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文系作者为其即将出版的新著《国际风云评析50年》（上下册，世界知识出版社）撰写的自序。
卓南生教授生于新加坡，早年在华中和南洋大学受教育，1966年负笈东瀛攻读新闻学，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并获立教大学博士学位。留日期间，就不断为新加坡两大华文报撰写大量的东京通讯。1973年加盟《星洲日报》，历任该报社论委员兼执行编辑、《联合早报》社论委员兼东京特派员。1989年转入学界，先后在东京大学和京都龙谷大学等任教。现为龙谷大学名誉教授、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导师兼副会长。
卓南生从事国际问题的评论和研究50余年，已结集出版的有《卓南生日本时论文集》（全三卷）、《日本的亚洲报道与亚洲外交》、《日本的乱象与真相——从安倍到安倍》等。即将出版的《国际风云评析50年》则偏重日本时论以外的国际时评，内容有：一、国际热点追踪（1973-1975） 二、国际问题纵横谈（1979-1985） 三、汉城20年风云录（1973-1992）；再加上2013年《日本的乱象与真相》面世后撰写的日本时评“安倍政治的‘表’与‘里’”（2013-2022）。
全书贯穿着作者半个世纪以来对国际事务的观察、辨析与立论的基本态度和立场。
我在1973年8月正式加盟新加坡《星洲日报》。在这之前（自留学日本第二年，即1967年开始），我为《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写了大量的通讯稿，基本内容都离不开日本话题。从早年旅日生活的观察和体验，到日本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与社会问题，无不密切关注与撰述（详见拙著《卓南生日本时论文集》三卷本：《日本政治》《日本外交》《日本社会》，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可以这么说，在一定程度上，战后日本面对的诸多问题我都接触过和思考过，也有足够的信心予以评论和分析。因此，在回返新加坡后最初的两年里（1973年至1975年），我所写的社论和长篇时评，很自然地就会偏重于自认为驾轻就熟的日本问题，以及通过日本媒体，密切关注的朝鲜半岛与汉城（现首尔）的政局与走向。
但是，作为报馆全职的国际问题评论员，我不能只聚焦于日本和朝鲜半岛，而必须放眼世界，何况时任《星洲日报》总编辑黄思先生给我的任务，除了撰写国际问题社论之外，还特辟一个3000字的“新闻眼”专栏，要我针对每周发生的国际热点话题予以梳理和分析。
紧密追踪国际热点
对于这项任务，笔者是自信能完成的。这不仅因为自幼即对国际时事甚感兴趣，作为曾经的南洋大学政治系学生，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就从未停止过对国际事务的关注，新加坡两大报海外特约名家的通讯稿，特别是流萤、达人等和《星洲日报》主笔郭史翼撰写的社论、香港《大公报》龚念年的时评，更是我细读的参考材料。至于留日期间（1966年－1973年），时逢“国论二分”（即针对日本未来何去何从，两种道路大争大鸣）时代，越南战争问题、中东问题、美苏冷战问题、中苏论战、朝鲜半岛动向的书刊充斥书坊，报纸、电视也常专题详尽报道与评论……笔者从中受益匪浅。
值得一提的是，那是一个战后日本知识人放眼世界、最有社会担当，日本大学生关心政治、爱谈哲学的年代。笔者对每期出版，以大学生为对象的革新派周刊《朝日杂志》（Asahi Journal，朝日新闻社出版）、《世界》月刊（岩波书店），以及保守的《中央公论》《文艺春秋》乃至右倾的《自由》月刊等的时论文章，都十分关注。笔者尤其爱读各刊的卷首语或国际时局短评，并从中比较彼此之异同、辨析其论理之虚实，和学习其写作的技巧。
大量阅读与细心思考
不过，实事求是地说，要认真每周及时追踪与撰写3000字的国际问题焦点（后增为6000字，移至每周日随报附送的《星洲周刊》第1页全版的“天下事”栏），并非易事。但对我（一名新科社论委员）而言，却是一个难得的学习与锻炼机会。因为，通过广泛收集资料、大量阅读、细心比较诸家的视点并予以整理和评述，无异于强制自己全方位地恶补与思索每天随时发生的全球事务，扩大我关心的问题与视野。
记得当时每写完一篇专稿，就得马上寻找与构思新一周时论的热点话题，并开始收集资料与大量的阅读。为了掌握最新的信息，往往是在截稿前一晚9时才开始动笔，开夜车完成任务。在最初的一段时期，我最怕听到的是类似军事政变的突发性事件（但偏偏当时是此类事件的频发期）。因为，这意味着我得改变原定的评述计划，摸索新焦点、理清新事件的来龙去脉，其中不乏之前从未曾接触过的陌生话题。
