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马拉卡Tan Malaka (1897 - 1949)，
原名Sultan Ibrahim，
曾任印尼共产党主席和共产国际代表，
1964年被追封为印尼国家英雄。
任何人想要（争取）独立，一定要有坐牢的准备。
Siapa ingin merdeka harus bersedia di penjara.
丹.马拉卡 Tan Malaka亚洲第一个共产党
与新加坡一衣带水的印度尼西亚，在独立之前是荷兰的殖民地，称为荷属东印度（Netherlands East Indies），历史有时很会开玩笑，荷兰人既是印尼的殖民地统治者，但是把共产主义思潮带入印尼，推动印尼人民起来革命，反对殖民地统治的也是荷兰人。这位点燃印尼共产主义火苗的荷兰人就是斯尼夫利特（Henk Sneevliet），他的另一个中文名字马林（Maring）更为人们所熟知，因为在1921年也就是这位马林被第三国际派往中国协助成立中国共产党。
马林Maring，荷兰共产主义者
1913年原为荷兰铁路工会的领袖斯尼夫利特前往印尼，1914年他联合了印尼的进步知识分子创立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前身—东印度社会民主协会（ISDV），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思想，倡导消灭资本主义，必须推翻殖民地统治，因为在印尼资本主义制度是以殖民地的统治来呈现的。协会成立之初成员只有60多人，而且大部分是荷兰人，其中只有3位是印尼人，出版的机关刊物也是用荷兰语，这与广大不谙荷语的印尼群众形成巨大的隔阂。
这种先天不足造成社会民主协会的组织工作进展甚微，一年之后其成员也只不过增加到103人左右。为了改变这种不利的局面，他们决定与印尼一个拥有较大群众基础的本土民族主义组织回教联合会（Sarekat Islam）合作。
1919年，社会民主协会与回教联合会合作建立了印尼第一个统一的劳工总会—劳工运动联盟（PersatuanPergerakan Kaum Buruh），这是社会民主协会采取与回教联合会合作的成果；这种合作使它本土人的成员人数超过了欧洲人，也为它日后转型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储备了几位印尼本土人的领袖如希马温（Semaun）、丹•马拉卡（TanMalaka）、阿利敏（Alimin）、达索诺（Darsono）、慕梭（Musso）等人。
希马温Semaun（1899 - 1971）
阿利敏Alimin（1889 - 1964）
在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印尼社会民主协会在第七次的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改名为东印度共产主义联盟（Persekutuan Kommunistdi Hindia），1920年5月23日正式改名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①（Partai Komunis Indonesia）。印共不但是东南亚第一个成立的共产党，也是亚洲大陆第一个共产主义政党，比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还要早一年。随着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成立，在东南亚掀起了一股共产党建党的红潮，印度支那共产党、马来亚共产党、暹罗（泰国）共产党、缅甸共产党、菲律宾共产党先后纷纷成立。
新加坡成为印共的海外中心
