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银行是我谋生的第一站，《人间》便是我融入社会的第一份“义工”。
刚出校门不久，幼稚懵懂。让家长放心的，就只有：这孩子听话，有人缘，喜欢看书，相信不会变坏。
会不会变坏自己可不敢担保。平日读的文艺书，正反面人物何其多，笑面虎老狐狸千奇百怪，取来便是现成教材。
倒是堂伯孙雪庵赠送的横匾受用。行书四字：“读书养气”。晨昏打几个照面，养几回气。16岁有幸进入大公司当雇员，人众口杂，受气难免，怎么消泄？有办法，拿起笔杆子“出气”。出得多读得勤，养气渐成“习气”。
那年头，《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的副刊，同早餐的牛油面包一样可口，尤其喜爱文艺副刊、学生园地和文娱介绍，总要先睹为乐。
一份学生期刊《荒地》1953年蓦然出现，年轻人用热情的笔写年轻人的事，文字清爽，感情纯粹，多数篇章言之有物。朋友见面聊天，不期然会谈起《荒地》，哪篇文章值得读彼此互相推荐。知道我偶尔动笔，有人怂恿说：为什么不投稿去？他们会登的！
没错。寄去的稿子发表出来了。后来又投去一两篇都没有落空。
于是尝试投去《文风》，杏影先生改动了文句，陆续见了报。
这时候起，读书之余涂涂写写，“文艺青年”这称号感觉很过瘾。
有一天，刘少锋来我家
1954年某一天，王如明带了华中学生刘少锋来我家。不多时又介绍一位沙巴学生邓松青。如明说，他们正在筹办一份刊物，定名《人间》（The World）——一份半月刊。
资金哪儿来的？哦，我们在同学中招股，每股10元，反应相当好，头几期出版费应该不是问题。
我没丝毫经验，听他说得轻轻松松，陪着高兴。心里琢磨着：是啊，头几期卖出去，收回钱，接着又印新的，好主意！
据说招股表格发到学校，获得热烈响应，股本几千元稳执在手。至于编辑校对发行等人手，更不用烦恼，校内校外许多人挺身要帮忙。
刘少锋当主编，我把稿子交给他。少锋个子不高，略胖，圆圆的脸孔笑意浓。他谦虚地缓慢地告诉我心目中的《人间》是怎样的。如明在一旁附和打气。
如明住在红桥头左近的淡申路。少锋寄居在离我家数十步之遥的平房，林乃燕家。
《人间》首期出版了，少锋赶送我一本，接到它禁不住激动。封面由郑国伟设计，封面画是蔡名智的杰作。翻开，内页大小铅字排列本期刊目、作者。我给的短篇《苦难》显目地夹在行间。
《人间》创刊号
一个十六七岁中学生，在不长时间里竟编好这么一本各种文体兼容并蓄的刊物，真是好样的！《苦难》题目的左边，他加上两行副题：纵使奴隶失去了一切，总该还有一双反抗的手……。
陌生的一下子熟络了
热腾腾的氛围聚拢着热情的小青年。一个个工作人员怎么跑来金吉巷出版社的，谁把他/她邀来的，几乎没人去过问。亏得这么多此去彼来、自告奋勇的大孩子，只要财政上一松动，立刻稿到，人到，短时间内就能送稿付印。
好事多磨。第一期发出去不久，忽听说少锋辍学，打算到中国去升学。主编走了怎办？谁顶上去？好像又是老大哥如明，招来洪明壮大编辑阵容、詹道熙管财政。几个月内先后来了林清如（林青）、陈国安（林臻）、陈泉海、黄今英、李茂枝（李火）……稍后张道昉（李向）也来助阵。我家距出版社不远，业余时间较多，怀里有一把钥匙，想看稿或写稿一迳往金吉巷跑。
《人间》同仁。（左起）前排：王如明、陈国安（林臻），后排：柳舜、林清如。
我拉了好几位帮手，邻居刘基义，他的同学辜应悦、陈前进、秀桃、王以针；还拉了银行同事黄秉坚、陈铭华、颜清祥、蔡剑秋、黄联仪……社里的朋友通常会带来另一些朋友，大家碰面亲热交谈，生脸一下子变熟，彼此无所不聊，掏心掏肺。原来青春是闪闪发光的，真诚无私的友谊是“义工”酿出来的醇酒。这是意料不到的、文艺以外的收获。数十年后路上会上相逢，亲近不减当年，其中健在的，无不成了超逾一甲子的挚友。
由于处理《人间》的编务，我的生活圈子不知不觉扩大了，学会同陌生人聊天倾谈。1955、56两年，反殖运动进入高潮，文艺界策划组织“文艺写作者协会”，新马两地老中青作家踊跃签名参加，筹委会主席冰梅。一年后另一个遍及文学、美术、音乐、戏剧的“文化协会”筹委会成立，由刘仁心担任筹委会主席。两者先后申请注册，都不获批准。身为《人间》代表，在一般会议、讲座、纪念会这类场合，迫不得已应邀发言，有时必须上台讲话，上得山多不畏虎，脸皮磨厚胆子也大了。
每一期要有重点文章
