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吴之光先生，也许更多读者熟悉的是著有《马华新文学大系》（十卷本），为这领域拓山之作的方修（另一常用笔名为观止）。实际上，笔者在1973年加盟新加坡《星洲日报》之前，也仅略知文艺界前辈有位著名文学史家、备受文艺青年敬爱的方修先生，而对于作为报人的吴之光知之不多。记忆里，在那华文读物贫乏、华文书籍备受排斥乃至封杀的年代里，每当方修（或观止）汇集其文艺评论小册子问世时，都会成为读书人热爱的畅销书。特别是在上世纪50、60年代，吴先生以观止笔名常在《星洲日报》新年年刊发表的有关上年度新马文艺界动态的总结，更成为关心本地文艺界、文化界走向的读者所熟读与收藏。笔者的书房迄今仍收藏着好几年度相关的《星洲日报》新年纪念刊。
尽管如此，笔者并非“文艺青年”，也并未向吴先生主持的文艺副刊投过稿。笔者入职《星洲日报》之前结识吴先生，主要是下列的两个机缘：
结识方修的两个机缘
一是1970年代初，正在东京大学研究生院攻读东南亚史的内人蔡史君的师兄生田滋（时任东洋文库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ESCO]东亚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在旅游新加坡时，购得吴先生以方修笔名撰写的大作《马华新文学史稿》（新加坡世界书局，1962年版）。他对此书评价甚高，决定将此书翻译成英文，作为东亚文化研究的丛书，并请当时在东京收集博士论文资料的美籍学者Angus W. McDonald, Jr.负责翻译。为了取得吴先生的出版授权，及与原著者沟通，生田先生拜托我们和吴先生取得联系。我则通过已在《星洲日报》编辑部工作的留日校友黄彬华兄获得吴先生的英译授权书。吴先生的这本《马华新文学史稿》（严格而言，是英文修订版），虽由Angus W. McDonald, Jr.完稿，但为促使该书更为完善，编者生田还增添诸多备注（Index: 1.Author, 2.Titles, 3.Newspapers, Supplements, and Magazine, 4.Movements, Societies, and Other Proper Names)，并亲力亲为一一予以订正和补充。他还二三度专访狮城与吴先生面对面沟通，确认其翻译与原意无误，那时已返回新加坡的我们也都全程陪同并负责翻译。Notes On The History of Malaya Chinese New Literature 1920-1942 by Fang Xiu, 终于在1977年出版,专攻中国史的译者Angus W. McDonald, Jr.则已于1975年完成其有关湖南乡村革命运动的博士学位论文，任教于明尼苏达大学。
吴之光（方修）著作《马华新文学史稿》英译本封面
其二是，为了推动中日恢复邦交与营造亚洲的和平气氛，《朝日新闻》从1970年春天开始便推出了一份面向日本知识界的《朝日亚洲展望》（The Asahi Asia Review）季刊，全面与深层介绍和分析亚洲动态和事物。当时已经退休好几年的前《朝日杂志》(Asahi Journal)总编辑，并在笔者就读的立教大学任兼职讲师（后成为正式教授）的影山三郎先生被返聘为该刊的副总编辑。
对于“亚洲”“战争与和平”这一类的话题，曾历经二战并被派往前线当战时特派员，而在战后深刻反思且对日本战时行为悔恨至极的老一代良心派日本人来说，是十分敏感甚至是不想碰触的话题。为了不重蹈战前“亚洲研究”“关心亚洲”热潮的覆辙，影山老师在接受报馆返聘的邀请之前，特地拜访了《朝日新闻》好几位与“亚洲”问题密切相关的前辈征求他们的意见，虚心接受他们的忠告与建议。
吴之光（方修）应邀在日本《朝日亚洲展望》季刊撰写的文章