新加坡由于与印度尼西亚是近邻，又是东南亚的商贸中心与交通枢纽，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成立伊始，便与新加坡扯上千丝万缕的关系，特别是在一些印共领袖被印荷当局驱逐出境，一些领袖因不见容于当局而纷纷逃难，新加坡就被当做首选之地。对印共来说，选择新加坡作为一个海外中心有两大优点：一是它和印尼一水之隔，联络方便，另外就是当年新印之间走私贸易猖獗，拜其所赐，非法或合法入境两相宜；二是新加坡拥有庞大的马来社区，语言和生活习惯与印尼人接近，容易融入当地马来社会而不易为当局觉察。1925年，印共报章《烈火》（Api）的编辑苏巴卡（Subakat）因为撰写激进文章而被追捕，因此逃亡到新加坡，并以此作为印共的一个联络中心。
奥南路（Onan Road）现在仅存的战前屋子，1936年印共就在这条街的82号、84号（现已拆除）活动。
印共早期的许多领袖如丹•马拉卡、阿利敏、达索诺、慕梭等都有来往新加坡的记录，丹•马拉卡②更是在新加坡有过两段长期生活和工作的经历。他于1947年在印尼监狱中撰写的自传《出入监狱之间》③，就有这两段生活的描述，虽然语焉不详，本文就从这本书提供的线索，来追踪他这两段在新加坡生活的事迹。
《出入监狱之间》，丹.马拉卡的自传三部曲，被誉为对印尼民族思想最有贡献的作品之一。
丹•马拉卡在历史上拥有多种的身份：马克思主义者、独立斗士、革命家、托洛斯基派份子、印共领导人等，不过，究其一生他可说是一个悲剧人物，虽然曾经贵为印共主席，后来却不见容于共产国际，甚至被打为托派份子，也与印共渐行渐远。其后与阿当•马力克（Adam Malik）等人创建大众协商党（Partai Murba），主张融合回教的社会主义路线，不幸在1949年2月21日被印尼东爪哇陆军第一分部逮捕，惨遭杀害。
丹•马拉卡其实也是印度尼西亚为数不多的政治理论家之一，一生著作甚丰，主要有《唯物辩证逻辑》（Madilog）、《走向印度尼西亚共和国》（Naar de RepubliekIndonesia）、《群众行动》（MassaActie）等，特别值得说明的是后一部作品在1926年写于新加坡。其建国理论影响许多印尼的政治人物，其中包括苏卡诺（Soekarno）、哈达（Hatta）、阿当•马力克等人。1963年被追封为国家独立英雄，对他来说，这是迟来的荣誉。
游走在城市之间
让我们从《出入监狱之间》来了解丹•马拉卡的前半生：1897年出生在印尼苏门答腊西部的米南加保（Minangkabau），一个保有母系社会制度的家庭，1908年到武吉丁宜（Bukit Ti nggi）师范学校读书，1913年离开印尼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留学，1919年学成回到印尼，1921年成为印共主席，1922年因支持全国当店工人罢工行动遭印荷当局扣留，流放荷兰，开始长达20年的游走海外的日子。
在这20年间，丹•马拉卡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游走在欧洲的阿姆斯特丹、柏林、莫斯科，中国的上海、广州、厦门和香港，以及东南亚的仰光、曼谷、马尼拉、槟城和新加坡之间，虽说这种游走的生活，是受印荷当局所迫，不过，这也是米南加保人特有的“闯世界”④（Merantau）的文化传统在他身上的体现。
丹•马拉卡往返阿姆斯特丹、广州和马尼拉时曾多次途经新加坡，并做短暂停留，虽然他的自传中并没有提及，不过，从他一封写于1925年11月26日的信，我们知道他不但来过新加坡，也曾试图在新加坡开展共产党的活动，但是收效甚微，他在信中这么说：“到目前为止，我们在新加坡或槟城的宣传工作鲜有成效，你可批评他们没有能力，但是不可忘记的一点是这里的原住民只占少数，他们无论在思想方面或生活态度都很保守，……在这群人之间了解政治和商业的是华人，在各个工商领域方面华人是最杰出的。简单的说，假如要在马来亚开展活动，不可能来自于马来人，可以肯定的一定是来自于华人……”。基于这种认识，他在广州期间，曾向中国共产党人建议，派遣成员来新加坡进行工作，其中最著名的一位就是傅大庆⑤，他们在新加坡工作的成果就是共产党南洋临时委员会的成立。南洋临委初期附属于新加坡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清党之后，脱离国民党改名为南洋共产党，受共产国际指示负责东南亚地区的共产主义活动，1930年正式改名为马来亚共产党。
1926年的旅居新加坡