处理稿件是编辑部最大的挑战。限于财力，半月刊拖成月刊，时而无法定期，但内部审稿发行等工作没有松懈。每一期要有重点文章。读者期待配合时局的评论和作品。这一来，可用的外稿少之又少。李向在审阅外稿这件工作上下了大功夫，他仿效杏影的做法，细心读稿、改稿、评点，不能用就退稿，许多后进都受宠若惊。彭龙飞（驼铃）曾经投来诗稿，李向情有独钟，竟循通讯地址找到偏远的学校访问他，临别送给驼铃一本涅克拉索夫的诗集《严寒，通红的鼻子》。这种编者与作者的互动方式，李向从不提起，数十年后读了驼铃文集我才知道。李向对待文学的严肃认真，对待作者的苦心爱心，也许后无来者了吧。
外稿适用的不多，编辑们只好“出手”。头几期硬顶的三人是：如明、清如和我。三人常在社里看稿，并商议本期要目。发现少了诗歌，喂，你写一首，可以表现……；少了文评和理论，王如明，你行，任务交给你了；小说有没有？清如，就你来，你的笨珍小城故事多，你负责，要快！后者但笑不语，捏了桌上几张白报纸，身子不动刷刷刷在原座位快笔书写……半个多小时过了，写满三张纸，忽然想到什么跳起来：糟糕，我约了朋友八点见面，马上要走了！……没写完，你们去完成吧！你写的什么，怎样结尾，我们蒙查查，怎么去完成？你们可以的！写好不用我看，叫应悦送印务馆发排。下来一个礼拜我很忙……谢了，再见！如此“无尾的结局”还好不常有。见者有份，我们只得狗尾续貂。
尽力去做绝不推托
人进人出，编辑部随时调兵遣将。青年有共性，有相近的目标和理念，因此“问题不大”。分配工作时，各人尽力去做，绝不推托，倒也过关，有趣。诗，散文，短论，短篇，小剧，书评，戏评……任何文体都难不倒，需要就动手，该冲就去冲，久而久之，粗品渐渐磨细，不懂的渐渐明白。
那样的年代，那样的风气，使一代人迅速成长。深刻领会集体协作才是正道，心中剔除自我，做任何事总觉得精力饱满。
《荒地》《耕耘》随反黄运动崛起（两刊创刊相距七个月）。《耕耘》出道七个多月《人间》出版。又四个月《生活文丛》诞生。可惜的是出了18期的《荒地》与出了20期的《耕耘》，先后被吊销准字（前者1954年5月，后者1955年3月）。其余的刊物包括《人间》，在1956年9、10月间，统统禁止出版、销售和收藏。
必须顺笔一提：上述青年文刊存活的三年左右，姚紫编的《文艺报》/《文艺报副刊》，骆宾路等人编的《人闻》，杜红等人编的《汇流》，吐虹编的《萌芽》，也都受到学生、店员、工人的欢迎。
殖民地政府要的是表面民主的温度，怕的是民众反应的热度。
销数每期不下五六千本
无论怎么说，这些刊物填补了青年借文艺陶冶生活的迫切需求。今天看来分量质量均感不足的上述刊物，销数每期不下五六千本，受欢迎的程度可想而知。
这些春笋冒尖的刊物，从内容看，实践了“本地人写本地事”的论说，为日后写作者标示正确的创作道路。
《人间》出了五六期，销路仍不断地增加，马来亚来的订单最为突出。
有一天，主持发行的应悦兴冲冲告诉我，南马一位李凌千这回破天荒订了百多本，早些时他只买十本。如此振奋人心的消息，对社里任何人都是莫大的激励。
也有难受的时刻：印务馆电话催账。创刊半年后，现金用完了，书店欠账久未清还。财务非我所管，但一边忙着组稿，一边粮草告罄，印务馆老板扬言再不先清还一期的印费，稿子别送过来。工作人员每到金吉巷，听到电话铃响，谁都不愿拿起听筒。
我们学会敷衍，学会讲几句骗话，欠账能拖多长是多长。
友人支持雪中送炭
友人陈远才家境宽裕，为人豪爽，好几次捐献解困，雪中送炭，助我们渡过难关。他的付出，社里只有几个人知悉。
停刊前的一两期，又一次陷入无米之炊，如明说，只好找许淑英帮个忙了。他向淑英借了500元，刚够还一期印费和杂费。年终我领了花红，请他如数还给淑英。那时，《人间》已经“寿终息影”了。
我们一期挨过一期，不是什么秘密；印务馆很清楚，政府心中有数。
这段期间文刊的前仆后继，直接间接推动大报副刊活跃起来，发表作品的园地拓宽了，鼓舞一群群青年投入文艺创作。当中展现才华见报率高的有：周粲，谢克，李向，杜红，钟祺，林丹，林臻，廖建裕，苗芒，长谣，陈凡，马亚，贺巾（遄泉），王葛，忧草，严冬，麦青，谦君，白蒙（陈全），子迅，文丁，冰梅，征雁，吴岸（叶草）……。一个作者用几个、几十个笔名是当年的习惯，未曾出书的“多产”者，很难在读者脑中留下印象。
美术界与刊物和副刊联系紧密，彼此携手共进。画家如蔡名智，郑国伟，林友权，李文苑，赖桂芳，朱庆光，郑文彬，陈子权……各在木刻、炭画、水彩、粉彩、插画、油画表现卓越，好评连连。他们为50年代的文艺风景添加优美、丰采与壮丽。
作者为本地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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