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谢裕民
囚在印度的两广总督
两广总督被掳 朝廷竟予革职作割切
1858年2月22日，戊午马年正月初九，香港的华人还在庆祝春节，英国人新一年也开始不久，维多利亚港的英国战舰“不屈号”（HMS Inflexible）正准备开行。
战舰上有一名“贵宾”随行，51岁的清朝两广总督叶名琛。此刻，他的身份是战俘，他将被送往英国另一殖民地，印度的加尔各答。
两广总督是清朝九名最高封疆大臣之一，统治中国沿海最南方45万平方公里的疆土，包括今日的广东、广西和海南岛。英国人违反外交程序，掳走帝国高级官员，是对中国的轻蔑与藐视。
叶名琛于1月4日在广州被英国人俘走，到战舰开航这一天，已被软禁50天。这七个星期里，清政府究竟采取了什么危机处理？竟然无法在自己的土地上营救自己的官员，连带地被羞辱。
《清史稿》咸丰七年十二月庚申（1858年1月27日）载：“英人入广东省城，劫总督叶名琛以去。诏革名琛职，以黄宗汉为两广总督，柏贵署理。” 这一天的《咸丰朝实录》则载：“叶名琛办理乖谬，罪无可辞。惟该夷拉赴夷船，意图挟制，必将肆其要求。该将军、署督等，可声言叶名琛业经革职，无足重轻，使该夷无可要挟，自知留之无益。”
真叫人傻眼，清政府一直知道叶名琛被“该夷拉赴夷船”，却完全没有抗议，也不打算营救。27岁的咸丰皇帝最直接的做法是——将叶名琛革除作割切，以免让英国人“挟制”，同时要两广将军、署督公开表示，叶名琛已被经革职，“无足重轻”，完全不敢招惹英国人。大家也因此明白，捉人的一方为何如此嚣张，没把对手放在眼里，俘人后还呆在香港50天，中英形势不言而喻。
清政府是知道该怎么做的，叶名琛被革职19天后，戊午年正月初二（2月15日）《咸丰朝实录》载：“此次英夷显背成约，称兵犯顺，陷我省会，劫我大臣，以情理而论，即当绝其贸易，调兵剿办，方足伸天讨而快人心。”
但是，这谕令目的是谴责署理总督柏贵：
日内传闻该夷欲于河南地方建立夷馆，又欲于海口抽厘，柏贵等均欲允……今览奏报，传闻竟非无因，岂因叶名琛在彼，故存投鼠忌器之心耶。叶名琛辱国殃民，生不如死，况已革职，有何顾忌。穆克德讷、柏贵等……不料竟在夷人掌握之中，恨不即与通商，希图目前了事也。
谕令透露三个讯息：
一、英国人要在广州建商馆，同时抽取关税，署理总督竟然同意。
二、署理总督担心不答应英国人，伤及叶名琛。但也可视为，为讨好英国人，以叶名琛为藉口。
三、清政府在英国人攻入广州后，便没把叶名琛当自己的官员。
英国人“陷我省会，劫我大臣”，清政府为何如此“宽”英国人之“既往”，究竟“有何顾忌”？
其实，咸丰皇帝接过他老爸道光皇帝的烂摊子后，便忙于太平军与捻军的内乱，加上他老爸第一次鸦片战争遭挫，咸丰朝廷实在无力再与英国开战。少输当赢，一个叶名琛算什么？
叶名琛应该很清楚自己的处境。
英人借故寻衅 叶名琛要如何酌允变通
咸丰朝廷与西方列强后来的发展说明，叶名琛只是英国人得之不易的藉口，最后发生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则是必要的结果。叶名琛涉及的只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中段，重要的转捩点。
主因是中美和中法于1844年签订的条约，将在1856年修约；中英的《南京条约》虽没涉及修约，英国人却认为他们拥有同样的权利，在12年后（1854）修约。所以，早在叶名琛被送走的五年前，1853年6月30日，美国大使便要求谒见皇帝，但为咸丰皇帝所拒。