平心而论，如此这般通过大量阅读、深入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并在短暂时间内予以图文并茂的梳理和撰写的急就章，对我而言，其工作量与压力不亚于国际关系学研究生院师生日常在课堂上发表的学术报告，或者独挑今日学界流行的所谓重大研究项目的阶段性课题报告。何况这每周结项的“学术报告”或“课题”的评审者，不单是书斋论证的文人雅士，而是广大的读者和同行，还有每天盯着各主流媒体的报道与评论，有时还会来函、来电“切磋”，或设饭局邀约喝茶、吃饭的各国驻新加坡使馆人员，一字一句马虎不得。
实事求是 不卑不亢
记忆中最深刻的是，以色列驻新加坡大使曾怒气冲冲，不约而到我办公室，要邀请我到以色列占领下的戈兰高地去看个究竟；印度大使馆馆员则来电抗议，表示印度经济虽不富裕（实际上是外债高筑，四处求援），但不该对其核试炸有所异议或讥讽。至于1975年8月与新加坡建交后新设立的韩国大使馆，对于新加坡主流媒体的韩国时评（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更密切关注。每当笔者写到金大中绑架事件等话题时，已成“老朋友”的使馆参赞常打电话过来“切磋”，并告诉我其中文老师就在他身旁，正在拜读我撰写的社论或署名的大作。另一最关注我们言论的是日本大使馆。也许因为我是留日关系，“切磋”机会就更多了。上自大使、公使，日本各主流媒体驻新特派员乃至肩负重任、遍访东南亚各地刺探“东南亚对日感情变化”的新老“亚洲通”，我都常有接触和交往。在某些时间点（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日本教科书事件发生前后），几乎每周都有访客或应约“对话”的饭局。与此同时，我也常被约稿或接受访谈，频繁在日本大众传媒露脸。尽管如此，作为负责任的评论员，笔者深知，实事求是与不卑不亢，是我们唯一的选择道路与态度。
限于学识与视野的水平，不论是这些早期与时间竞赛、每周长篇大论的“新闻眼”或“天下事”栏的急就章，或者是后来刊于封面版“放眼世界”栏的专论，固然与学术论文不可相提并论，其要求也有所迥异，但却是笔者在那段时间（1973-1975；1979-1985）全神贯注，朝着力图“准确、有连贯性和清楚表达”三大写作方针与意愿而梳理与撰写的。至于其中难免还存有不少疏漏之处与不成熟的观点，尚请读者明察与教正！
鲜明立场 开展评论
与早年的国际时论（第一部分“国际热点问题追踪”，1973-1975）相比较，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察觉到，1979年从英国返回报馆后撰写的时评写作有些微妙的差异与变化。（详见第二部分“国际问题纵横谈”，1979-1985）
如果说，早年的国际时评基本离不开手头上的参考资料的话，在这之后撰写的时论（特别是对于自己熟悉的话题）则常持更为鲜明的立论视点，依据事态的发展大胆地展开评论。一方面是在留英期间接触较多的西方读物和国际关系学名师，多少从中获得一些与日本学者、报人不同的写作风格与技巧的启发；另一方面是，针对西方某些时论名家、学者对亚洲事务先有议题设置，主观性较强，但又欠缺充分依据的论述甚不以为然，觉得大有争议的空间。从另一角度来看，这些现象其实也是促使亚洲学人、报人对国际事务（特别是周边的亚洲事务）寻求不同解读与分析角度的原动力与反面教材。
本书收录的第三部分，是笔者在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初期撰写的韩国问题时评，曾于1993年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原书名为《汉城20年风云录》。韩国与朝鲜半岛动向是继日本问题之后，笔者长期以来最为关注的区域。现将其主要内容收录于本文集，并增加数篇同时期发表的相关文章与访谈录。
透析安倍政治的“表”与“里”
第四部分“安倍政治的‘表’与‘里’”，是笔者在《日本的乱象与真相——从安倍到安倍》（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版）出版后撰写的日本时评（2013年－2022年），可视为该书的续篇。内容着重探讨2012年底安倍晋三第二次上台后日本的政治与外交动向。另，在校稿时，突然传来已下任的安倍前首相在奈良街头演说时遭受枪手袭击身亡、令人震惊的消息，本书增添两篇相关的评析文章：《安倍遇刺带来的冲击》（2022年7月20日）和《安倍国葬与岸田政治的得与失》（2022年10月6日），希望有助于读者对安倍政治及其留给日本的政治遗产的认识。
作者为新加坡旅华学者、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导师、日本龙谷大学终身名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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