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真相，意味着接近了真相，如果我们不想成为懦夫，这不会太困难，但是我们通常没有勇气去知道真相。”
——穆达杜里（Multatuli）
在930事件发生后，被送去雅加达监狱的印共青年组织Pemuda Rakyat成员。
1965年9月30日发生在印度尼西亚的“930事件”，是二战后世界一件重大的事故，它不但改变了印尼的政治结构，同时也改变了世界的政治局势，特别是对东南亚地缘政治产生重大的影响。
“930事件”发生迄今超过50多年，由于印尼官方讳莫如深，事情的真相始终无法浮出水面，这个问题成为印尼民族历史上挥之不去的梦魇。
“930事件”不但导致在印尼享有崇高声誉的苏卡诺的倒台，把一个强烈批判帝国主义、殖民地主义，坚持不结盟外交政策的印尼，彻底改变成为亲美立场的国家。这个事件的最大赢家是长期受到美国扶植的陆军军官苏哈多，他有效地利用六位印尼军官被杀的悲剧，在印尼这个世界最大的穆斯林国家制造恐惧，并压制真相的出现，为他夺取政权，登上总统宝座制造合法化和正当性。
在发生事件后的一年间，我们看到印尼发生惨绝人寰的对共产党员和同情者的“清洗”，造成高达50万人被杀害，数以百万计的人士被迫害和长期监禁，其中也涉及许多印尼的华人。这场大规模的屠杀，惨遭杀害的人数超越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但是处在当年冷战氛围中，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受到世人的普遍关注和谴责。
印尼的穆斯林人口虽然占了全国人口
的86%，但是因为幅员广阔人口众多，因地区不同形成各种各样的差异，这种差异表现在众多的部落与种族、宗教和信仰、传统和习俗、方言和文化，以及由这些差异而产生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的不同，因此，印尼在独立建国时，吸收了前朝满者伯夷留下的智慧，继承“殊途同归”（Bhinneka Tunggal Eka）的精神，创建了“建国五项原则”（Pancasila）作为立国的基础。在“建国五项原则”的政治框架下，各种差异和立场都得到尊重，成为印尼全民认同和妥协的一份社会契约。
依托苏卡诺印共的崛起
印尼独立后，模仿西方民选议会民主制度，建立以政党竞争和民选制度的政治框架。在“建国五项原则”的精神下，对共产党采取宽容的政策，这为印共的发展和参与议会民主政治的活动提供了空间。印尼共产主义运动起源很早，1914年荷兰人亨克（Henk）和史尼夫列特（Sneevliet）就创建了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ISDV），1920年改组为亚洲印度共产党，1925年再度改名为印尼共产党，是亚洲第一个成立的共产党。1954年印共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纲领，支持印尼民族主义者领导的政府，以参与普选和议会作为主要斗争手段，进一步扩大了印共的政治基础。通过参与大选，印共一跃成为印尼的主要政治力量之一。
印尼建国之父苏卡诺
1957年印尼政治陷入动荡，由于军队内部、政党之间和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激化，印尼爆发外岛分离主义的叛乱。总统苏卡诺认为印尼政局的混乱，是西方议会民主制度固有的矛盾造成，不符合印尼以和为本、在乡间父老的指导下集体决策的传统。他提出应该比照民间传统，通过协商和妥协取得共识的方式，结合民族主义、宗教和共产主义三大势力，按照比例组成“纳沙贡”（Nasakom）政府，实行“指导式民主”。
