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柳舜
两千元创立“森林公司”
1912年2月（农历正月初六）这一天，同安孙厝村孙清廉家，一个五官端正的男婴发出第一声婴啼。孩子快速长大，送进村里唯一的乐安小学受教。
“乐安”是陈嘉庚办的学校。孩子命里同嘉庚先生似有不可言说的缘份。
孩子健康、聪明、乖巧，喜欢运动。村里没有出路，父亲远在海外。1926年他14岁，兄弟姊妹四人由母亲带到新加坡，一家人得以团聚。
孙炳炎
孙炳炎是这孩子的名字。货船《丰平号》将他们送到陌生的土地，开始一生的长征。
二十世纪20—30年代，中国人颠荡在水深火热的煎熬中，北方难民逃亡南方，南方饥困乡人渡海求生。海外几个地名总挂在乡人嘴上:菲律宾、缅甸、暹罗，“吕宋客，没有一千也有八百”，道尽心中的钦羡。那时听到槟榔屿马六甲，直到陈嘉庚的事迹广泛流传，新加坡（石叻坡）才渐渐有了名气。
孙炳炎是众多移民里头平凡的一员，许许多多纪念册披述了他的生平，他的奋斗和成就。是的，每个成功的人物都有耀眼的星辰，成功绝非偶然，抬头是荆棘，低头是蒺藜。
从1927年四处打工，到1932年以微小的两千元在芽笼创立“森林公司”，先后在杂货店、汽车零件店、酒庄、黄梨厂当过书记和店员，经受的压力挑战，锻造了他的毅力与魄力，逐步形成奋进的人生观。首先是勤劳工作，抓紧时间学习。创业以后，他确立了自已的人生哲学:勤劳、讲信用、谦虚、多交友少树敌;宁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
打工阶段，忙完一天的杂务，晚间他钻进书本，阅读报刊，认真读英文。小学只念几年，知识远远不够用，加紧苦学是硬道理。他有一肚子意见想抒发出来，便尝试写作，稿子投给《新国民日报》，笔名“卡火”，写的多是杂文小品。东北事件触发他的激愤，作了一篇《哀莫大于心死》，痛骂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
创业未曾阻碍他的刻苦自学，他要多方位认识这个世界，他要深入人群，拥抱澎湃的社会洪流，发挥一己的棉力。
与陈嘉庚结为忘年交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陈嘉庚擎起救亡帅旗，本地侨胞纷起响应，200多个团体组成星华筹赈会。1938年进一步扩大组织，联合东南亚各地华侨成立“南侨总会”，会址就在怡和轩。
陈嘉庚正义之火所至，金石为开，熊熊烈火燃遍东南亚。
孙炳炎被选为芽笼筹赈分会主席。他仰慕陈嘉庚的精神，陈嘉庚赏识他敢说敢做，浑身干劲。两人结成了忘年交。
孙炳炎与陈嘉庚在北京合影留念
随着英军投降，星岛沦陷，日军登陆搜捕抗日份子，制造杀害五万以上良民的大检证。孙炳炎东藏西躲，有时连续几天没回家。
三年八个月的苦难挨过了，日本投降，新加坡一片废墟杂乱无章，物资缺，人力缺，样样缺。
在重建过程中，其困难和捉襟见肘可以想见，机智和力拼缺一不可。
孙炳炎胼手胝足，辛苦累积，1945到1950的数年间，积下资产50万元，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百废待举，建筑材料是大热门，他决定转型为有限公司，把业务从新加坡拓展到全马各地和香港。
50年代打下基础，60年代乘风起飞，表面上一切光鲜顺利，内里的汗水疲惫谁能明了?