英国和美国于1856年2月24日要求修订条约。五个月后（7月23日），叶名琛上奏，英国、美国和法国公使要求赴京重修条约。朝廷要叶名琛“酌允变通，阻止来京”。
同年8月6日，美国呈进国书，皇帝下诏：“更换条约，难以准行。”下令回广东商订，即找叶名琛谈。
叶名琛如何“酌允变通”？
变通未及 亚罗号事件炮制二次鸦片战争
叶名琛还来不及“变通”，这一年（1856）10月8日便发生“亚罗号事件”，改变叶名琛的命运，也“顺理成章”地制造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亚罗号（Arrow）是一艘在香港登记，以规避中国官方检查的小商船。之前，它已被澳门海关查出船上有海盗，所以停靠广州后，广东官员便上船带走全部14名水手，过后释放两人。
英国驻广州代领事，28岁的巴夏礼（Harry Smith Parkes）介入，因为船只在香港登记，而且中国水师撕毁英国国旗，虽然清政府否认，但巴夏礼坚持要广州赔偿、道歉，并释放水手。
过一天，叶名琛有意让步，释放九名水手，巴夏礼没接受。10月16日，香港总督兼英国驻华全权公使，64岁的包令（John Bowring）照会叶名琛：要他“速为弥补，自饬本国水师，将和约缺陷补足。”
包令同时要巴夏礼发出最后通牒，限叶名琛24小时内接受所有条件，否则诉诸武力。叶只答应放人，英国不接受，10月23日，英国东印度及中国舰队司令西马縻各厘（Michael Seymour）调遣三艘军舰、十余划艇、2000人的海军陆战队，开进虎门。如此轻易，第二次鸦片战争开打。
29日英军攻入广州城，进入两广总督官署搜索时，叶名琛已避至旧城巡抚衙门。
英军兵力不足，撤退，但持续炮轰广州。包令再提出进入广州城与叶名琛谈判，叶拒绝。叶基本采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并号召军民“杀夷夺船”。广州市民于12月烧毁广州十三行，英军也烧回数百家店铺。
12月14日，广州战事七个星期后，《咸丰朝实录》载：
据叶名琛奏，九月中因水师兵勇在划艇内拏，获盗匪李明太等，英夷领事官吧嗄哩（巴夏礼）藉端起衅，辄敢驶入省河……自九月二十九日（10月27日）至十月初一日（29日），攻击城垣纵火……初九日（11月6日）该夷由十三行河面驶至，直扑东定台，经兵勇轰坏兵船，并毙其水师大兵头西马縻各厘，夷匪伤亡四百余名……叶名琛熟悉夷情，有驾驭之法，著即相机妥办……此次已开兵衅，不胜固属可忧，亦伤国体，胜则该夷必来报复，或先驶往各口诉冤，皆系逆夷惯技，当此中原未靖岂可沿海再起风波，宽猛两难之间。叶名琛久任海疆，谅能操纵得宜，稍释朕之愤懑，傥该酋因连败之后自知悔祸，来求息事，该督只可设法驾驭，以泯争端，如其仍肆鸱张，断不可迁就议和，如耆英辈误国之谋，致启要求之患。所有阵亡之抚标中军参将淩芳，著交部加等从优议恤。
同一天皇帝又谕：
叶名琛奏，英夷藉端起衅，我军两战获胜一折……因思江苏、浙江、福建沿海地方，向为该夷火轮船熟习之路，傥该夷不得逞志于粤东，复向各海口滋扰，亦当豫为之防……密饬所属地方官吏，如遇夷船驶至，不动声色，妥为防范。或来诉粤东构衅情事，亦著据理折服，俾知无隙可乘，废然思返，仍不可稍涉张皇，以致民心惶惑。
“我军两战获胜”实在不知何来，“毙其水师大兵头西马縻各厘”则太超过，西马縻各厘根本没战死。“天高皇帝远”，所有边疆大臣都在瞒骗朝廷。