“指导式民主”制度的实施，意味着民选议会制度的终结，这使到印共试图通过选票扩大政治势力的想法难以为继。即便如此，印尼共产党在艾迪（Aidit）的领导下，继续坚持民族统一战线的纲领，支持苏卡诺总统和他领导的印尼民族党，采取和平斗争的政治策略。在“指导式民主”时代，依靠与苏卡诺的合作，印共实际上获得更大的政治空间和话语权，使它一跃成为印尼三大政治势力之一，拥有300万党员及1500万附属组织的活动成员。印共在印尼政治核心本来不占据主要地位，不只长期受到亲美反共的陆军集团的威胁，也受到右翼回教政治组织的掣肘。通过与苏卡诺的合作，既能够为印共的生存提供保护，也能扩大它的政治影响力。反过来说，苏卡诺也能藉由印共，作为制衡陆军势力和右翼回教集团的牵制力量。
美国中情局在印尼的深耕细作
由于印尼在东南亚地缘政治的战略性地位，同时也是东南亚第一大国，美国政府非常重视发展与印尼的关系，特别是在二战后出现冷战的时期。印尼苏卡诺民族主义政府采取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在国内实施“指导式民主”和对共产党日益壮大的容忍，严重挑战美国的战略目标。基于害怕印共势力的迅速成长，美国把目光投向印尼陆军，希望把它培养成为一个对抗共产党的力量。五角大楼早于1948年就和印尼陆军建立关系，通过培训印尼陆军军官以及物资援助，以此影响他们的意识形态和建立亲美的政治立场。
积极介入930事件的美国中央情报局
早在1955年美国就成立一个特别小组，1964年改名为“303委员会”，这是一个跨部门的组织，成员包括国家安全顾问、副国防部长、主管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和中央情报局局长。它的主要任务是监督和执行全球的秘密行动，包括对他国进行隐蔽的干涉与颠覆活动，以及政治战、心理战、宣传战等，这些行为和活动成为美国冷战政策的一大特色。
从1958年开始，美国中央情报局就在印尼积极进行秘密的行动，成为二战后美国中情局在海外活动力度最大的国家之一。在中情局的帮助下，美国新闻处（USIS）在印尼开展文化渗透和心理战，目的是遏制反美敌对意识形态的发展，在政治精英和普通民众中建立亲美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美国新闻处成功渗透到印尼各地的新闻媒体中，监视这些新闻媒体的报道动向，并对亲美的新闻媒体直接给予资助。
1964年底至1965年初，印尼的政局出现激烈的变化，1964年12月苏卡诺宣布退出联合国，外交上采取向北京倾斜，以及与西方切断关系的政策；在国内则公开与印共形成更紧密的合作，以便制衡陆军势力。苏卡诺病情的谣传，更是令印尼不安的局势雪上加霜。
美国要怎样做才能扭转和阻止印尼的政局进一步向左倾斜？1965年4月，美国约翰逊总统私人代表邦克（Ellsworth Bunker）对印尼局势作出评估，提出六个政策选项让美国政府考虑：1）不干涉政策，任由势态发展；2）试图改变苏卡诺的亲共路线；3）彻底清除苏卡诺政府的权势基础，暗杀苏卡诺；4）鼓励印尼陆军夺取政权；5）逐步削弱印共力量，致使印共采取自毁长城的举动，以坐实清剿印共势力的行动合法化；6）如果印共不掉入自掘坟墓的陷阱，那么美国能做的只有捏造口实来清剿印共的势力。
面对印尼局势的变化，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及其同谋英国军情六处（MI6）加紧在印尼的秘密行动。美国中央情报局在2001年的解密档案，透露“303委员会”批准中情局在印尼进行消灭印共的行动，包括秘密联系和支持反共集团、发布黑函、开展媒体宣传战、设立地下电台以及在印尼机构和组织进行反共政治活动。其中优先进行的是通过心理战和欺骗性的活动，让陆军和印共互相猜疑对方想预先发动政变，试图在印尼制造恐惧和混乱局面，