在正式接受报社的新任务之后，待人真诚的影山恩师对我这名“来自昔日‘昭南岛’的新加坡学生”的看法和反应，也非常重视。因为，他想了解和听听“亚洲人的心声”。也正因为如此，每当他在策划季刊新一期的内容，如遇到与东南亚相关课题时，他都经常会私下喊我这权充“亚洲人心声”的弟子一起聊谈和探讨，并让我推荐合适的人士撰稿。方修的《马华新文学及其历史轮廓》，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邀为《朝日亚洲展望》撰写，刊于1973年夏季号的，译者田中宏是我的多年好友，中国语系出身、时任爱知县立大学副教授。田中老师也是一个有心人，为了让读者进一步了解方修此文的语境，他还加了一些注解，如1948年的“紧急事态（法令）”、“多隆”（马来语Tolong，乞求之意）、1955年的“华玲会谈”（马来亚联合邦总理东姑阿都拉曼与马来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于1955年在吉打州的华玲，针对结束内战问题举行会谈，但宣告破裂）、美军在越南建立的“新村”、以椰叶编制的“亚答屋”……等。
三人同行 大排档开讲
正因为有着这两个机缘，再加上学生时代就对在新年特刊撰写长篇大论文艺界总结的观止的景仰，初入报界的笔者在1973年到罗敏申路的《星洲日报》报到之后，就常请教吴先生。
当时编辑部人数不多，总体年龄偏大，31岁的我在职务上虽属管理层（不得参加工会），但在人生阅历与资历等方面毕竟是小字辈。同事当中除了几位南洋大学同期的同学之外，余者多为资深的记者和编辑。
那时编辑部每天傍晚都有提供伙食，大家各领盘碗盛好饭菜，回到各自座位匆匆充饥后便继续工作。到了夜间，部分同事三五成群相约去吃夜宵，也有部分同事结伙或先后到报林俱乐部打麻将。我则常与吴之光先生和与吴先生共同编辑“南洋新闻”版的黄选晨兄一起宵夜。
选晨兄是南洋大学中文系第一届或第二届中文系毕业生，为人诚恳朴实，沉默寡言。他虽为时任总编辑黄思长公子，但十分低调且从不因此而在报馆享有任何特别待遇（黄总对此也十分公平与谨慎）。在工作上，选晨兄十分敬佩吴先生，在夜宵与闲聊时，他除了静听吴先生的高谈阔论之外，经常露出会心的微笑。
与吴先生和选晨兄一起吃夜宵，有一个特点，先是有由“老食饕”之称（吴先生常如此自称）的吴先生带领我们到他熟悉的大坡大排档吃炒条或福建面，并点几碟小菜，边吃边聊，意犹未尽则转换地盘，从广东人区的大排档转到潮州人聚居地的露天美食店（并无固定顺序），最后则落脚于一两家常去的咖啡店，一边喝咖啡（或茶）一边继续聊谈。就这样的，我们三人三辆车跑遍大坡区夜间大排档的名店，直到午夜一两点才尽兴而归。
1997年吴之光与原马华作家杜运、杜太太（原新华社编辑）及本地文友合影。
话题天南地北，基本上是由吴先生主导，我们也会提出一些问题请教。吴先生年龄比我们大，知识丰富、阅历深，举凡新马乃至中国大陆文艺界往事、报坛掌故、新马政治经济社会动向，只要我们想知道的，他都会如数家珍、娓娓道来，我们都听得津津有味，印象深刻。
记得有一回在谈起当年被新马华人社会定性为“华人的败类”的“幽默大师”林语堂——名为南洋大学首任校长（实际上是在大学还未开学前，就意图将此民间大学改为“东南亚反共堡垒”，要求按欧美大学规格办学和大额财政预算而与董事部闹翻并索取高昂遣散费离开星洲）时，吴先生讲了一个生动的故事。
话说林“幽默大师”在1935年曾出版了一本面向洋读者的 My People and My Country（吾国与吾民）的书。此书曾让他在英语圈的文学界名噪一时，但在当时的中国文化界却带来了骂名与一片骂声。有人就公开质疑林某：你这本《卖国与卖民》到底卖了多少金钱？“幽默大师”却被读者如此调侃和“幽默”，堪称一绝！
也许是因为我刚从日本留学归来的缘故，吴先生特别喜欢和我们谈几位留日出身的作家周树人（鲁迅）周作人两兄弟、创造社的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的故事。尤其是二战前曾在《星洲日报》任职的郁达夫，也是吴先生长期以来追踪和研究的对象，谈得更加细致与生动。此外，吴先生对香港的文坛、报坛也很熟悉，譬如曹聚仁当年在《南洋商报》连载，后来成书的《文坛五十年》和《鲁迅评传》，他对书中值得商榷、争议之处，皆能一针见血地一一指出。
报坛掌故 “舰队街”盛衰
至于新马报坛的掌故，二战前和二战后有“舰队街”（报馆一条街之意）之称的罗敏申路的面貌与变化，吴先生都十分熟悉，他都谈得格外风趣。我和选晨兄都听得入神，既相当于上了一堂文史课，又宛若我们也置身于那个年代报业同行的境地。
也许是因为印象十分深刻的缘故，1976年已向报馆“停薪留职”，而在英国留学、搜集与撰写中国报业发展史的笔者，偶尔看到《星洲日报》几篇有关报馆往事的短文刊于有“小社论”之称的“星洲漫步”栏上，我本能地将之剪下，并视之为吴先生的作品（尽管我从未向吴先生确认过）。因为不少内容与吴先生在大排档“授课”十分相似。