丹•马拉卡在自传中提到的第一段在新加坡的居留是在1926年，来新加坡是为了阻止即将举行的印共起义计划。事缘1925年12月印共领袖阿利敏、希马温、慕梭等人在中爪哇梭罗附近的普兰巴南（Prambanan）开会，决定在1926年年中举行武装起义。1926年1月由于受到印荷当局的追捕，慕梭、布迪苏基托（Budisutjitro）和苏古诺（Suguno）等印共领袖逃亡新加坡，他们和驻新的印共代表苏巴卡以及阿利敏等人会合，在新加坡举行三天的会议，批准了普兰巴南会议的起义计划。会后阿利敏前往马尼拉会见正在养病的共产国际代表丹.马拉卡，让他知会共产国际这个起义的决定，并希望得到共产国际的首肯及协助。但是，丹•马拉卡认为起义的决议并未得到充分讨论而表示不同意。阿利敏返新后，并没有向其他印共领袖讨论丹•马拉卡的意见，反而想越过丹•马拉卡直接向共产国际陈达。
丹•马拉卡对阿利敏的所作所为有所不快，觉得有必要反击，因此在1926年5月6日前来新加坡。他的愤怒在自传中显而易见：“本来我只想简单说明为什么病魔缠身，还要到新加坡来，但是因为对我作全面的毁谤和向我背后插刀的涉及多人，包括阿利敏，我被迫不得不对原先的辩解增添一点说明，正如俗语所说的那样‘以牙还牙，以眼还眼’”⑥。
丹•马拉卡的愤怒可以理解，因为在新加坡会议之前，阿利敏到马尼拉与他会面，报告起义的决议并希望通过他向共产国际转达和寻求援助。在这次会面中，丹•马拉卡向阿利敏表明，由于革命的条件尚未具备以及印共的准备不足，起义无疑是自杀的行为，他无法赞成起义的决议。因此他把反对的6大理由写成函件，希望阿利敏在新加坡开会时让与会代表阅读，以便他的反对意见得到充分的讨论。阿利敏返回新加坡后，径直开会通过起义的决定，接着和慕梭一起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寻求支持。阿利敏的动作让他觉得是一种背信弃义的行为，按照他所说的为了“对共产国际和印尼的革命负责”，于是决定来新加坡一趟。
试图扭转印共的自杀行为
对于这次新加坡的旅居的经历，自传中说得极为简略，只说明他是冒用菲律宾人Hasan Gozali的护照入境新加坡，不过我们还是可以借助其他资料，尝试把他这段旅居新加坡生活的图景拼砌出来。
丹•马拉卡一到新加坡，看到的情况让他的疑虑加深，当时这些印共领袖居住在芽笼士乃（GeylangSerai）一个叫做香蕉园（Kebun Pisang）的甘榜里，芽笼士乃地区当年是新加坡马来人的聚落。当丹•马拉卡来到这里时，除了苏巴卡还在，阿利敏和慕梭已经动身前往莫斯科，其他领袖则返回印尼作起义的准备。通过苏巴卡，他也知道其实阿利敏并没有让与会代表阅读他的信函，大家都对他的意见和立场毫无所知，还好的是苏巴卡支持他也认同他的观点。于是他决定和苏巴卡一起写信给爪哇的印共领袖，向他们解释他的观点并说明阿利敏的所作所为，希望他们取消起义的计划，这封信虽然不能改变他们的看法，不过他们同意派一位领袖苏博若（Suprodjo）来新加坡与他进一步商讨。
丹•马拉卡、苏巴卡和苏博若三位印共领袖在新加坡的会谈最后取得共识，为了争取更多的印共领袖站在他这一边，丹•马拉卡利用居留新加坡的时间，写了上述《群众行动》这部小书，说明起义是愚蠢的，是一种自杀的行为。苏博若把文件带回爪哇时，当地的印共领袖已经做好起义的准备，这个文件起不了改变起义计划的作用，反而造成印共成员之间的分歧。起义之举最后在1926年11月爆发，主要发生在西爪哇和苏门答腊西部印共活动的据点，这场起义最终给印共造成致命的打击⑦，也促成了丹•马拉卡的离开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从丹•马拉卡的自传，我们知道他是在1926年12月24日离开新加坡，这一次在新加坡一共逗留了6个多月，目的是想争取更多的印共领袖站在他这边，一起反对计划中的起义。旅新期间，他继续为马尼拉的《辩论报》（El Debate）撰稿为生。12月1日他开始到一家洋行上班，此举是为了赚取更多的薪金，以便支持那些因起义失败而流亡新加坡的印共成员的生活，这家洋行名为Barmer Export Ges. Singapore。从当年《海峡时报》的广告得知，这是一家颇具规模的荷兰洋行（自传误为德国公司），位于丝丝街（Cecil Street）门牌142及143号，总公司在荷兰的鹿特丹，主要是代理丝织品、棉织品、钢材、五金以及日常用品，业务遍及海峡殖民地及马来半岛。12月24日他在领取第一次薪水之后，便匆忙地离开新加坡。这是因为刚从莫斯科回来新加坡的阿利敏和慕梭，已经引起新加坡警方的注意，12月18日两人双双被捕，这件事引起丹•马拉卡的警惕，他不得不离开新加坡，取道槟城前往曼谷，结束这一次新加坡的旅居生活。