新加坡自治透露曙光
新加坡自治透露曙光。政府立定主意在裕廊开辟工业区振兴工业，他立即响应，官民合创的第一家重工业:“大众钢铁厂”终于在1962年奠基，1963年投入生产。
接下去新加坡由政府或民间推动的经济建设，森林公司都十分关注，竭力参与。
1956年孙炳炎参加一个庞大的星马工商考察团，访问中国多个省市。由于公司资信销网俱佳，广东五矿进出口公司委任森林为新马等地区总代理，此行并荣获多类建材的总经销权。
丰隆集团财雄势厚，一向执建筑材料商之牛耳，它代理日本的“乌龙牌”水泥;森林代理“五羊牌”，中国制造。每当货轮近岸，上百条驳船涌入河口，工人将五羊水泥一袋袋搬入货仓，日夜川流不息，路人驻足旁观。
中国方面得到收获，日本方面也屡有斩获。孙炳炎一路是潮流的先锋，主张“插花要插在前面”，他在深思熟虑之后，决定改变组织，扩展为“森林企业”挂牌集团，同时延请“能人”助阵，这就是1964年的转型，向公众售股。
气势如虹的森林有个对比“够力”的上层架构:常务董事会。成员如下:
谢镛——曾在“南顺”服务，作为智囊团之一，筹备挂牌事务，后担任森林金融新马总管。
杜亿春——负责所有政府部门的招标，管理拆船厂，联络日本取得技术和人材协助。杜原是槟城森林公司经理，操一口流利日语兼英语。
沈来喜——勤劳精干，从英文秘书升为董事，联系政府部门，参与合同协议的拟订。
陈惠民——马来西亚商人，投资森林集团，负责建屋和油棕种植业。
吉隆坡和槟城两位董事经理:张明寰，张利瑞，除督管贸易，协助金融，负责集团在马来西亚的投资如种植、屋业等，也各付出辛劳。
森林投资马来亚水泥厂以及与日本合作的八幡钢铁厂，则由杜亿春、谢镛担任董事。
他的处事原则和特质
挂牌之后，森林周围百商云集，要求共同开发的投资项目繁复，单单审议就费去好多时间。有些项目做成，开了厂，如洋灰瓦厂Atlas，塑胶装饰板厂Decola，混凝土预制厂等，最终蒙受亏蚀。一度远至印尼开垦森林区，也落得问题重重，铩羽而归。
森林有不只一个的黄金年代，后来黯淡下来，可能是多种因素所造成，这里不需要去研究。然而，无论晴天阴天，孙炳炎都能保持一颗超然物外的赤心，“得意时淡然，失意时泰然”。这不是人人做得到的，除了个人对生命价值的领悟，对社会进步不变的信念，还须有与生俱来的坚毅的个性。
我们来看看孙炳炎具有怎样的特质:
1）有强烈的求知欲;
2）积极、乐观、真诚，幽默，富亲和力;
3）爱乡，爱国，爱身边的亲友、同事、会友以及来往商户;
4）有相当精准的判断力，善于捕捉潮流的动向;
5）容易接受新观念、新事物，热衷于开拓新事业;
6）策略既定，马上实行，绝不拖拉苟且;
7）人际关系极佳，平等待人，帮助别人而不是对付别人;
8）慧眼提拔公司干部，擢升他们到领导层;9）顺境时不麻木不自满，逆境中不消沉不颓废;10）坚持做好事，做“对”的、不违良心道义的事。
新马政治七年三变
他有成熟的人生观，相信世事无常，导师陈嘉庚或曾告诉过他，能取能舍方为真君子，钱收久会臭，钱不是用来花天酒地，多赚钱可以用来做更多的好事。
他在与家人、亲友、会友、同事来往的言谈，一再重复他的人生哲理。
孙炳炎事业猛进之时，正是新马政治急遽变动之际。短短七年，新加坡跨越自治/大马/独立三个时代。
1965年3月就任会长，中央政府还在吉隆坡，重要事务东姑首相说了算。孙炳炎就职时宣布未来要推动的六项工作四项任务，其中几项必须中央政府拍板，比如营业税诉求，向日本追讨血债，都是紧锣密鼓不容稽延的要务。
孙炳炎率领董事，参加马华商联会的追讨血债会议，面谒东姑首相陈情，恳请财长陈修信改变营业税政策。而新加坡方面的事务可谓千头百绪，新旧交织，当中如配合政府工业化宏图，成立修改章程小组，筹建纪念碑，设立总商会基金与陈嘉庚奖学基金，修葺晚晴园，扩大会内文教活动，组团外访考察.......最令孙炳炎揪心且投下最多精力的三件事，依序是:追讨血债建碑和修改章程。
8月9日新加坡退出大马宣告独立，形势大为改观，孙炳炎与一般华商脚下和心里的石头一下子抛开，对前途充满信心，认为凭着能力与智慧，新加坡无疑的将向前迈进。
追讨血债按了休止符
新加坡人不会忘记，1963年8月25日，政府大厦广场举办十万人群众大会，群情鼎沸，激昂声中演说者历数日军当年的检证，强征奉纳金，杀害民众不下五万人等罪状，大会通过坚决追讨血债五千万新元，“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李光耀总理亲临会场发表演说。
事过三年，日方装聋作哑，1966年日本外相椎名悦三郎访问新加坡，事件重新炒热，各界议论纷纷。
整个事件比预估的更快达到结果。新日两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宣称日本会献出5000万元，半为赠款，半属贷款，免息。
声明由李总理转告总商会，附带说明:这是为了消除彼此在工商业进行合作的障碍，总商会要确保这个问题不再成为日后的争端。
如此解决显然与十万人大会的决定颇有距离，怎么办?
