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姚梦桐《新加坡美术史论集（1886-1945）》
文：何华
姚梦桐先生的《流动迁移在地经历：新加坡视觉艺术现象（1886-1945）》最近由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推出中国大陆版，书名改为《新加坡美术史论集（1886-1945）》，这本书对中国读者了解新加坡战前美术史（包括广告、商店牌匾、小说插图、报刊漫画等视觉艺术），大有裨益。
姚梦桐先生是本地资深教育工作者，更是一名出色的南洋美术史专家，史海钩沉，不辞辛苦，从战前新加坡中文报纸搜集了大量材料。也许他对艺术的爱好太过强烈，故纸堆里消磨的枯燥反而成了他兴味十足的雅趣。同时，他也注重“活”的史料，广泛结交艺术家的后代，从中得到大量实物证据，用来支持他的观点。他为人低调、学问扎实，是我最尊敬的新加坡学者之一。姚先生曾出版《郁达夫旅新生活与作品研究》、《郁达夫研究论集》（与王慷鼎合著）、《新加坡战前华人美术史论集》等著作。
《新加坡美术史论集（1886-1945）》，具有开山意义，为后人的同类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他的观点，往往具有突破性。譬如：在《“Slow but Sure”——从在地经历的语境中描绘张汝器》一文中，他就写道：“可惜多年来，我们似乎把张汝器这位先驱人物遗忘了！二战之后，当人们开始论述南洋艺术（Nanyang Art）这一美术史课题时，都没有提及张汝器，而恰恰张汝器是南洋艺术重要的开拓者与奠基者之一！”姚老师在这段叙述中，用了两个感叹号（！），来表示他对张汝器未被重视的感慨。一般，谈到南洋画派，大家都会想到1952年，四先驱陈文希、钟泗滨、陈宗瑞、刘抗的厘岛写生之旅，认为这次四人结伴的厘岛之行，是南洋画派诞生的开始。但是姚梦桐的研究，溯本求源，进一步厘清了南洋艺术发展的脉络。姚老师的看法是：“他（张汝器）是一位活跃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到星洲沦陷前的美术界推手。他那具南洋色彩的本地题材作品，他（上世纪三十年代末）远赴印尼采风的人物画，一一诉说了画家热爱本土生活的诚挚表现。如果我们要追溯南洋风的源头，那么，我想张汝器应该有最大的话语权！”
司徒乔的《放下你的鞭子》，1940年，现藏中国美术馆。
做学问，最忌人云亦云，姚梦桐具有独立思考和艺术判断的能力。徐悲鸿的油画《放下你的鞭子》，是新加坡美术馆的镇馆之宝。但姚老师并不迷信这幅画，在《特定历史场景构架下的艺术风貌——司徒乔〈放下你的鞭子〉》一文中，他比较了徐悲鸿和司徒乔的同名油画，认为司徒乔的那幅更加感人。徐悲鸿笔下的王莹（香姐）：身穿白底蓝花衣衫，穿金戴玉，手中红绸飞舞，是位“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美人。这样的人物肖像画，似乎跳出了抗战剧情，成了一件孤立的艺术品。再看看司徒乔笔下的王莹（香姐）：低头含泪，国仇家恨写满了她的眼睛和脸庞。显然，司徒乔的《放下你的鞭子》更符合剧情和时代背景，也更具有艺术感染力。司徒乔这幅画现藏于北京的中国美术馆，姚梦桐一直呼吁，希望有朝一日两幅作品合展一次，将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司徒乔（1902-1958），只活了56岁，如果长寿的话，应该地位更高。他早年得到鲁迅的赏识，和鲁迅有交往。鲁迅1936年10月19日去世，在先生遗体盖棺前五分钟，司徒乔赶到万国殡仪馆，为鲁迅画下最后的遗容（速写），得到极高评价。他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创作的《义民图》，是人物速写的神品。司徒乔和沈从文是老友，沈从文复出后，在1980年写了《我所见到的司徒乔先生》一文。司徒乔也是音乐家冼星海的挚友，他把冼星海推荐给萧友梅，这对冼星海后来的音乐道路起了一定的铺垫作用。
杜迪希的铜雕《马来小童》，1939年。现藏新加坡美术馆。
