至于华文真正成为英校里的“必修科”，也非一步到位，它经历了多种语文源流学校时期从“选修”、“必修选考”才过度到“必修必考”的阶段。
独立后，“华文（第二语文）”的概念登场了，华文教学工作者开始面对编写教材与琢磨“第二语文”教学法的挑战。华文教学渐渐告别过去以文学欣赏角度切入、语文与文化并重的文选式教学，转入“听说读写”纯语文技能学习的轨道。这是全新的场景，是一条前所未有的探索之路，沿途充满异议。圈内的语文工作者经过长程的辩论、尝试与磨合，承受着种种批评与责难。他们面对消极的学习环境，不断尝试以种种教学点子诱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崎岖路上，有挫败也有收获，个中滋味，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统合语文源流之后，英文成了学校里的主要用语，华文只作为一个科目而存活。为华文学习设立较高的标杆，总会引发社会上的各种反应，于是华文教学领域出现了三年一小改五年一大变的现象。华文科在教育系统里经历多次“蜕变”，从“名称”的一再更换可见一二。统合之初，“华文（第二语文）”的名称沿用到1980年代，那年头九所“特选中学”与十一所“特选小学”的华文科，称为“华文（第一语文）”。若干年后课程更动，华文科“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第一或第二语文的称谓遭弃，改以“华文”与“高级华文”代之。
语文源流统合近四十年，华文科始终是小学与中学华族学生的必修必考科目。高中曾经也是如此，但后来游戏规则修订了，凡是中学修读“高级华文”并考取某个等级的学生，升读初级学院时可免修华文。原先，学生要从中学升初院、初院升大学，他的华文成绩必须达标。2004年，高中华文的升学计分功能被取消，明显弱化了学生学习华文的动力。颠簸了半个世纪，社会的语言环境不断更换，这期间华文教学界使尽浑身解数，各种学习方法先后出炉，但始终无法有效地提升学生的华文水平，我们依然在华文氛围单薄的大环境里摸着石子过河。
作者为本刊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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