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黄溢华先生，是在1973年2月的东京。当时刚刚上任《星洲日报》总经理的黄先生为了对报馆进行改革，决定到有“报业大国”之称的日本考察。我则正好在《朝日新闻》研习。在黄彬华兄的推荐下，我为溢华先生安排了《朝日新闻》与《读卖新闻》各三天的深入考察行程。
溢华先生为人豪爽、口快心直，毫无架子，从羽田机场接机到银座附近他下榻酒店的途中，我们就天南地北、无所不谈，宛如多年未见的老友。
记者出身的黄总经理最初供职于《南洋商报》，后转至《星洲日报》服务长达17年，除担任副采访主任之外，对出版企业也有丰富的经验。在未谋面之前，我曾在报上阅读过他撰写经济问题的署名文章，也知道他在工作之余还在新加坡大学考获经济学士，是同年代报人的佼佼者。
谈起他入职多年后一边工作，一边攻读经济学事宜，黄先生哈哈大笑，问我有没有听过有人读书读到头破血流，我说：“还真没有！”他兴奋地接着说：“有的。这个人就是我！”
读书读到头破血流
原来为了准备期末考试，忙于采访、写稿，学习认真的黄记者在新大校园内拿着讲义踱来踱去，半闭眼睛默记考试要点，也许是过于入神，不小心猛撞到大柱子头破血流。幸好及时被送进医院紧急治疗。此事虽未成大碍，但从中可以窥见他的学习精神与乐观处世的态度。
黄先生全神贯注的学习精神如此，他对待报馆的工作也从不马虎。1972年12月1日，他被委任为《星洲日报》总经理。1973年1月，他走马上任。既然报馆委以一把手的重任，他认为有必要全面认识各个部门的问题，并从中寻求提升、改革与突破的可能性。他是带着许许多多具体和现实的问题到日本考察的。
为了满足黄总经理的要求，我要求《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各安排三天的密集考察行程，以便在编辑部、业务部与印刷部三大部门参观并与其部门高层人士对话与交流。时逢日本各大报馆正计划派遣特派员到新加坡开设办事处之际，两大报对黄先生的来访，都十分重视，各派重量级主管人员准备好相关材料，详细介绍各部门的运作方式。有备而来的黄先生则提出了一大篓具体问题予以探讨和请教，并密密麻麻地记录在笔记本上，真不愧是记者出身的行政主管！
这一周的考察行程十分辛苦，但很充实。我们每天早上从9点开始到傍晚，就马不停蹄地从报社的一个部门到另一个部门细听接待方的讲解与回答。单单是两报人士和我们交换的名片就不下一百张。
“好人”“坏人”写在名片上
有一天中午休息一起用餐时，我发现黄先生忙着在每张名片上写上“好人”“坏人”的评语。我好奇地问他何意。他说：“名片太多，日本人的名字又不好记，他想回去后让秘书寄感谢信给那些‘好人’的日本同行，‘坏人’就省略了。至于‘好人’‘坏人’的区别，就取决于其讲解与回答态度是否认真与热情。”听后我发出内心的微笑。但我真的担心，万一同样使用汉字的日本同行看到名片的评语会有什么反应。好在黄先生的名片中，被列为“坏人”者为数不多。
在考察日本报业之后，黄总前往台湾访问《联合报》《中国时报》和《中央日报》，与各报建立了友好关系。他的学习还包括英美德三国主要城市的报馆，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与《泰晤士时报》等等，特别考察它们的印刷设备与技术。
同年8月，《星洲日报》聘我为社论委员兼研究部主任。前者职务明确，就是撰写社论和国际问题专栏，后者是黄总经理为我量身定制的名堂，直接由他管辖。
也许，黄先生对这无兵之将的“研究部主任”有更宏大的构想，因为聘书上的正式名堂是“研究发展部主任”。但是，限于时间、精力与能力，我的工作偏重于撰写社论与追踪国际问题热点的专栏（这也是黄思总编辑的意向与期待）。
