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思先生（1911-1982）担任新加坡《星洲日报》总编辑（1950年至1977年）二十七载，被认为是继《叻报》叶季允之后主持新马华文报时间最长的老总。
1979年春天，已于一年多前退休的他偕夫人一同到伦敦游玩，我正准备结束停薪留职的留英生活，打算返回报馆复职。针对70年代的报业大改组，我问黄先生：“华文报还能生存多久？”他不假思索地说：“大约10年。”我吓了一跳。他补充道：“吴某（与官方最接近的同事）说只有5年。”听毕，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幸好黄总此言未中！
我是在1973年夏天应黄溢华总经理和黄思总编辑的热情邀请加盟《星洲日报》的。
溢华先生邀我到《星洲日报》工作，主要是在1973年初我陪同他考察日本《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两报期间建立起来的相互信任与共同的“报业梦”。当年意气风发、年仅43岁的黄总经理接管行政任务不久，正准备大干一番。为了借鉴他国办报的先进经验，记者出身的他决定到有“新闻大国”之称的日本考察。那时我已修毕立教大学新闻学博士课程，正在《朝日新闻》各部门研习。在留日校友、也是《星洲日报》编辑兼评论员黄彬华兄的推荐下，我为溢华先生安排了深入考察日本两大报的一周活动，并全程当义务陪同与通译。
黄思时代星洲日报文化人的一次大聚会，时为1968年农历新年大团拜。
右起：采访主任卢光池、总经理兼主笔廖颂扬、黄思、电讯翻译主任戴淮清、国际新闻主任何真民、主笔李星可。（方修家属藏）
编制华文报业美梦
在这一周里，我们每天从一清早便马不停蹄地在两家日本大报各部门考察，并一一听取特为我们安排的高层人士的解说和介绍。溢华兄工作特别认真，事无巨细都一一记录，并积极提出诸多具体问题和解决方案。我们在中午休息和每天考察结束后一起用餐时，都会继续聊谈同天所见所闻的话题并交换意见，探讨其中有哪些可在新加坡报社推广和实行。溢华兄为人豪爽、畅所欲言，新闻学科班出身、但未见世面、年仅30岁的我则仅凭课堂知识和《朝日新闻》研修的经验妄加点评和建议，两人倒谈得十分投机和融洽，彼此都为未来的华文报业编制着美丽的梦。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回国后的溢华兄在进行人事调动与安排时，除了决定聘我为评论员之外，还加了一个为我量身定制的名堂：无兵之将的研究部主任，直接隶属总经理。
至于黄思总编辑邀我到报社工作，是因为我从留学日本第二年（1967年）开始，就不断为《星洲日报》撰写日本通讯的缘故。据黄总的反映，1971年2月接替名主笔李星可跳槽至《南洋商报》（后者于1971年5月被官方援引内部安全法令逮捕入狱）后主持笔政的郭史翼先生，由于出身自被认为是左翼的《大公报》，迟迟未获得新加坡公民权，故经常向报馆请辞。黄总希望我能挑起其后继者的重任。
在获悉两名黄总的邀约下，原定前往英国伦敦搜集华文报史资料以便一气呵成完成博士论文的我，决定改变原定计划，回国接受挑战。毕竟，撰写社论、评论也是我一向的志趣所在。在咨询周边的师友时，大家也都赞同我先到“实际新闻学”的现场去摸索新闻学。特别是和我关系密切的《朝日新闻》的朋友，有人更向我明确地建议：新闻史你什么时候都可以研究，但在报社担任要职，则机不可失。
几经犹豫，我于1973年夏天回返新加坡到位于有“战舰街”（Fleet street，即报馆一条街）之称的的罗敏申路的星洲日报社报到。
独挑政治敏感风险
第二天，两位黄总便约我在黄总经理的办公室见面。
黄思总编辑开门见山，交待两件事，一是我的职务是全职撰写社论和国际问题的时评，并逐步接替郭史翼主笔的工作，但对外宣称为“社论委员”为宜，所有政治风险由他承担，他将为我这个久居外国、不谙国情的年轻人把关。
二是按照编辑部的薪金标准，顶薪为每月1100元新币，考虑到我在编辑部学历最高（准博士），他和溢华总经理决定破例加多一百元为1200元，希望我能接受。他同时向我强调主持笔政工作的重要性和意义，并现身说法，谈及他年轻时投身报界的经历和梦想。
最后，他叮嘱我，由于我的薪酬已超越一般员工，因此不能参加编辑部的职工组织和活动。对于长者黄总诚恳的说明和委任，我都一一点头表示同意和接受。
接着是黄溢华总经理宣布我还有另一职称：研究部主任，直接隶属他管理。职务是随时向他提供有关报务（不局限于编辑部，还包括广告部、印刷部等）改进和发展的建议、员工培训的计划、资料室的重组与扩充等任务，我也欣然接受。于是乎，刚入报馆的我成了报馆内既隶属三楼（编辑部），也隶属二楼（经理部）的唯一员工（经二楼的朋友提起，我才明白个中意义），经常跑动于两楼之间。