印尼后来势态的发展，正好印证美国在印尼的所作所为，比如削弱苏卡诺政府的执政基础、打击印共势力、鼓励印尼陆军与苏卡诺政府对抗、幕后制造清剿印共的借口等，一直是美国中情局在印尼进行秘密行动所要达致的目标。
源自凤凰园的秘密行动
最近解密的英国档案也透露，在1964年1月英国参谋总长和远东总司令部（CINC/FE）组成委员会，策划在印尼进行缜密的媒体战以及军事和政治的行动。隔年，英国防务和海外政策委员会以及参谋总长批准两个军事行动：其一是允许侵入印尼加里曼丹边界10公里，以便攻击该地的游击队营地；另一个则是从海上攻击驻扎在印尼苏门答腊的中转军营。
凤凰园位于继祥路和东陵路交界处，1949年建立，是英国远东最大的情报中心。图中318座是行政中心，军情六处和情报研究所均设于园内。目前，凤凰园得到保留，改为教育和餐饮消闲中心。此图取自谷歌卫星地图，制作：吕瑶良。左图为凤凰园入口。
在美国的“303委员会”批准在印尼的秘密活动不久，英国的远东总司令部也着手计划在印尼进行公开或隐蔽的神经战，并在新加坡设立监管单位，以便协调全部活动。英国远东总司令部和英国驻印尼大使吉尔克利斯（Andrew Gillchrist）向英国政府建议，调派一位干练的政治战专家掌管设在新加坡的情报研究所（Information Research Department）。情报研究所是英国在冷战时期设立的秘密机构，主要任务是收集共产党的机密情报，与军情六处密切合作，进行反共认知作战和心理战。新加坡的情报研究所成立于1963年，坐落在凤凰园（Pheonix Park）一座不起眼的建筑，主要是配合英国军方，对印尼进行黑色行动和认知作战，反击和削弱印尼“对抗马来西亚”（Konfrontasi）的行动。1965年英国委派心理战专家雷德伟（Norman Reddaway）出掌该所，负责执行英国外交部和军情六处的颠覆苏卡诺政权和印共的特别任务。
从1960年代开始，苏卡诺便成为美国和英国的眼中刺肉中钉，1961年当英国提出组建马来西亚的建议时，就遭到苏卡诺的反对，苏卡诺认为马来西亚是新殖民地的阴谋。1963年在马来西亚成立的前夕，苏卡诺进一步升级为“对抗马来西亚”的行动，对马来西亚展开小规模的军事行动。英国外交部解密文件指出，情报研究所通过各种管道影响英国广播公司（BBC）、《观察家报》（Observer）和路透社（Reuters）等新闻媒体，报道由该研究所制造的假新闻，以此打击苏卡诺政府和印共。相对于美国中情局，英国军情六处和情报研究所采取较为隐蔽和“温和”的手段。这三个情报组织都把总部设在凤凰园，经常一起分工合作，对印尼进行隐蔽的颠覆行动。
1965年初在雅加达闹得沸沸扬扬的传言，一个美国中情局支持的所谓“将军理事会”，将发动政变推翻苏卡诺政府。与此同时，一份所谓“吉尔克利斯文件”在雅加达曝光，这份志期1965年3月24日的文件，被指为英国驻印尼大使吉尔克利斯致伦敦外交部“机密电报”的手稿。电文陈述他跟美国大使共同拟定在印尼的军事行动，其中一段说：“这计划将得到‘我们当地的陆军朋友’（Our local army friends）很好的合作。”这份手稿在5月15日由匿名人士邮寄给印尼情报局局长兼外长苏班特里奥（Soebandrio），他接到后随即向苏卡诺总统汇报。苏卡诺由此认为这是企图暗杀他的阴谋。
虽然英国大使馆极力否认英国大使发出这个电文，并指出电文纯属伪造。从事后的发展证明，这很可能是英国和美国情报组织合作搞出的神经战，布下圈套故意泄露一份虚假文件，让苏卡诺、苏班特里奥和印共上当，挑拨离间苏卡诺和雅尼（Yani）中将的关系，并让苏卡诺总统感到焦虑，达到制造恐慌和搞乱印尼政局的目的。这成了日后发生“930事件”的导火线。在“930事件”发生后，吉尔克利斯在一份志期1965年10月5日致英国外交部的电文说：“我相信迟早会发生一场小规模的枪击事件，这将有效地改变印尼。”英国大使这一段坦言，证明“吉尔克利斯文件”与“930事件”的发生脱离不了因果关系。