当时，黄溢华总经理正在一一听取各部门的报告，准备大事改革。有些小组会议也喊我出席。他也许希望我能扮演日本大报社内类似研修所、研究调查室和企划室等的部分角色。
但平心而论，我这被委以负责培训、研究与策划工作的研究部主任，在最初的两年里所能做的事情非常有限。除了参与资料室的整顿（包括加强剪报系统，引进《朝日新闻》资料分类制度等）、加强与日本各报合作关系（与《朝日新闻》签署新闻交流合作等协定，则签署于较后的80年代初期）之外，主要是与黄总经常交换各种有关报馆改革的意见。鉴于我对报馆实际上的情况知之不多、阅历不深，我们会面时更多的情况是我细听胸有成竹的黄总的高谈阔论，然后坦率表达我对其构想的看法和想法。这与其说是业务上的工作会议，不如说更像是忘年之交的对话与聊谈。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黄总曾经提醒我，也许你得定期写书面报告，否则恐难留下曾在职务上为报社作出贡献的记录。
这样的一边写社论、一边负责研究部工作的忙碌生活过了两年，我惦起了尚未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在一次聊谈中，我鼓足勇气问黄总可否让我停薪留职，先去伦敦收集报业史资料和撰写博士论文，再回来分担和接任郭史翼主笔的工作。我觉得郭老先生健康状态还行，他虽有辞意，但似乎还可商议。对此，黄总经理虽有些为难，但曾经读书读到头破血流的他对我的申请则表示非常理解和支持，即席答应我的请求。黄总经理既已批准，原本不很赞同的黄思总编辑只好叮嘱我早去早回来，他语重心长地说道：“现在是科学时代，论文不要拖太久。尽量缩短请假日程！”
1979年3月，我虽然收集了不少原始资料，也写了一些初稿，但还未完成博士论文，我回到已迁至岌巴路的报馆报到。黄总经理知道我想一鼓作气前往东京撰写论文和提交的心意，同意再延长一年的申请。当时黄思总编辑已经退休，资深记者吴锡升任代总编辑。在辞行时，吴代总编辑微笑地对我说：“请速战速决，回来工作！”
身兼董事经理和总编辑
到了东京，租好了房子，我前往新加坡驻日大使馆拜访时任驻日大使黄望青先生。一见面，黄大使一边拿着报纸给我看，一边说道：“英年早逝！吴锡兄走得太早啊！”
我吓了一跳，几天前他还好好的，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回到住宿，即接到黄总经理间接传来的留言（因为我的住宿还未装电话），要我马上回报馆报到。我随即打电话给黄总，确认相关信息后即赶回新加坡工作。
推开总经理室，只见忙得不亦乐乎的黄先生正在发号施令，指挥业务部门的同事工作。他说，你回来的正是时候，我现在身兼总编辑，需要一得力助手。你的工作除了取代郭主笔撰写社论，和在封面版“放眼世界”专栏撰稿之外，照样负起培训、研究和策划的研究部主任（后易名为执行编辑）的工作。首项任务是主编《星洲日报》50周年纪念刊，并得在1979年年底出版。
接到指示，我马上着手策划与编辑《从星洲日报看星洲50年》，并和老友周金山同学的东艺印务公司商洽出版事宜。在签约时，声色俱厉的黄总还对周金山说道：“出版日期不能过1979年年底，一过本年度就不是50周年，我将先开除卓南生，然后自己辞职！”
此事曾让接手承印的老周不知少睡了多少夜晚。因为，他得在我编好纪念刊后的短暂期间内排好版面和赶印出版。多年后谈及此事，老周对此还犹有余悸。他真的担心我会因此被开除及黄总引咎离职。
在战后两大华文报业史上，身兼总经理和总编辑两大要职于一身的，除了更早之前《南洋商报》的施祖贤之外，恐怕就只有黄总了。