第二段长时间旅居新加坡
丹•马拉卡第二段旅居新加坡是开始于1937年9月，直到日本侵入新加坡后的1942年4月才离开。这一段旅居新加坡的生活是他逗留最长的一次，也是他在自传中对新加坡着墨最多的一次。我们就从他对新加坡的记忆和观察，来看看新加坡的经历怎样影响他对殖民主义的观感，怎样形塑他的反殖和民族主义的思想，毕竟，他有一部作品是在新加坡写就的。
丹•马拉卡这次进入新加坡持的是中国护照，用了一个华人名字陈明祥（Tan Ming Siong），来新之前他在厦门住了好一段时间，所以有办法弄到一本中国护照。在通过新柔长堤关卡时的遭遇，给他留下极坏的印象：“哪里有英国米字旗飘扬的地方，哪里就有‘呷茶’⑧的完备制度”，“‘呷茶’这种毛病在新加坡这样的港口城市盛行，使英国人的移民法令成为笑柄”，作为一个激进份子，丹•马拉卡自然看不惯殖民地官僚的贪污行为。他认为“呷茶”不仅危害殖民地官僚系统，并进一步引申为造成马来人陷入贫穷的原因：因为贪污造成大量华、印（度）移民涌入；因为贪污丰厚的资源和土地为外人侵占，这样的论述，今天看来无疑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观点，不过放在当年国家（State）和国族（Nation）意识缺席的时空，他具有这样的看法还是可以理解的。
丹•马拉卡视角下马来人的处境
我们接着来看他对新加坡城市的观察：“当我在1919年从荷兰回来时，在现在称为谐街（High Street）的地方还有印尼人（作者印尼人马来人交替使用，视为等同）的商店，甚至那里还有一些大房子是属于他们的”，“在甘榜格南（Kampung Gelam）可以这么说那里都是马来住户和各式各样的商店，这些商店都属于印尼人所有”，“接下来的甘榜芽笼（Kampung Geylang）几乎全是印尼人所占。华人只是聚居在靠近丹戎巴葛（Tanjung Pagar）所谓唐人街的地方”。“来到1927年，不到十年时间，谐街几乎看不到印尼人的商店；半个甘榜格南，以前是爪哇人的甘榜，已经被华人和印度人所占；只有甘榜芽笼还可以说是马来甘榜”。“1937年当我重新来到新加坡，我看到不单单是谐街，还有甘榜格南及其附近地区，以及几乎整个甘榜芽笼全被华人和印度人占满”，“最后新加坡政府只得划出一块保留地⑨，给予这些在自己的土地上受到极大压迫的印尼人”。
跨度三十年的三次造访新加坡，让他有机会对新加坡马来人群体作近距离的观察，对比马来人居住地区的逐年向城市外迁移，以及职业的趋向低级化（只能当警察、司机和办公室仆役），在他看来这是马来人在这座城市受到挤压的结果，也是殖民地统治造成的社会不公，虽然他关注的只是马来人，不过，这些在新加坡得到的英国殖民统治的直观印象，结合他在印尼对荷兰殖民统治的记忆，无疑地深刻影响他反殖思想的建构。
以华人身份在新加坡华人社会生活
丹•马拉卡在自传中描绘这次新加坡的际遇有点戏剧性，濒临二战前夕的新加坡百业萧条，一职难求，经历几个星期的求职碰壁的遭遇，心灰意冷的他再加上阮囊羞涩，无助地坐在莱佛士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发白日梦，“就像黑暗中亮起闪电”，一个在厦门曾经无数次帮忙他的华人好友普纳（这里他用代名Buna）刚好经过，这次异地相逢，丹•马拉卡形容为像“《一千零一夜》故事中的阿拉丁神灯突然出现”。
普纳确实是他的救星，普纳刚好有一位同学Y.Y.（作者常用代号称呼朋友，这是作为一个政治工作者习惯性的警惕）也来到新加坡，普纳想起Y.Y.提起过他有朋友在一所小学当校长，学校的地址隐约记得，经过一番跋涉寻找，终于找到这所学校。Y.Y.建议他寄宿在这所小学，如果他不嫌弃睡在板凳上。几天后，很幸运地丹•马拉卡终于在这所小学觅得一席教职。
丹•马拉卡开始在这所他形容为极小的小学教授英文，学校提供餐宿，月薪8元，稍后涨至10元，凭他在厦门学校教授英文的经验，他在这所小学的教学工作显得得心应手。很可惜地由于自传中没提及这所小学的所在，无法确定这所小学的名字，惟有待资料充足后再行补记。不过，从他描述的环境，我们可以肯定是在市中心边缘的小学。