一场杂乱无章的“军事政变”
在“930事件”之前，印尼政局的诡异多变、印共和陆军势力以及右翼回教组织的紧张关系，使到“930事件”的发生有其必然性。1965年10月1日凌晨，以苏卡诺总统警卫营营长温东（Untung）少校为首的一批中下级军官，率领麾下部队对陆军高级将领的住所发动袭击行动，目的是逮捕“将军理事会”成员 ，阻止发生推翻苏卡诺政府的军事政变。
其中最骇人听闻的是6位高级陆军军官，在这次行动中被杀害。他们要不是在逮捕行动中直接被击毙，就是被带到雅加达郊外的哈林空军基地，活活被打死后，丢弃在基地邻近鳄鱼洞（Lubang Buaya）地区一口枯井内，只有国防部长纳苏迪安（Nasution）躲过劫难。
事件发生后，温东宣布印尼政府成功粉碎了企图发动政变推翻苏卡诺政府的阴谋。10月1日下午，温东宣布成立一个45人组成的“革命理事会”，成员包括军人、各个主要政党以及印共要员。
很快的这场所谓“政变”，就被好整以待的右派陆军军官苏哈多取得主动权。10月2日，苏哈多已经控制了雅加达的局势，基本平息了所谓的“政变”。根据事件参与者拉迪夫上校（Latief）的供词，他在事前告知苏哈多即将发生事故，苏哈多听后态度暧昧，不置可否。领导这次事变的温东曾是苏哈多的部下，和他关系密切。根据苏班特里奥回忆，温东在事前也曾拜会苏哈多，向他报告“将军理事会”计划搞政变，推翻苏卡诺总统。他作为总统近卫指挥官，有责任保护总统的安全，逮捕惹事军官，阻止政变发生。苏哈多回答他：“如果你有这样的计划，好得很，干掉他们，不要犹豫。”
利用930事件乘机夺权的苏哈多
这场由温东发动的“9月30日运动”（Gerakan 30 September），被外界称为“政变”，其实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它都不像是一场军事政变，整个行动从头到尾显得粗糙、轻率以及毫无计划，就像一场儿戏。从事后来看，不禁让人起疑，整个事件就是设计好让它失败的。印共领袖艾迪虽然在事前知道这事件，不过他只当作是军队内部的斗争。确实，整个事件呈现的就像是“外科手术式”的“清君侧、靖国难”的打击行动。
印尼陆军内部的派系斗争由来已久，印尼陆军将领阶层实际上分化成两派，一派以陆军司令雅尼（Yani）为首，支持苏卡诺政府的“纳沙贡”政策，无意挑战或推翻苏卡诺政府；另一派以陆军战略后备司令（KOSTRAD）苏哈多少将为首，属于右派军人派系，得到美国支持，坚持反共立场。
这次行动，造成雅尼派系的核心将领包括雅尼本人被杀害，这让苏哈多实际掌控陆军提供了契机，也让以他为首的陆军右翼派系夺取政权创造有利的条件。事件发生的结果使到苏卡诺失去陆军中主要的支持者。反观右翼军人派系，除了纳苏迪安之外，其他反共的高级将领都没有受到伤害。
印尼军方对印共的清洗行动
在平息“政变”后，印尼陆军把矛头指向印共，号召反共团体、右派学生和极端回教组织，成立“粉碎930运动统一行动联盟”（KAP-Gestapu），组成联合阵线，采取行动清算印共。美国中央情报局立即通过阿当马立克（Adam Malik），给予这个组织150万美元的活动经费。阿当马立克在印尼内阁部长中，属于反共派系。10月5日，是印尼武装部队的建军日，“粉碎930运动统一行动联盟”举行大游行。苏卡诺总统没出席，美国大使格林（Marshall Green）和陆军军官一起出现在观礼台上。这场建军日的游行当天被转换成悼念被害军官的游行，整个过程极力抹黑印共，渲染印共的“残忍”，挑起群众的愤慨，游行中打出“粉碎印共”、“吊死艾迪”标语，目的显然把“事变”的苗头指向印共。
1965年10月12日反共暴徒攻击雅加达一所与印共有关的大学