左图：《星洲日报》总经理黄溢华于1979年4月接手兼任总编辑之后，推行一系列重大改革，其中包括率先全面采用简体字，率先将所有版面一律从竖排改为横排，为本地华文报章横排工作的电脑化预先铺路。
右图：独立民营报章《星洲日报》的末日（1983年3月15日）
20世纪70年代前半期，黄思总编辑总管编辑部，黄溢华总经理（后升任为董事经理）则集中精力于报馆搬迁及业务部门和印刷部门的整顿与改革。重点是将胡文虎、胡文豹的星系报业家族企业管理模式的《星洲日报》逐步改为现代化公共民营企业。与此同时，他也在摸索与开拓多角经营的模式。《星洲日报》率先成立文教经理部、公关部和星洲日报旅游公司等，多少反映了黄总对报馆现代化的经营理念和方针。借用溢华先生上任六七年后自我评估的话：“从历史上看，1973年以前的《星洲日报》，主要工作在于报纸本身的纸面改进，或称之为静态的发展。1973年以后，由于实际需要，《星洲日报》由静态发展进为动态发展。……除了内容的继续充实之外，更积极的扩大对社会的活动。”（见《从星洲日报看星洲50年》的本报董事经理兼总编辑黄溢华的“感言”）至于编辑部，溢华先生的真正改革是在1979年4月他接手兼任总编辑之后。
率先版面横排 全面采用简体字
首先是在编辑部成立编委会，由两名总编辑助理（黎德源和陈正）和三名执行编辑（张清江、黄彬华和我）组成，每天定时召开会议，处理例常事务并探讨诸多决策。如无特别因素，黄总都亲自主持编委会。
针对编辑部的弊端与改革，编辑部出身的黄总了如指掌，驾轻就熟。他接管后除了进一步充实版面的内容（如增设“经济与时事”“每周经济”“放眼世界”“亚细安透视”等专栏，邀请专家学者撰写鸿文）及主办和赞助文教界各种活动外，最受人注目的动向有二。一是率先将所有版面一律从竖排改为横排，为本地华文报章横排工作的电脑化预先铺路。二是率先全面采用简体字，代替繁体字，并辟“星洲少年”版等，重视年轻一代记者与受众的培养。
黄溢华（前排右3）率领《星洲日报》高层人士胡一虎，吴锡、卢光池等及全体员工开步跑，为这家兴旺的华文报打气（1977）。
与1973年从日本回返新加坡任职时相比较，1979年复职时，我发现编辑部增加了不少离开校门不久的新脸孔，个个年轻力壮，充满活力，其中包括不少后来在报馆或新闻传媒界、文教企业界挑起重担的中坚力量如林任君、余共华、严孟达、林金发、林凤英、陈昌明、林春兰、陈鸾珠、黄佩卿、赵慕媛、胡敬中、曾月丽、邢谷一、何盈、吴树恒、余经仁、曾国和、尹伯佳、梁金华等。正因为报馆增加了不少热爱新闻事业的新力量，编辑部充满着青春的活力和笑声。加之彼此关系十分融洽，往往在工作结束后分乘数辆车一道夜宵或共游车河。红灯码头附近的烧鸡亭，是我们常到之处。此情此景，宛如1973年初我在《朝日新闻》横滨支局研修时，与日本年轻记者们留宿报馆守新闻、轮流到居酒屋共饮一般。既是工作，也像是大学校园生活的延长。可以这么说，当时的《星洲日报》是充满朝气的。不论是从内容革新或报份激增的角度来看，应该是本地华文报业史上最鼎盛的时期。“老星洲人”凝聚力强（迄今仍然如此），也建立于斯时。
正是在黄总经理1973年上任后的这段时期，《星洲日报》每天发行平均报份从1972年的76,778（周日80,254）到1978年的105,475（周日118,939）。至于报社的营业成果，也大有增加，特别是在1977年之后利润回增，其增长率高达100多巴仙。这些业绩，显然是与黄总经理雷厉风行、废寝忘食改革与努力分不开的。作为公共企业的老总，溢华先生的魄力、能力受到各界（包括当局、董事会和报界同人）的高度评价与尊敬，道理也在于此。