1939-1940年，新加坡来了一位奥地利雕刻家和画家卡尔•杜迪希。1938年3月，希特勒进兵维也纳，杜迪希被反犹太的法西斯统治者驱逐出境，杜迪希一家三口辗转流离，1939年5月流亡到新加坡。杜迪希在新加坡逗留的时间只有一年多，结交了郁达夫、广洽法师、胡文虎胡文豹兄弟，也完成了不少艺术品。郁达夫有两篇文章《介绍雕刻家杜迪希（Karl Duldig）》《印光法师塑像小记》写到他，他离开新加坡时，郁达夫还写了一首诗《送杜迪希先生行》。姚梦桐《雕刻家卡尔•杜迪希与“马来小童”雕像》一文，叙述了一段感人的故事：杜迪希不仅是艺术家，也是体育健将，他的网球打得尤其好。在星洲期间，他在网球场见到了一位马来球童，被他的“高贵面部线条”吸引，为这个小童做了一尊雕塑（1939年，铜雕）。姚梦桐文里写道，这尊雕塑最早由一位英国军官罗伯特•佩恩买下。日军占据新加坡时，佩恩匆忙撤离，把铜雕送给了他的车夫。车夫一直妥善保存。2006年，车夫的后代联系杜迪希家人，告诉“马来小童”雕像还在。再后来，新加坡美术馆收藏了这尊杰作。日前，我还去美术馆看了这件作品，因为知道背后的故事，观感也就不同了，这个马来小童似乎“活”了起来。
杜迪希也给广洽法师画过像，姚梦桐在文里也提到。我后来查看在墨尔本的杜迪希工作室网页（Duldig Studio），发现他给广洽法师一共画了两张像，一站一坐。另外，网页上还有一份杜迪希和胡文虎胡文豹兄弟签的合约，胡氏兄弟付给杜迪希五千叻币（Straits Dollar），要杜迪希为他俩塑像。此外，从郁达夫的文章可知，广洽法师还请杜迪希塑了一尊印光法师雕像，雕像完成后，先送至郁达夫处，郁达夫又送到了广洽法师那里，不知这尊印光法师雕像是否保存下来了？有待继续追踪。
姚老师平时对本地的商家牌匾观察也非常细致，他书里提到一块张叔耐的题匾：鸿安。1919年，28岁的张叔耐受孙中山先生的委派，任驻新加坡海外文化宣传部主任，负责对新加坡华人开展海外文化宣传，同年10月1日，在新加坡创办华文报纸《新国民日报》，任总编辑。张叔耐的外孙王逸，是我的文友，上世纪八十年代从上海移居美国。
陈璧光为《三国》作的绣像插图。
据姚梦桐的研究，“张叔耐经常为商家题匾，这说明书法与商业关系的密切性。”姚老师告诉我，这块匾的位置在海南二街（Purvis Street）“津津鸡饭”斜对面。新加坡日新月异，牌匾今天在，很可能明天就不见了。所以，我立马就去寻找。很幸运，它还挂在那里。这间店屋现在是美发店，店里的员工告诉我，当初他们租下装修时，嫌这块匾难看，要取下，屋主不同意。多亏屋主不同意，否则很可能就丢掉了。屋主现在叫“鸿安/光东有限公司”，从事金融贸易、投资业务。
姚老师在书中还提到十九世纪末流寓南洋的潮籍书画家兼插画师陈璧光，并附有几张他的插图画，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且诱发了我对陈璧光的兴趣。现在我们已经看不到陈璧光人物画的原件，姚梦桐先生告诉我，他也没见过原作。不过陈璧光为曾锦文从汉语翻译成马来文的小说配了不少插图，这些出版物倒是保留下来了。书里的人物插图，线条优美，有传统的钉头鼠尾描、曹衣描、铁线描等，他对《芥子园画谱》想必下过一番功夫，也应该受到陈老莲、任伯年、中国绣像小说及潮州佛寺绘画的影响。陈璧光“挟技南游”，比起一般民间画工，技高何止一筹，他化俗为雅，布局好，有古韵，实为不可多得的天才画家。关于陈璧光其人，我们现在所知不多，甚至连生卒年都不详。曾锦文译本《三国》（Sam Kok），1894年4月25日出版。那时，他说陈璧光“比较年轻”，大概三十来岁。由此推算，陈璧光应该出生于1864年左右。他何年从潮州南下槟城，何年又从槟城到新加坡？都待考。
姚梦桐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为后人树立了典范。他为新加坡美术史尤其是战前美术史作出的贡献，具有划时代意义。
作者为本刊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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