930事变的发生，让美国终于找到下手的机会。10月5日美国大使格林致电华盛顿，他在电报警告说：“现在就行动，不然就永远没机会了。”（It's now or never）他催促加强秘密宣传的力度，散布各种编造的共产党暴行、违背常理和残忍的所谓新闻。英国大使呼吁进行缜密的、有计划的宣传和心理战活动，以便加剧印尼内部的斗争，使军方对共产党感到恐惧，达到利用军方来摧毁共产党的目的。
面对印尼的新变化，一场缜密的跨国宣传活动很快地从凤凰园展开。英国情报专家雷德伟和美国情报官员，从雅加达每天发来的消息，剪裁或制造成符合认知作战的“新闻”，发给《海峡时报》、《每日电讯报》、《观察家报》等发表，新闻来源通常说是来自于印尼的知情人士，然后再出口转内销到印尼。
美国对印尼陆军的直接援助，更是源源不断，除了金钱，还包括通讯器材、医疗器材、小型武器、药品等。美国中情局也对印尼发生的大屠杀事件，表现极大的热心和帮助，不但提供武器，而且给陆军提供印共及其附属组织的领袖和干部的名单，这份名单包括全国、区域、省级及地方的各级领袖和干部，方便军方对印共成员执行逮捕和枪决。
在陆军的支持下，印尼极端回教组织、学生及其他反共团体对印共党员和支持者展开清算行动。印尼各地发生纵火焚烧印共办事处、学校和住家，印共以及附属组织的领袖和党员被追缉、逮捕、虐待、强奸、屠杀等事件层出不穷，其中，“粉碎930运动统一行动同盟”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谁是“930事件”的“达郎”（dalang）？
“930事件”之后，印尼发生长达一年的对共产党员及其支持者的大屠杀，也殃及许多无辜的人士，包括华人平民及商人，从其规模、时间跨度和野蛮程度来看，在人类历史上都是少见的。这场大屠杀造成至少50万人惨遭杀害，整个期间超过100万人被投进监狱，有者直到1970年代才获得释放。
这场大规模歼灭印共的行为，是印尼军方直接领导的有计划的军事行动。从公开的中情局档案的解读，显示美国政府是这场血腥大屠杀的重要同谋。美国中情局在2001年7月公开的档案，虽然是有选择性地，对涉及美国利益和敏感的内容，还是保留空白，不予公开，即便如此，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中情局牵涉其中比我们想象的更深更广。
西方媒体对大屠杀带着有色眼镜的评论，有意减轻西方推波助澜的罪行，比如《纽约时报》记者苏兹贝格（Sulzberger）就极其冷酷地说：“印尼的血洗行动是西方最好的消息”，并强调这是“人命不值钱和崇尚暴力的亚洲现象”。一些西方学者则以种族主义的偏见，闭口不谈美国怂恿下印尼军方有计划的血腥清算印共的行为，却把它归咎于土著病态的文化，认为大屠杀是“土著内在疯狂的嗜血思维，其根源是印尼病态文化产生的集体歇斯底里（马来人称之为amok）的行为”，这明显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观点。
到底谁是这次事变的“达郎”（印尼语dalang，爪哇皮影戏幕后操弄皮偶的师傅）？只有在印尼官方和美国愿意释放更多档案之后，我们才能做出明确的结论。目前，我们只能从谁是这次事变的获利者的角度去观察。显而易见苏哈多集团和英美是这起事件的获利者，事变的发生为苏哈多夺取政权铺平道路；美国取得阻止印共发展、推翻苏卡诺政府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英国则因为苏卡诺的倒台，印尼“对抗马来西亚”的军事行动得以终止，让它从烧钱的军事对抗中脱身。
作者为本刊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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