11月1日孙炳炎复函李总理，表示董事会对于函中所提政府为我国经济发展着想所采取的决定，至为了解;惟是项决定恐与各民族群众大会议决案“未尽相符”，难向群众交代......
如此委婉的反应，获得政府又一份复函，简捷了当告诉总商会:这是新加坡政府所作决定，政府并非邀请贵会向人民解释政府的决定，向新加坡人民交代是新加坡政府的责任。.....
强势政府的态度已十分明白，事情在一边“决定”一边“遗憾”的情形下按了休止符。
筹建纪念碑困难重重
1962年1月，全岛许多工地发现无主骸骨，数量可观，证实都是日占时期惨遭杀害者的遗骨。凡有通报，总商会即派人前往视察收拾，越积越多，遂组织“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遗骸善后委员会”，进行探查、发掘和迁葬的全套工作。
累累白骨的照片出现在报章上，怵目惊心，血淋淋的一段历史如在眼前，这也酝酿了1963年十万人追讨血债的群众大会。
死难同胞不只华族，总商会联合其他民族共同处理，建造纪念碑悼念亡魂，蔚为共识。
募捐委员会迅速成立，推动商团、会馆、仁人义士捐输共促其成，政府以一元对一元作为赞助，另拨出一块四英亩的地方建立碑园。
工作进展顺利，不过并非一帆风顺。
原来设计的纪念碑基台好几层，准备将600多瓮遗骨火化后展示于公众面前，警示战争的罪恶，后因不同民族对丧礼有不同的宗教风俗，改为土葬，骨骸深埋在200纪念碑的基台之下。
此外，曾任南大秘书、诗词家书法家潘受，受孙炳炎礼请，书成李光前极为欣赏的一篇精心撰写的《碑铭》，计划中依循潘受的墨宝，连同英译缕刻在碑台四面壁上，一切程序都说好了，可是，“等到纪念碑揭幕，只看见碑名”，没有记述事件的文字，以及文字闪耀的血光与呼喊。
1967年2月15日，纪念碑终告揭幕。孙炳炎会长致词用了潘受碑铭的文词，请读以下铿锵的声音:
这座纪念碑的完成，一则以象征新加坡人民对死难者致永恒的悼念;一则以宣示侵略战争的不足为训。
冤不宜结，仇必须解。我们今天要严正指出，今后人类如要生存，国与国之间应互相尊重，特别是大国强国必须尊重小国弱国，战争才得永久消除。
我们强调，任何大欺小，强凌弱，众暴寡的行为，一定难逃历史的裁判与惩罚。.....
