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郭宝崑有多点来往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新加坡的十多个华语戏剧团体，在成功举办了两个联合演出《小白船》和《乌拉世界》后，便主办了戏剧营和戏剧史料展。我参加了史料展的筹备工作。
郭宝崑1988年美国寄的明信片
郭宝崑谈话，听众有余秋雨（前排左起）、张仁礼和马惠田。
那时候他给我的印象是，和蔼可亲，亲力亲为，就像一般伙伴那样能同甘共苦。
然后，我们一起筹备了另外两个联合演出《㗝呸店》及《喀湃喀湃》。前者是他的创作，他也兼导演。后者是印度尼西亚的著名剧作。我都只负责行政工作。
只有一个人的台词
1985年，新加坡华文报剧团主办《喜剧之夜》，他提供了《棺材太大洞太小》的脚本，并表示自己来当导演。记得编导组看了脚本，一时都目瞪口呆：他要怎么排这个戏?十多面活页纸写的密密麻麻的文字，全是一个人的台词。
几天后，宝崑打电话给我：”文学，你来演好吗?”我当时肯定吓了一跳。不过，他没隐瞒我，最初他属意的演员是林锦雄。林锦雄推辞了，说患的糖尿病，令他精神和体力都不济。林锦雄是一位出色的戏剧工作者，无论在中正中学戏剧研究会，南大戏剧会，以至毕业后参加的艺术剧场，他都是表现杰出的演员和导演。他也是《小白船》的主角，他的演出叫人留下深刻印象。
宝崑补充说：”你在生活剧社演的《约会》确实精彩，是冷面笑匠。你原来便是我心目中的另一个人选。”
排练场在他家
三天后，我们就排练了。
排练时间是在我下班后的下午三四点钟，宝崑也应该睡醒了。那时候宝崑在英文午报《箴言报》当翻译，清晨六七点才是截稿时间。我在晚报当翻译，一般下午一两点便可回家。
排练地点是他家的客厅，菲立太子道的一个四房式单位。那里的组屋设计，客厅特别小，我坐在靠墙的椅子上，站起身后向前走不过三两步就会踩进卧室。导演就坐在卧室里。
不过，我遇上的困难不是排练场的狭小。我在2002年有段回忆排练的文字是这样写的：”开始的阶段，我连说梦话的资格都没有，老是忘台词或者跳词。”
除了台词难记，我也没把握怎样走台位，大部分时间坐在椅子上。我曾多次问他，该怎么演?他总是笑笑：”就这样演。你把词都记好，你的舞台就不再那么局促了。”
我浪费了他很多时间，尽管演出日期逼近，他却似乎一点也不着急。他不急，我急。我没把握，我不晓得他，也包括我自己，要把这个戏带到哪里去?
宝崑可能也感觉到我承受的压力，有一天他说了一番叫我至今难忘的话：”即使演出失败了，也没什么大不了，我们要能接受失败。”
我当时像大热天喝了杯凉冰水；也像扛了口大棺材赶路，然后有人告诉我，棺木是竹片织的，即使摔下地来也不打紧。
棺材也扛到吉隆坡
我扛了这口大棺材，确实有点力不从心。在维多利亚剧院上演的第二个晚上，我差点就从台上摔下地。我在台上不到五分钟竟然就跳过一大段台词，于是，我急得像热窝上的蚂蚁，不得不一心两用——口里要连续吐出话来，脑袋则得急忙找回那段跟我玩捉迷藏的台词。或许是在两分钟后，我绕了个圈才能回到原点，可是，这一来戏的情绪和节奏都乱了，应该哄堂的地方，观众笑得稀稀落落。
宝崑在侧幕笑嘻嘻地握着我的手：”没事，你不也把戏演完了吗?”