共游车河 畅谈报务与减压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也是本地报业转型与改组的重要时期。新加坡报业往何处去？什么是本地最合适的媒体形态与模式，各方都在思考与摸索。
如果说，从家族企业转为公共公司是第一阶段的报业改组的话，黄总交出的成绩单应该称得上是接近满分和辉煌的。确切地说，这个转型与改组，无疑提供了斗志高昂的黄总大显身手，发挥其能力与魄力的平台与良机。
但也在同一个时期，我发现身兼公共公司董事经理与总编辑、总揽报务大权的溢华先生无比忙碌，他说话越来越急越短，脾气也越来越大。他似乎已经失去了刚上任总经理时谈笑风生、回忆读书头破血流故事的闲情逸致。
尽管如此，作为分管培训、研究与策划的执行编辑，我经常还会和黄总保持紧密的联系。他也经常在日常业务处理告一个段落的时候，喊我到五楼办事处讨论报务面对的难题和处理方案。正如1973年初入报馆时一般，我们见面时无所不谈。有时谈得起劲，意犹未尽，黄总驱车载我游车河，实则相互享受车上畅谈的快乐时光，最终再把我载回报馆（因为我的车还停在报社）。这时候的黄先生面对的压力是多重的。他既得率领报社全体员工与强有力对手《南洋商报》争夺有限的报份和广告资源，别出心裁地推陈出新，让“静态”的报纸转为推动多元化企业的“动态”媒介，并处理大大小小各部门的改革与创新面对的新老问题和挑战，还得频繁出席公共公司的董事会，听取和回应代表各方的衮衮诸公提出的意见。
记得有一回，一名爱发议论的董事认为，当时越南对亚细安“输出难民”的攻势，宛如中国史上的黄巢之乱，建议我们以此角度撰写社论或开展一系列的评论。为表示对此有力人士意见的尊重，溢华先生安排我和一名来自台湾的大学历史系教授三人一起驱车拜会此董事，听取其高见。席间，同行的某教授频频点头，表示获益良多，我则一口否定其可比性。走出大门，我问某教授如何动笔，他回答我他纯为礼貌性回应，并无供稿之意。在回家途中，溢华先生笑着告诉我，写不写不重要，他总算已经交差，回应了该董事的“建议”。不难想象，为表示对各方意见的重视与尊敬，溢华先生每日面对的大小压力与挑战不计其数。身居高位的黄总俨然不像一般同事想象的那么自由与自在！
船到桥头自然直
1982年的某一天，黄总叫我安排编辑部老中青各找一名合适人选隔日到时任文化部长王鼎昌办公处讨论华文报业的前途问题。
第二天，王部长开门见山，指出两大华文报有如百事可乐与可口可乐，进行无谓竞争，浪费不少资源，是否可考虑合二为一，集中火力，并发展为一家更有影响力的华文大报。他要两家华文报老中青的出席者一一表态。由于问题提出的太过突然，绝大多数出席者都表示犹豫或反对。数日后，两报董事会决定着手改组并朝向合并的道路迈进。
对于合并后华文报的定位，在最初的阶段其实是不十分明朗的，它是新加坡报业大改组、大洗牌的一个组成部分。至于新加坡报业大改组、大洗牌的构想，最初也不是宛如后来发展那般，成立一个报业控股公司，让所有不同语言源流的媒体都安置于旗下。最初的方案与步骤是：一家华文报（以《南洋•星洲联合早报》为核心）养一份英文报；一家英文报（以《海峡时报》为主体）养一份华文报。在此框架下，两大报业集团展开良性竞争。
正是在此构想或者报业大洗牌游戏规则引导下，当时新构想中的两大报业集团都在或明或暗地开展人才争夺战和部署新的人事安排。各种组合的方案与小道新闻常有所闻。在这段期间，位处《星洲日报》最高位的黄总肯定面临多重选择、许诺与压力。我观察到当时他最爱对我说的两句话是：“人到无求品自高”和“船到桥头自然直”。同年（1982年）深秋，报馆派我到德国西柏林参加国际新闻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Journalism）主办的“新闻师资培训班”（Tuition for tutors）的三个月课程，考察西方报业及其记者训练模式。我在西柏林度过了宁静的冬天。