所以，这个时候皇帝对英国的态度仍是强硬的，虽然“已开兵衅” ，“亦伤国体” ，但是“如其仍肆鸱张，断不可迁就议和 ，如耆英辈误国之谋 ，致启要求之患”。所以，皇帝对叶名琛深抱期待，寄望：“叶名琛熟悉夷情，有驾驭之法”，“久任海疆，谅能操纵得宜，稍释朕之愤懑”。此刻，皇帝对大局考虑仍周全：“当此中原未靖，岂可沿海再起风波”，“该夷不得逞志于粤东，复向各海口滋扰，亦当豫为之防。”
因叶名琛误导，朝廷态度强硬，所以当皇帝得知被骗，自要“诏革名琛职”。问题是，如果叶名琛没误导皇帝而被俘，他能幸免吗？“耆英辈误国”前车可鉴，两广总督自林则徐后，都没好下场。何况，连皇帝都预测“该夷必来报复”，叶名琛前景可忧。叶名琛更可忧的是谎报军情，他将自食其果。
马克思谴责英人暴行 褒叶名琛
英军在广州开战引起国内争议。流亡英国，后来成为著名哲学家、经济学家的马克思也关注“亚罗号事件”，这时他是《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 daily tribune）的欧洲记者。《纽约每日论坛报》是美国一份左翼报纸，政治立场激进。40岁的马克思正面对人生最困难时刻，为这份报纸撰稿过生活，每篇一英镑。他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十年，主要抨击欧洲资本主义的种种社会现象；他也在这期间完成《经济学手稿》。
马克思在事件发生三个月后（1857年1月23日），于《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译成华文共2000字的文章《英中冲突》，还原整个事件。文章一开始便说：“我们认为，每个公正无私的人，在仔细研究英国人与中国官员往来的公函后，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整个事件中，错误的是英国人。”对于中国该不该道歉，马克思引述叶名琛给英国领事的信：“办事人员逮捕时，未见任何外国旗帜；官员在审讯犯人时，亦证实该艇决非外国船只，因此本大臣认为没有任何错误。”马克思说：“这个中国人的逻辑如此令人信服地把全部问题解决。”
再过三个月（1857年4月10日），马克思收集更多资料，发表译成华文近3000字的《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特稿。文章详尽的叙述英国人在广州的行事态度：
亚罗号划艇是一只中国小船，船员都是中国人，但为几个英国人雇用。这只船曾取得暂时悬挂英国国旗航行的执照，可是在所谓的“侮辱事件”发生前，执照已满期。据说，这只船曾被用来偷运私盐，船上有几名歹徒——中国的海盗和走私贩子，当局早就设法缉捕他们。当这只船不挂任何旗帜停泊在广州城外时，缉私水师得知这些罪犯在船上，便逮捕他们。可是，因为这次逮捕妨碍货主的商务，船长向英国领事控告。这位领事是个就职不久的年轻人，据我们了解，他性情暴躁；他跑到船上，同只是履行职责的缉私水师大吵大闹，结果一无所得。随后他急忙返回领事馆，用命令式口吻向两广总督提出书面要求：放回被捕者并道歉，同时致书香港的约翰·包令爵士和海军将军西马糜各厘，说他和英国国旗遭到不可容忍的侮辱，并且明显地暗示，期待已久的向广州示威良机来了。
相对于领事的暴躁，马克思赞赏叶名琛的态度：