我虽然不称职，他还是带着我，一起扛着那口棺材，到蚬壳大厦的小剧院、到中峇鲁联络所，还有吉隆坡一个剧团的会所演出。在吉隆坡原本是在剧院里公演的，我和当地另一个讲英语的扛棺材演员，分上下场演出，可是当局最终不发准证。
剧联筹委会主席
宝崑虽不在乎表面的成败，却是早已认定工作的方向，不断地寻找机会、不断地克服困难，不断地做事，也常拉我一起干。
1986年，《㗝呸店》演出后，近20个华语戏剧团体的代表召开联席会议，推举九个团体成立新加坡华语戏剧团体联合会(简称剧联)筹委会，他担任主席。
宝崑那时也是实践话剧团的主要负责人，不过，他仍然拨出很多时间推动剧联的工作。我们与外界的联系与交涉多数由他出面，不少文书工作也由他承担。多个联合演出的概念与落实计划，也常由他孕育及促成。
剧联在1987年提出注册申请，1988年10月底获知注册批准，定于1989年1月1日举行成立典礼。
剧联获准成立时，宝崑不在新加坡，他9月初飞去美国学习，为期三个半月。我们是在他缺席的情况下举行理事会选举，他没中选主席或任何其他职位，因为实践刚改组成立了实践表演艺术中心，准备推行专业化计划，董事会反对实践加入剧联，也不同意宝崑参与剧联工作。后来，他还是说服了董事会，实践保留会员身份，另派代表分担职务，他只是会务顾问。
积极充当顾问角色
宝崑果然不再像以往那样直接参与剧联的工作，不过，他也没有疏远剧联。记忆中，我们主办的每个大型活动，包括演出前的彩排、检讨会、交流会以及戏剧营，他都不曾缺席。我们也曾多次邀请会务顾问列席理事会，宝崑从不曾请假。在剧联面对生存危机举行的一次前途讨论会上，他便以自己对客观条件的认识，坦率地阐明看法。
我在2003年的一篇回忆文章里，曾记下他当时的谈话内容：
“十多年前，大家一条心要把力量汇合起来，为华语剧坛建设规模更为宏大、色彩更为鲜艳的花圃，可是今天的现实显然不允许，首先是失去了花圃盛开的大气候，其次是我们这些园丁已经很少能聚在一起耕耘了。”
在一个私下场合，他也提到剧联的存在与某些团体的发展所出现的矛盾，看来一时也不容易化解。
剧联在1996年7月2日举行的会员大会上一致决定解散。在对外宣布之前，我打电话给每位会务顾问。宝崑在电话里说：”现实就是这样，再撑下去也无谓了。别人爱说什么不管事，他们没做事，你们是做事的人，你们有权决定。”
他显然又在提醒我：散了就散了，华语剧坛不会没有别的路可走。
敢于批评事物
宝崑敢于对不满的人与事坦率批评，是我尊敬他的另一个原因。有一次，他对电视台处理我们演出的宣传方式很不满，在电话里他少有的提高了声量。他还告诉对方，你们就不必来录像了。另一次，为了一个剧目的用字，他跟报馆的负责人发生剧烈的争执。然而，最令我体会到他硬汉本色的一次，是他公开批评政府推行的文化艺术政策。
2000年，宝崑接受《联合晚报》的访问，畅谈他对新加坡艺术发展的看法。这次访谈分三天连续刊登。
他说，艺术的最高准则是原创性，因此，发展文化艺术必须允许出格，无论内容和形式，都不可囿于框框。
“艺术和科技一样，需要研究与发展。许多人口中说的重视创意，其实只着眼于发展而不是研究。”
他也批评滨海艺术中心的六亿元投资是有偏差的。他说这笔资金主要用在硬体建设和管理人才的培训，忽略了培养创作者和促成艺术品诞生的重要性。
对于当时部长提到新加坡有望在五到十年内达到香港、墨尔本和格拉斯哥的艺术发展水平，他也不以为然。他强调，作为一个国际都会，文化艺术可以搞得很热闹，艺术能否融化为人民精神实质的有机体，那才是最值得珍惜的。
“不加强艺术教育，不作基础提升，艺术繁荣也只能是表层的认知。”
宝崑当年的谈话，今天重温仍然觉得落地有声，响当当!
影响深远的艺术家
与宝崑有交往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彬彬有礼的君子，善于聆听不同的意见，对长辈和小辈都一样尊重和爱护。
新加坡戏剧的未来将是如何蓬勃发展还是未知数，但是新加坡戏剧的多元化景观，是由他一手开拓，而且已奠下扎实的基础。新加坡戏剧指的不只是华语戏剧，也包括英语、马来语和淡米尔戏剧。
在上个世纪，宝崑是新加坡剧场里很稀罕的科班出身，不只上得舞台，能导能演，更是舞台技术的多面手，此外，他著作等身，是新加坡最重要的剧作家之一。
他曾在新加坡表演艺术学院及后来改名的实践艺术学院里，以中英文主持过多个戏剧导演班和舞台灯光班，为后来的华、英及马来语剧团培养了不少后继者。
宝崑英语流畅，与英语剧场人的沟通没障碍，因此其他语文源流的戏剧爱好者有好些也来上宝崑的课。我观察到他的几个演出，都能获得其他语言剧场人士的支援。
由于宝崑的高瞻远瞩，他从八十年代开始就把本地华语剧场与世界多个地区包括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的华语剧场人联系起来，我们因此得以从各方面吸取戏剧艺术的能量，新加坡的华语剧场也更快地与世界剧场建立起联系。他是带领新加坡剧场走向国际的重要推手。
确是天妒英才
日前翻阅资料，才惊觉他离开我们时只有63岁，真是天妒英才。
回顾二十世纪后半叶的新加坡华语剧坛，在我所认识的众多剧运先锋里，郭宝崑、刘仁心、郑民威、黄天能和林明洲，都是我亦师亦友的前辈。我为他们写了五篇回忆短文，旨在感谢他们对剧运的贡献，也感谢他们给予我人生的启发和教导。
作者为本刊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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