对于我被委以研究部主任一事，从后来一些小事来看，年纪比溢华总经理大近20岁，比我大30岁、长期统管报务的黄思总编辑似乎不很赞同。因为，他一心一意想培养我成为专职国际时评专家，不希望我分心去搞什么研究、计划与培训。他最初分配给我的任务，除了分担郭主笔国际问题的社论之外，就是为我开了一个追踪国际政治热门话题的专栏“新闻眼”。
隔几天，他带来了一个小铅字盘和一本如何改善排字房与铅字盘应用的小册子，叫我好好研究和提出具体的改良意见。
这可是一个苦差！回想我在日本专攻新闻学（包括在《朝日新闻》的研习）7年有余，从未接触过什么排字房和铅字盘（因为当时的日本已从铅字排版改为电动键盘文字输入体制）。我在进入报馆之前，除了参观报馆时讨过几个铅字玩玩之外，对铅字盘可以说是一无所知。要我对此字盘提出改良建议，我知道是无法交卷的。不过，既然是黄总给我的第一个习题，我在撰写时评之余，还得好好捉摸，也得到排字房向师傅们请教。
有一天，溢华总经理问我在忙什么，我实话实说，他哈哈大笑，拉我一起去见黄老总说：排字房以后要大改革，铅字盘改良已无必要。然后，叫我把小字盘和小册子交还黄思先生。我总算摆脱了上任后的第一个大烦恼！
不过，除此之外，两位黄总对我还是十分客气和照顾的。他们不仅为我安排了一次聚餐，让我认识当时报馆的主要负责人，包括采访主任卢光池、资深记者吴锡、南洋新闻版暨副刊编辑吴之光（方修）和时任国际新闻主任何真民、总编辑助理张清江和黄彬华兄等，方便往后在报馆的内部沟通与交流。黄思先生还盛情邀我和内人到他住家坐客，品尝黄总亲自下厨烹饪的洋参炖鸡汤，席间有说有笑，和在报馆的严肃气氛完全两样。黄总双层独立式豪宅位于东海岸，在填海之前只要打开后花园大门，就是海边的沙滩，可看海浪和听潮声。可惜后来在填土之后已成高速大道，潮声变成了吵声。
重视社论与国际时评
记得当时编辑部黄思总编辑周边座位的布局是这样的：右边是他的得力助手清江兄，帮他签大版（即大样）和把关（重点在于文字的审核，遇到敏感问题则交给黄总处理），其背后是我和彬华兄面对面，靠角落的两张桌子。清江兄的右边是国际新闻组的同事。
可以看出，黄总对国际新闻十分重视。印象里，几乎所有外来的国际新闻通讯稿，都由他亲自拆开和过目，除了部分稿件（如寄自巴黎的流萤和来自伦敦的达人特约稿等）直接交给彬华兄编审并刊载于“通讯版”之外，每读到有趣或有意思的文章，他会让彬华兄和我相互传阅与分享。他对寄自美国、以毛笔字写得端端正正，一稿多投的（包括给《星洲日报》对手的《南洋商报》）梁厚甫通讯稿似乎不感兴趣，往往在我们传阅之后就被他扔进纸篓。
有一天，他收到汪伪时期担任《中报》总编辑、战后著有《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为自己开脱罪名的金雄白（1904-1985）寄来的东京通讯稿，转身交给我：“这个老汉奸这篇稿还写得不错，你拿去看看！”阅后我也有同感。只见老总狠狠地将它丢进纸篓里。黄思先生不愧是识大局、明辨是非与爱恨分明的老练总编辑！
黄总对于时评（特别是社论）和专稿是十分重视的。据我的观察，社论发稿前他会先看一遍，小样出来后他会再细看一遍才签字下版。他曾经告诉我，回家后他还会重读社论的清样，遇到需要修改（包括错别字）时，他会打电话给夜班值勤编辑修改或订正，其认真态度与精神堪比我在上一期《怡和世纪》提到的郭史翼主笔在缅甸办报时乘牛车返回报馆增删一个“的”字一般。
也许是受到黄总和郭主笔前辈报人的影响，我在交稿前、排版后及见报后，都养成不忘重读拙稿的习惯。
黄总对待社论的态度如此，他对待专稿也同样十分谨慎和认真。记得我最初每周为报社撰写“新闻眼”3000字的专栏（后改为6000字的“天下事”专稿）时，老总每篇都一字一句审阅。幸好从未被令撤稿或改稿。
一字一句审慎把关
只有一回，老总看得很细，迟迟未签字。过了半个多小时，只见他更改了标题的四个字。对此，我一开始很不以为然，后来认真思考，老总修改是有一定道理的。
事缘1973年3月至4月间，苏日两国为西伯利亚联合开发的计划正在重新启动新一轮的谈判，我写了一篇5000余字、题为《同床异梦的西伯利亚联合开发计划》的长篇分析评论，并附一张苏联建议兴建的另一条从莫斯科出发，贯穿西伯利亚铁道的地图。