叶总督礼貌地、心平气和地答复激动的年轻英国领事的蛮横要求，他说明捕人的理由，并对引起的误会表示遗憾；同时断然否认有丝毫侮辱英国国旗的意图，而且送回水手，尽管依法逮捕这些人，但他不愿为拘留他们招致严重的误会。然而，巴夏礼领事并不满意，他坚持要正式道歉和以隆重礼节送回被捕者，否则叶总督必须承担一切后果。接着西马糜各厘将军率领英国舰队抵达，开始另一轮公函往来。海军将军态度蛮横，大肆恫吓；中国总督则心平气和、冷静沉着、彬彬有礼。西马糜各厘将军要求在广州城内当面会商。叶总督说，这违反先例，而且乔治·文翰爵士曾答应不提这种要求。如果有必要，他愿意按照常例在城外会晤，或者采取其他不违反中国习惯与相沿已久的礼节方式，满足海军将军的愿望。但是，这一切未能使这位英国强权在东方的好战代表称心如意。
这场极端不义的战争，便根据上面简单叙述的理由展开，现在向英国人民提出的官方报告完全证实这种叙述。
文章最后说：
坐在家里、眼光不超出自己卖茶叶的杂货店的英国人，完全可以把政府和报纸塞给公众的一切胡说吞下去。
与此同时，在中国，压抑着的鸦片战争时燃起的仇英火种，爆发成和平与友好都未必能扑灭的愤怒烈火。
可惜，马克思人微言轻，至多被认为是激进的左翼分子。
《伦敦新闻周刊》以叶名琛做封面
清史稿循英立场 贬叶名琛
《清史稿》列传第181有一则400字对叶名琛的评述值得关注：
名琛性木强，勤吏事，属僚惮其威重。初以偕徐广缙拒英人入城被殊眷，因狃于前事，颇自负，好大言，遇中外交涉事，略书数字答之，或竟不答。会匪之逼广州，或议借外国兵御贼者，斥之退。匪既平，按察使沈棣辉功最多，列上官绅兵练出力者请奖，格不奏，兵练皆解体。又严治通匪余党，或借捕匪仇杀，从贼逃不敢归，其黠者投香港，劝英人攻广州。会水师千总巡河，遇划艇张英国旗，搜获十三人，拔其旗。英领事巴夏礼索之不得，贻书名琛责问，谓捕匪当移取，不当擅执，毁旗尤非礼。名琛令送十三人于领事，不受，必欲并索千总，遂置之。未几，遣通事来告：“越日日中不如约，即攻城。”至期，英兵果夺猎德、中流炮台。名琛曰：“彼当自走。”令水师勿与战，于是凤皇山、海珠诸炮台皆被踞，发炮击省城，十月朔，毁城，既入复出。遣广州知府往诘用兵之故，英人曰：“两国官不晤，情不亲。误听传言，屡乖和好。请入城面议。”名琛勿许。请于城外会议，亦不许。兵练数万来援，怵敌火器，不能力战。民愤甚，焚英、法、美三国居室，凡昔十三行皆烬。英兵亦焚民居数千家，退泊大黄炮台，各报其国。
《清史稿》于1914年至1927年间完成，编修者多为清朝遗老，他们掌握的资料、认识的叶名琛，奇怪，竟然跟马克思知道的完全不一样。《清史稿》完全是英领事立场，马克思的说法则正是叶名琛一直强调的。发生了什么事？究竟哪一方在说谎？
我们得回到1858年1月27日《咸丰朝实录》对叶名琛“办理乖谬，罪无可辞” 的诏令。针对广州局势，皇帝这一天下了两则诏令，我们引用的是第二则。这则诏令开始是：
谕军机大臣等、穆克德讷等联衔具奏，夷人乘机入城一折。
接着说：
览奏实深诧异，英夷构衅，叶名琛节次奏报，办理似有把握。本月奏称，英法二酋呈递照会，回复。方冀从此转圜，可以照旧相安。不料该督刚愎自用，于咪夷请见，坚持不肯。夷人两次送来五衔照会，又不与将军巡抚等会商；复谕各绅毋许擅赴夷船，以致该夷忿激，将城内观音山、北门内外各炮台占踞，并将该督拉赴夷船。
很明显的，广州失守，总督被捉，穆克德讷等人作报告时，为了自保，把责任全推给被英国人捉去的叶名琛。反正人不在，怎么说都行，何况叶名琛是最高负责人。
怕该夷要挟 反被夷彻底藐视
不只马克思，英国内阁大臣都认为巴夏礼在法律上站不住脚，总检察长认定巴夏礼触犯国际法。然而，巴夏礼却得到首相巴麦尊勋爵（Henry John Temple）的庇护，并加码在东方的战事。1857年，英国调任加拿大前总督，46岁的额尔金（Earl of Elgin，新加坡译埃尔金）为中国特使，并调来远征军，同时照会法、美、俄等国联合出兵。美国仅以外交支持，俄国则静观待当渔人。