那年起，每年的2月15日，就订为悼念亡魂的祭日。
总商会修改章程掀起风波
孙炳炎第二届会长任期将满的时候，总商会爆发了一场针对分帮选举制度的论争。
1968年7月17日董事特别会议，康振福首先开炮，发出书面声明给各家报章，猛轰总商会修章小组开了16次会议，结果对大原则问题没有一个交代，这大原则便是废除帮派。
公开声明批评帮派不合时宜，开倒车。康振福的支持者是小组成员之一黄祝秋。孙炳炎以书面答复。康振福回驳，同样公诸报端。
为了应付康等的“挑战”，总商会举行第二次特别会议，接着征求会员对章程修改提建议书，并在十月十二日召开特别会员大会。
康振福在该次会员大会以“把持分肥”一语，指帮派制存在弊病，引起大多数董事严词责难，这也导致康振福11月初辞去财政主任一职。
董事会议黄祖耀指出:把持分肥这句话实在不能说。康先生对总商会会务一向工作勤劳，其他方面也都极为尽力，唯独这次提到“分肥”，实在大错特错。
陈共存进一步说:把持分肥这字眼相当严重，整个董事会多少会给社会人士和东南亚人士讲（议论）。我们可以有几种方式应付，第一是承认有分肥，第二是默认，第三是起来解释，叫冤枉，第四是采取法律行动。不过这（最后）一点我们绝对不这样做。
康振福后来在报章澄清说，他讲的是帮派制的弊病，绝对无意损及商会名誉。
康的辞函文句又出问题，11月底董事会达致如下议决:辞职书中所有指摘完全不符事实。即席通过康的辞职，并且决定不予答复。
不答复，因为怕对方纠缠下去没完没了。
15人修章小组修改了部份章程，分帮选举仍旧保留。
孙炳炎取代高德根膺任会长，作为福帮的一员大将，康振福是其中一个有力的支持者。康的手上控制了龙溪会馆一批总商会会员，过去这批两百多名的会员也曾发挥作用。
到底什么原因导致康振福冲着孙炳炎开炮，至今不得而知，但整个事件是董事会认为废除帮派尚未成熟，董事会审议15人小组的建议，孙炳炎并没有独断独行，他必须遵从大家的意见，他常说，他实行的是集体领导。
康振福身为多间华校董事，为华教出钱出力，人所共知，但这次风波显出他的急躁，不只得罪了华社最高机构——总商会任劳任怨的领导层，而且强人所难，进而用词不当，引发众怒。
总商会二战后数度修改章程，帮派制的存废是其中议程之一，1947年李光前担任会长，修章触及帮派，产生了歧见，李光前觉得时机未臻成熟作罢。1959年章程修改，帮派依然存在。
帮派本是历史的产物，早年华人渡海谋生，衣食住行看病找工作，靠的是乡亲宗戚，形成宗派也就形成力量。总商会要真正做到“华人最高机构”，要展示自己的代表身份，同殖民地政府办交涉、提建议，或者向外商外国争取共同利益，唯有团结各帮各派，集中最佳人力物力，才能取得成功。
总商会便是一步一脚印壮大起耒的，在漫长的日子里，证明了帮派存在的价值。
当然，事过境迁，各个时期随着大环境的变动，纲领和目标便也跟着转变。
任怡和轩会长36年
孙炳炎逝世于2002年，享年91岁。
同他有过接触的人，第一个感觉是他的亲切幽默、爽朗豪迈;一起共事的朋友惊见他的一丝不苟、认真负责。
祖国永远在他心中。新加坡是他的家，事业在这里，家庭在这里，1965年家的后面才多了个“国”。
没错，新加坡一得一失关系到他的前途。然而中国是他文化的根，生命的源。孙厝村祖先的在那里，先人的遗训在那里，那里有族人的期盼，如同鱼离不开水，祖国给予他非金钱所能替代的温暖。
他曾说，一辈子在学这学那，学到差不多懂了，就要走了。
认识他的人都喜欢他，因他谦虚，包容，不像大老板。怡和轩会长当了36年，同安会馆主席36年，中华游泳会主席38年，孙氏公会，中华医院，福建会馆......许多团体的基金、会所、设备，是他这实干派建立起来的，在他的号召推动下，人们梦想成真，从而孙炳炎树立了声望和威信。
孙炳炎在怡和轩100周年庆典上
王鼎昌黄金辉两位总统和家人，可说是他家里的常客。他家拿手的同安“薄饼”，炊制一流，贵宾们齿颊留香。
他喜欢交友和旅游，退休后常携带家人游历名山古刹，每到中国，一定访问家乡亲属，资助家乡的学校和医院。曾经在殖民地时期遭驱逐出境的，自动赴华投身新中国建设的，如张楚琨、黄复康等老友，他也一定设法找到他们，促膝聊天叙旧。
以上是他平凡的一面。在商业疆场他的苦拼与机巧，又是另一番风貌。
心正、念旧、容人，孙炳炎在他的时代是个杰出的领袖，在未来是难得的一位模范人物。
作者为本地作家
参考书目:
《大德不孤》郭倩、叶薇著厦门大学出版社
《孙炳炎评传》孙桂平、孙吉龙著
《独木成林》主编陈毅明
《帮派制度的论争》国际时报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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