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新加坡的政治气氛就很不一样。政府赶在2月18日元宵前夕发布今年度财政预算案，向国人大派利是，更彰显了今年是大选年的预测。新加坡去年的财政盈余为21亿，政府拟拨出11亿来支付”立国一代”(Merdeka Generation)配套和”开埠200周年纪念花红”(Bicentennial Bonus)的各项措施和补助。
“立国一代”是继”建国一代”(Pioneer Generation)之后的另一发明。2015年新加坡庆祝建国50周年时，宣布凡在1949年以前出生并于1986年以前取得公民身份的国人为”建国一代”，可享有各项政策优惠。今年，政府再将为数49万余在1950年至1959年之间出生并在1996年以前成为新加坡公民的人士，以及1949年以前出生但早前没有被纳入”建国一代”的人士概括进来，使得这一连串政治及政策受惠者的年龄下降到现年60岁的国民。至于60岁以下及更年轻国民的利益，则以各项”开埠200周年纪念花红”来施放。
纪念活动以多元形式展开
政府将财政预算案与”开埠200周年纪念”挂勾，有论者认为似乎有意重复SG50时国庆绑大选的操作。姑不论故技重施是否能产生相同效益，但执政党挟施政之便启动国家机器，动用财政及人力资源全力辅选，倒是常有的事。
事实上早在2017年10月政府已经着手筹备SG200的工作，并于2018年元旦成立直接隶属于总理公署的”新加坡200周年办公室”(Singapore Bicentennial Office)。经过一整年的筹划，在活动规模与规格”不超过SG50”的原则下，其成果终于在今年1月28日莱佛士登陆200周年的日子，呈现在国人眼前。
SG200的纪念活动将以多元形式接续展开。首先推出的是”莱佛士在东南亚”(Raffles in Southeast Asia)的特藏展、”照亮新加坡”(i Light Singapore)的大型灯光秀、持续全年的文化系列讲座、新加坡人物传记数据库的启用，以及其他陆续展开的社区导览、艺术装置等活动。其中”照亮新加坡”的演出地点遍布市中心及新加坡河畔，这期间适逢华人新年，这类结合科技与声光的大型展演确实为新加坡的天空增添了喜庆和风采。
然而五光十色之下，争议悄悄漫延开来。分歧的意见源自于历史，而”莱佛士在东南亚”首当其冲。这个在亚洲文明博物馆展出的文物展，大部份展品向大英博物馆借来，其中包括莱佛士当年在爪哇搜集的面具、戏偶、剑刃、佩饰以及大型的佛像雕塑等等。这个展览基本上没有聚焦在新加坡，而是放大到一个东南亚的脉络里，文案里也没有突显莱佛士的成就与贡献，反而很刻意地提出”学者或无赖”(Scholar or Scoundrel)、”无情或正义”(Ruthless or Righteous)、”先锋或抄袭者”(Pioneer or Plagiarist)、”植物学家或畜牲”(Botanist or Brute)等疑问来质疑莱佛士的高大形象。
就一个重量级的展览而言，”莱佛士在东南亚”堪称成功，我们也不能说策展人及有关当局没有意识到”纪念殖民者”的争议性与话题性。很显然，这些相对的词藻和诘问姿态都是自我保护色，必要时可作危机处理、撇清立场的说词，尴尬的是没有更多地说明”纪念”这场”盛事”的正当性。
纪念殖民者招致质疑
果不其然，马来知识分子Alfian Sa’at在该展主办的一场讲座中当场发难。他批判亚洲文明博物馆及其策展人为”殖民洗白”，不承认殖民主义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事实。他认为殖民的本质就是占领和剥削，而不是文明的开展，但承办单位把莱佛士这个窃据他人文化遗产的盗贼标榜为文明的推手，还把自己的角色包装成批判者，沉溺在伪善和自我欺骗之中。
Alfian Sa’at随后在脸书发表他的言论，经过网络媒体的报导，引起更广泛的关注，也促使平面中文媒体刊登相关回应文章，指出该展呈现出与过去截然不同的面向，既不再突显莱佛士的高大形象，也不乏对历史的质疑和反思，试图为”莱佛士在东南亚”的展览”没有讴歌殖民主义”背书和灭火。
Alfian Sa’at所带出的”去殖民”反思是知识圈的反思，其实也是去年延续下来的话题了。当时政府如火如荼筹备SG200的活动，承诺不会规避殖民者的阴暗面，呼吁民间集思广益，似乎也采纳了一些建言，譬如改”庆祝”为”纪念”，对词汇的使用也更谨慎。但最后呈现出来的结果却是彻头彻尾的新加坡一贯风格，节目缤纷璀璨，声光华丽炫目，场面宏伟大手笔!这也就无异于”庆祝”了。