1856年2月，一名法国神父在广西被杀，法国要求清政府赔偿与道歉。叶名琛拒绝，为法国找到与英国联合出兵的借口。
英法联军于1857年9月抵达广东，12月12日向叶名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入城、修约和赔款，限十日内答复。29日，英法联军攻进广州。
不过，叶名琛在12月27日英法炮轰广州时，给咸丰帝写奏章却说，“十二年后更换条约，原不过一时权宜之计，讵料包藏祸胎，贻患至今，若再不乘此罪恶贯盈之际，适遇计穷力竭之余，备将节次要求各款，一律斩断葛藤，以为一劳永逸之举，否则得陇望蜀，伊于胡底。”他非常有把握地安慰皇帝，“总俟其附近兵船全行退出，各国贸易开舱有期，一切皆觉可靠，即行飞速奏报，以期早慰圣廑。”
如果叶名琛此说的对象是属下，尚可视作夜行人吹哨子，给自己壮胆，同时激励下属。但是，作为奏章，则过分欺君。所以，朝廷才会在1月17日信心满满地说：“叶名琛既窥破底蕴，该夷伎俩已穷，俟续有照会，大局即可粗定，务将进城、赔货及更换条约各节，斩断葛藤，以为一劳永逸之举。”以至有1858年1月27日的诏令：“览奏实深诧异，英夷构衅，叶名琛节次奏报，办理似有把握……不料……”
对叶名琛来说，谎报军情，“犯了所有边疆大臣都会犯的错误”，只是“运气不好”，没想到这回挡不住“英夷构衅”。中国各朝各代，大臣都提着人头当官，“运气不好”，人头落地是常态。
叶名琛欺君自有刑责可行，当然是人头落地，但也要叶名琛回来认罪，并杀鸡儆猴，而非要“该将军、署督等，可声言叶名琛业经革职，无足重轻，使该夷无可要挟，自知留之无益”。人先要自重而人重之，当然，咸丰朝廷怕“该夷要挟”，进而让对手不遵守国际法，并打从心里藐视。
所以，直到1858年2月22日，叶名琛离开香港的这一天，英军仍占据广州。
可怜叶名琛 始终不知属下出卖
叶名琛能平步青云，45岁当上两广总督，自有其战绩。战绩大部分来自征讨反乱，包括太平军，以至如《清史稿》列传所言，“从贼逃不敢归，其黠者投香港，劝英人攻广州”。
太平军影响深远，动用大量的两广资源，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时，广东军正在对抗回流的太平军，如咸丰皇帝谕令所言，“中原未靖”，“沿海再起风波”，“宽猛两难之间”。
历史学家黄宇和提出令人讶异的证据，1858年1月3日——叶名琛被英国人俘走的前一天，英国东印度及中国舰队司令西马縻各厘写信给英国驻华全权公使包令：
可能我们很快就会同没有叶名琛的中国当局讲和……柏贵和广州将军等人已表示，愿意上奏弹劾叶名琛，并答应把奏折让我们过目。
可怜的叶名琛，至被俘仍不知被属下出卖。
不知道署理总督柏贵几时被收买，广州失守甚至第二次鸦片战争，“柏贵和广州将军等人”要负的责任，肯定不亚于叶名琛。
柏贵后来被复职，与英国和法国人一起管理广州，并要其他人也投靠英法，“建立夷馆”“海口抽厘”便是其“成绩”。他很快就失去皇帝的信任，并于1859年去世，比叶名琛还早；还好他在第二年就去世，否则历史可能要改写。
作者为本地作家，报章副刊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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