文中指出两国对此蓝图虽兴趣甚浓，但也认识到困难重重。双方各从不同立场出发，坚守自己的底线展开艰苦的谈判。文中着重点明此构想除了得衡量经济得失之外，还牵涉到两国区域安保的构想、“政治经济难以分离”等现实政治、错综复杂的难题。行文有理有据，且多引用日媒和日本财界要人的发言，我看不出有何不妥之处。但黄总似乎觉得大标题中出现“同床异梦”四个字有点刺眼，故最终将之改为“苏日重新谈判”、貌似更为中性的字眼。
仔细一想，当时正逢中苏关系恶化、中日在探讨两国和平友好条约签署的内容时，围绕着是否加上“反霸条款”存有争议的时刻。苏日“同床异梦”的评语虽切中时弊，但也不排除有人会出自偏见和想象，解读为倾向于北京的立场。特别是作为东南亚的华文报，尽管我们在处理新闻和评论时异常小心，尽量采取公平、公正的客观态度，但“莫须有”的罪名仍然经常会莫名其妙地被抛过来。长期担任华文报编辑部一把手、无时无刻不被推到风浪口的老总小心翼翼、保持高度警惕心，是不难想象的。在仔细审核内容之后，他在标题上下功夫、刻意低调处理，减少某些不良的联想，不失为自我保护，又全面表达我们公允看法的对策。我总算从旁学会了冷战时期、错综复杂国际环境下华文报对敏感话题如何刻意不突出原本应突出的色彩与论调的求存本领。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不同意个别朋友在黄总动手术割除胆囊后的如下的调侃：黄总一向胆子不大，这回可真的名副其实没胆了。
左一马来亚新闻主任吴之光（方修）、右一本坡新闻主任刘群辉。（方修家属藏）
事无巨细 亲力亲为
黄总事无巨细，都亲力亲为的精神与态度，也体现在诸多的工作细节中。清江兄最爱告诉我的一个小故事是：有一天，他代替老总值班正准备回家时，一名印度工友跑过来向他要五毛钱的汽油钱，他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后来查明，原来排字房印报机的某个零件每晚都得以汽油清洗，这五毛钱是用来购买汽油的。
就这样的，从社论的一字一句，到清洗印报机零件的五毛钱汽油费，黄总都全部揽在自己身上。编辑部每天在处理新闻时，既没有编前会议，社论委员撰写社论时也无需委员会的讨论，因为没有委员会的存在。一遇到重大事件，全由老总一人全权拍板和应对。说是家长制式的管理也好，说是黄总任劳任怨，独挑重担也行。总而言之，每天从中午开始，直至晚上9时或10时、签完各版面的大样为止，老总都从未休息。他不是在看稿，就是到各部门督促和交待任务。
当时报馆有为编辑部员工提供晚餐的福利。晚餐时间一到，每人各拿盘碗去领饭菜，然后到自己的座位用餐。当时常可看到老总一边吃饭，一边看稿的情景。当然，此情此景也可在其他座位的同事身上看到。
黄总原籍广东大埔，他是1950年年底出任《星洲日报》总编辑的。在这之前，毕业于杭州国立浙江大学化学工系的他就到《星洲日报》工作，历任影剧副刊编辑、国际电讯翻译等职。战后初期，也积极参与《星洲日报》的复版工作。1950年担任老总之后，就独挑大梁连续二十七载，至1977年始告老退休。（参见《星洲日报》19 82年9月5日新闻栏《本报前总编辑黄思逝世》）
黄总退休时我还在伦敦进修。本文开头部分的对话，是老总退休后到英国旅游时和我坦诚的交流，也是我和黄总单独交谈最长的日子。
我最后听到黄总的声音是在1982年7月下旬。当时我和已故老友，时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的王慷鼎先生和庄钦永先生就《日报》（创刊于1858年，只见其出版的英文广告，未发现其原件）是否是南洋第一家华文报问题大打笔战（一来一往各写三五篇）的时刻。我坚持1815年在马六甲创刊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才是南洋、也是全世界第一份现代华文报的传统看法，不赞同轻易修改华文报业史。对此，黄总特地打电话给我表示全力支持，语多勉励（现在回头一想，当时老总可能已卧病在床，我却丝毫未察觉到）。本应找个时间探访老上司，无奈当时身任执行编辑兼社论委员的我，除了写社论、打笔战和开会之外，还在同时连载《在北海道看日苏领土纷争》的10篇专稿（6月底至8月下旬），一时无法抽身。原本想在稍后才登门造访，却在同年9月初接到他不幸病逝的噩耗，令人怅然若失。
一代报人，就此安息！
谨以此文追悼一生奉献给新马华文报事业的老前辈黄思先生。
作者为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导师、日本龙谷大学终身名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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