“殖民洗白”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事实。尽管如此，这也不应该由”莱佛士在东南亚”或亚洲文明博物馆单独承担。SG200的历史叙事框架代表着官方历史论述与立场，有关当局经过长时间的思索、策划和布局，结果却以”趋殖民”的姿态拍板和定调，那么作为活动之一的”莱佛士在东南亚”展览，不过是贯彻了上层的意志。
“开埠”无疑是被殖民历史的一体两面，而且是具有正面意义的用词。为此学者建议改采”登陆”，以降低肯定殖民者贡献的意味。在这场去/趋殖民的争辩中，主要表现在几个论述上，包括个人贡献论VS集体贡献论、弥补左翼伤痕论，以及穿越时空700年的小渔村论。
从个人推向集体贡献
为了淡化莱佛士的高大形象，继续一枝独秀地耸立在新加坡河畔，政府特地塑造另外四尊雕像竖立在莱佛士雕像的周边。为了呼应考古学者的发现，政府在纪念SG200的同时也刻意将新加坡历史的可追溯期上修到700年。鉴于此，这四尊对新加坡700年历史具有代表性意义的雕像人选的年代跨度超过500年，他们分别是1299年建立”新加坡拉王国”的巨港王子Sang Nila Utama、1819年前往新加坡创业的陈笃生、同时代的马来文豪Munshi Abdullah以及印裔富商Naraina Pillai。此前，莱佛士雕像还一度”消失”了，原来是装置艺术家出的新点子，他将莱佛士”融入”和”隐藏”在身后的建筑构图里，也很引起了一阵话题。
这正是想将个人贡献论推向集体贡献论的表现形式，塑造新加坡是由不同年代以来的不同群体不分悬殊群策群力共同建设起来的新叙事框架。然而，这其间有500年的断裂没有补白，所谓集体其实也仅以”大人物”概括。他们彼此之间毫无联结，却如众星拱月般配搭和陪衬主角莱佛士，而以劳动者为核心的为庶民叙事没有落实，更妄论左翼反殖斗争的贡献。
新加坡不只有被英国殖民的历史，更有被英国分裂的历史。战后重返马来亚的英国殖民者先后成立马来亚联邦和马来亚联合邦，都将新加坡排除出去，使其行政地位”独立于”马来半岛的架构，这也是新加坡这个自由港口跟半岛的领土关系断裂的肇端。当马来亚在1957年独立以后，新加坡仍孤身作战，岛内的反殖斗争一直持续到1960年代，期间还经历自治、合并、脱离的复杂过程，许多左翼、反殖人士也为此付出惨痛的政治代价。”开埠200周年”标志着新加坡殖民历史的开端，然而现当代的本土反殖斗争史及其斗士却完全没有在这一波盛大的”纪念”中被提及。
至此，我们已看到SG200的平行时空。当学者相继提出”去殖民化”的深刻反思和批判时，国家却反其道动用国家的资源全方位支援”趋殖民化”的行动和意志。
趋殖有碍开埠史挖掘
早前”新加坡200周年办公室”表示，SG200延续一整年的系列活动，目的在于鼓励国人深入挖掘新加坡开埠前后的历史，并通过这些历史背景了解国家的发展路程。然而当小渔村论阴魂不散地自由穿越700年的时空，这个愿望可能很难实现。2015年SG50时媒体大肆渲染的”新加坡从50年前的小渔村发展成国际都会”的神话还言犹在耳，今年摇身一变竟然早在200年前新加坡就已经是自由贸易港口了，甚至在700年前就有过繁华景象!
每个国家都有官方定调的历史论述，但大部份民主国家在正统历史论述之余，允许其他立场也有自由发表的空间。新加坡对修正主义历史的防范和戒心，固然有其政治继承的原因，因为任何论述的松动和松绑都有可能影响到建国总理的历史功过与定位，但这一类内在逻辑矛盾的说词其实是可以避免的，政府无需引导，也没有必要严阵攻防。
概括而言，SG200的整体呈现还是在一个”志庆”远甚于”纪念”的层次，官方的反省、思考和批判可以说付之阙如。反观知识圈，学者在官方史观的刺激下，可望展开更深刻的学术探索。比起看清殖民者丑陋的面貌，菁英政府更多地受惠于殖民统治的遗产与遗绪。当殖民地的苦难没有烙印在其继承者的内心，”去殖民化”只是当时争取政权的口号和手段。往事如烟，俱逝矣。(本文原载于网络《当代评论20190226》，经作者同意修正。)
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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