丹•马拉卡在这所小学待了四年，几次在广州、上海和厦门的生活经验，加上他已经能操日常的闽南语，让他很容易地融入当地的华人社会，不要忘记，他这回还是持中国护照以华人的身份进入新加坡的，这也可能是后来他被一些学者误当华裔的原因之一。
丹•马拉卡这段旅居新加坡的生活，和华社互动良好，结交了许多华人朋友。他也利用课余时间从事补习的工作，因为一些家长都喜欢找他为自己的孩子补习英文甚至是数学。
在这段安逸的日子里，作为一个革命党人和布尔什维克，丹•马拉卡在新加坡是否继续他的革命工作？作者没有提及，他只是说生活在华人社会里，让他作为一个印尼革命者的身份受到很好的掩护，通过他所说的与“印尼人”在新加坡的接触，眼尖的读者应该能看出这意味着什么。
丹•马拉卡与南洋华侨师范学校
19 41年年终，丹•马拉卡转入一所“高级中学”（Sekolah Menengah Tinggi）教书，虽然他没有透露这所学校的名字，不过，从书中叙述的情节，我们可以知道这所“高级中学”就是陈嘉庚创办的南洋华侨师范学校。南洋华侨师范学校正式成立于1941年10月10日，不过，在8月间已经招生上课，学生有230余人，座落在金炎路（Kim Yam Road），也就是前南侨女中旧址。为了方便在该校教学，他还用了护照上的华人名字在华民政务司处注册为英文教师。
1942年南洋师范学校（战后改为南洋女子中学校校址）成为星华义勇军训练与住宿的地点
1942年在南洋师范学校受训的星华义勇军
当丹•马拉卡开始在师范学校教书时，日本侵略马来亚的战争已经打响，12月9日日军登陆吉兰丹，一路南下势如破竹，直到1941年12月30日，日军兵临新加坡前夕，英国当局才释放政治犯，并力邀陈嘉庚出面组织“新加坡华侨抗敌后援会”，领导华人抗日活动，下设义务警察股、工人股和民众武装股。民众武装股由共产党人林江石当主任，国民党人胡铁君当副主任，招募华人青年组织星华义勇军，星华义勇军总部就设立在南洋华侨师范学校。
丹•马拉卡对星华义勇军不吝于着墨：“…日本人抵达柔佛，距离新加坡仅有20哩时，狡猾的英国人才批准马来亚共产党出来，在华社组织抗日义勇军。义勇军就设在我们校园内，数百华族工人和青年集中在这里，我们的学生在许多小组担任要职，特别是在政治宣传方面”。“校长邀我向学生分析政治局势，我向他们道破英国人的狡猾，我要问为什么两个月前日军尚离新加坡六百哩的时候，不让共产党出来成立义勇军？为什么要等到那些身经百战的日军兵临门外的时刻才来行动？这些青年和工人只经过一两天的训练足以抵抗日军？你们看不出来这是英国人企图清除他们内外的敌人，让共产党和激进青年白白牺牲在日军手上？”
我们从《南侨回忆录》中可以知道，当年陈嘉庚对于组织义勇军其实持保留的态度，他在书中这么说：“此等乌合之众，绝对无丝毫效力，而英兵至少尚有五七万人，何须派此绝未训练之华人往前线。不但此一千人将就死地，敌人入境必因此多杀许多华侨。英政府此举，最为狡猾残忍，实可痛心。”
丹•马拉卡在师范学校教书时，是否和作为校董的陈嘉庚私下有接触，并曾就义勇军这个课题交换过意见，我们无从得知，不过，两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见解不谋而合，可以说是“英雄所见略同”。
新加坡沦陷前，让丹•马拉卡有机会近距离观察英军和日军的表现，1942年2月1日，日军开始空袭新加坡，师范学校开始关闭，校园成为义勇军的训练和宿营地，英国空军完全弃守，整个新加坡都成为日军空袭的目标，丹•马拉卡和两位学生躲避到实里达乡间，在这里与华人居民一起避难的生活，他目睹日军先头部队在登陆后，虽然武器不如英军，但个个斗志昂扬，反过来他看到的英军则是完全毫无斗志，未战先败之象毕露，让他看出西方殖民地列强虚弱的本质，这也加强他战后对荷兰殖民地战斗的信心。
2月13日英军投降，丹•马拉卡听闻许多进步的教员和报界的朋友被捕后就毫无消息，同样的命运也落在师范学校受训的义勇军青年身上，当他和一些教员离开学校后，校园就被日军包围，三百多名青年随后就被卡车运到郊外处决，他也听说其中一些热血青年死前还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1942年4月，局势稍微平静下来，丹•马拉卡北上槟城，买棹渡过马六甲海峡回到苏门答腊的棉兰。日军的南侵，结束了丹.马拉卡在新加坡的生活，这一段他在游走各城市之间最惬意的生活。