1983年初，我回返星洲，曾为《星洲日报》尽汗马功劳的溢华先生已另谋高就。1983年3月16日，《南洋•星洲联合早报》和《南洋•星洲联合晚报》宣告诞生。1923年创刊的《南洋商报》与1929年成立的《星洲日报》自此结束半个多世纪相互竞争的关系，新加坡华文报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以上的点滴回忆，止于末代《星洲日报》“巨无霸”的黄总为华文报所做的努力和贡献。
媒体顾问 再创辉煌
在这之后，我和溢华先生在公务上已无直接关系，但仍常有交流。与此同时，黄先生的报人生涯并未就此结束。
据我所知，1982年黄总辞职后即到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担任顾问。他走马上任后的第一个贡献，是将该报整份报纸收缩一寸有余（在不影响内容与广告版位情况下），为报馆每年省约150万新元（当时，新元与马币等值）的纸张费，深获大马同行佳评。1
也在这段期间，新加坡《海峡时报》（The Straits Times，简称ST）的首席执行官（CEO）年鹤伟（Lyn Holloway）先生，特地到吉隆坡邀请溢华先生担任顾问，并主持该报接管后的《新明日报》。
回返新加坡，时任文化部常任秘书郑东发先生突来电话，约他到办公室会面，邀请他到广播电视台（SBC）当顾问。郑先生同时也是SBC的副主席。对此，黄总原本要以他“会办报不会办广播”，及已答应《海峡时报》担任他们的顾问为理由婉拒，但郑先生非常客气，表示“可以一起来学广播”；至于和《海峡时报》已有签约事宜，郑先生也表示可以找他们谈谈。最后，郑先生同意，在黄先生任满ST顾问一年后才转任为新加坡广播电视台顾问。
在完成两者（ST和SBC）各一年的合约之后，行色匆匆的黄总又转至香港担任媒体的顾问。黄总告诉我，世界报业大王梅铎集团接管香港《南华早报》后，他即被聘为专任顾问，并担任该报接管后的《华侨日报》的董事。此后10余年间，黄先生都在此报业集团任顾问，并以香港为据点、中国大陆为腹地，奔驰于广宽的媒体天地，继续发挥其能力与专长，直到1997年该集团撤离香港为止。在这段期间，笔者如途经香港，或到北京开会，都会拜会老上司或相约见面。那时的老总，依然是热情有余，海阔天空地侃侃而谈。其谈笑风生的神色让我忆起1973年初次见面时的情景，尽管地点不是东京银座，也尽管当时的他忙碌不减当年！
从这个角度来看，离开《星洲日报》的黄溢华先生在这之后的媒体人生涯不但未结束，还易地再创辉煌。充满活力、魄力的他不但跨越纸媒，挑战广播电视业，还走出国门，先到吉隆坡，后转战至香港并扩大业务到神州大地。
“媒体顾问”，可不是关在书斋、顾而不问的轻松活，但对于溢华先生来说，却是驾轻就熟、乐在其中，富有挑战性和无限遐思与成就感的宏大事业！
作者为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导师兼副会长、日本龙谷大学终身名誉教授
注释
1 据黄总顾问的反映，他当时的做法是将每张纸缩小一寸多，每份报纸就省下10多寸，一天10万份就是超过一百万寸。新闻纸是以重量计钱的，一天省下一百多万寸，乘365天就可省下不少纸，即每年为报馆节省约15 0万新元。在马来西亚《星洲日报》实施这项纸张节约改革之后，各报皆纷纷效尤，后来就连新加坡的报馆也采取同样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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