丹•马拉卡一生坐过几次牢，“监狱对我来说并不陌生，1922年刚开始，我就认识了万隆（Bandung）、三宝垄（Semarang）和雅加达（Jakarta）的三个监狱。在马尼拉我再一次认识了监狱，香港的监狱我也不会忘记。”在生命最后的时刻，丹•马拉卡在自己的土地上被自己人再次送进监狱，辗转在梭罗、哲蒂斯（Jetis）和达旺芒务（Tawangmangu）的监狱之间。
“任何人想要独立，一定要有坐牢的准备。”丹•马拉卡以他自己为这句话作了见证。
① 这里使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是为行文方便，究其时与“Indonesia”相应的中文译名“印度尼西亚”尚未出现，当时使用的中文译名是“亚洲印度共产党”，之所以会用“亚洲印度”是当年印尼民族主义者弃用殖民地名称“荷属东名。根据印尼学者的研究，在印尼语里的“Indonesia”这个地理名称的出现，并以之取代“Hindia Belanda”这个充满殖民地色彩的名称，也是起自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使用而在其后逐渐定型。
② 丹•马拉卡（1897-1949），一些华人学者误把他的名字中的Tan误为华人的姓氏陈，遂把他的名字译为陈马六甲，并进一步误当他为华裔。笔者不认同此种说法，故不采用这种译法，而把他的名字字另译为丹•马拉卡。其实他是印尼苏门答腊西部米南加保（Minangkabau）人，原名是Sutan Ibrahim，其母是米南加保的贵族，Tan是米南加保贵族的称号Sutan的简称。
③ 原书名是‘Dari Penjara ke Penjara’，直译的话就是《从监狱到监狱》，丹•马拉卡在1946年3月被捕，初期被关在Tawangmangu，自传为三部曲，相信大部分的章节是在此完成。
④ Merantau：在米南加保传统里，“闯世界”被当作一个未婚男人的责任，一个还没履行“闯世界”并在外地生活的男人被视为没用的人。“闯世界”的目的有三：寻找知识（mencari ilmu）、寻找财富（mencari harta）、寻找地位（mencari pangkat）。这种传统深深根植于米南加保社会中，成为一种普遍的观念，更是一种责任。
⑤ 傅大庆，中国江西人，1920年经陈独秀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与刘少奇等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返国后担任苏联代表团团长鲍罗廷的翻译，1927年参与广州起义，失败后和叶剑英转移到香港，1928年被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派到新加坡，参与南洋共产党的组织工作，出任宣传部长一职。1931年6月与共产国际代表法国人杜各罗斯（Joseph Ducroux）一起被捕，1932年被驱逐出境到广州。
⑥ 原句是米南加保俗语“kata dijawab, gajung disambut”，直译就是“说话就回答，挥棍就反击”。
⑦ 1926年11月12日印共这场起义，遭到荷兰殖民地当局残酷镇压，超过1000人被屠杀，13000多人被逮捕，其中4500人被监禁，1308名干部被流放，823人被送到巴布亚（Papua）的集中营。
⑧ 作者用的是闽南语Ciak Teh，意为贿赂。
⑨ 这里指的是1927年1月，在新加坡马来人协会（Kesatuan Melayu Singapura）常年大会上，提议友诺士（Eunos）代表马来人向殖民地当局申请一块地，作为马来人的保留居住地，经过两年不断地申诉，海峡殖民地当局在1929年4月29日才正式批准，这块地被命名为甘榜马来由（Kampung Melayu），目前不复存在。
作者为资深文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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