其中一篇写于1976年1月初《星洲日报》搬迁之际。文章开头写道：
“1976年，是新的一年的开始；可是，也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接着，作者指出：
“1976年1月1日，星洲日报迁出了具有历史性的罗敏申路——这个一度被称为报馆街的地方，从此，罗敏申路再也没有报馆了。新加坡的报馆街成为历史的陈迹，徒然成为掌故或者撰写报业史者的研究对象。”
不仅如此，“星洲漫步”栏的作者还给不熟悉英国伦敦“舰队街”（Fleet Street）含义的读者，进行了如下的“科普”：
“罗敏申路，正如伦敦的舰队街，或者是上海的望平街一样，曾经一度是新加坡的报馆街，是新加坡报馆的集中地，是文化人汇集的地方。可是，这一切，随着星洲日报的迁移，已经不再存在，从此消逝了。”
那么，新加坡的“舰队街”是怎样从盛而衰的呢？作者指出：“报馆街最兴盛的时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那时候，由于时代的动荡，读报的人很多，报馆如雨后春笋般的设立，不但有早报和晚报，更有午报，早午晚报一齐来应付读者的需要。这些报纸主要集中在罗敏申路出版，使到罗敏申路很是热闹，成为名副其实的报馆街。”
作者同时指出，当时报馆阵容强大，其中最著名的当推郁达夫，他从中国应聘前来当《星洲日报》的副刊编辑，是报业史上的大事。
至于战后的新加坡华文报，作者认为也有一段兴盛的时候，那时报纸也有不少，有早报也有晚报。但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罗敏申路只剩下两家大报，即《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两报不仅在新加坡销售，也同时是长堤彼岸的大报，影响力巨大。到了70年代，罗敏申路只剩下《星洲日报》，已经不能称为报馆街，而是新加坡的金融街。
针对这“金钱”的气息压倒文化气息的现象，作者不禁感叹道：
“现在，星洲日报迁移了，罗敏申路从此不再有文化的气息，取而代之的是金融气息了。”
区区的数百字，这篇被我视为出自吴先生之笔的“漫步”，浓缩了半个世纪以来华文报兴衰的沧桑史，如果对于此话题不是那么熟悉及对新马文化史有深层的洞察力，是写不出来的。阅读此文，我不禁联想起70年代与选晨兄在大坡夜市一起倾听吴先生讲报坛往事、如沐春风的情景。
“漫步”反映老报人的新闻观
吴先生为“星洲漫步”栏撰写的短评（皆以不同笔名发表）当中，涉及报业、报人者究竟有多少，我不清楚（涉及文艺者居多，且已结集出版），但手头上有一两篇像是其风格或者反映他那一代报人的新闻观的剪报，姑且作为报史资料，供读者参考。
在一篇有关报馆为41名同事集体退休（第一次实行退休制）而设晚宴欢送的文章中，作者写道：
“星洲日报已近半个世纪的历史……这次退休的同事中，有战前便参加服务的，有的在战后初期便入报馆的。所以多是在报馆20年以上，以至40多年。这也是星洲日报的传统，战前的不必说，战后以来，大部分的同事入报服务后，就很少离开的。即以编辑部而论，目前服务十多、二十年的就不少，他们以新闻工作为终身事业，热诚地从事工作，一心要把报纸搞好。”
接着，作者指出，这些退休同事都曾见证报馆40年代和50年代在困难的情形下经营、努力渡过难关，把日销只有几千份的报份推到三四万份，直到（70年代）仅在新加坡平均销数就达十万份的全过程。他认为，“这种辉煌的成就，就是同事们辛勤工作最大的安慰。”
“漫步”作者还进一步发挥其如下的报业观：
一是，“报馆也是百年大业。我们从星洲日报的过去，所体验到的，便是一家能得读者爱护的报纸，决不是一夜成名的。它是一点一滴建起来，从评论、新闻写作、翻译、编辑、排版、印刷，业务都需要全体职工仔细下功夫，然后才能得到读者的信任。”
二是，“报纸必须具有一贯性，要始终保持一定的风格，一定的水准，否则会随时失去读者。也一定要不断地求进步，充实内容，增加新的材料，使读者始终要看这一份报纸。”
最后，作者语重心长地写道：“在这一贯的长期作业中，退休同事们已经尽了他们的责任，现在是由在职的同事们继续负起责任了。”
这篇“漫步”虽然完稿于近半个世纪前且看似老生常谈，但在今日读来，仍具有警示的作用。
匿名撰写“本报简史”
正因为吴之光先生丰富的文史知识，他对新马报业史的了如指掌，以及他的报业观也令我十分钦佩，1979年当我返回新加坡，奉命独挑编辑《从星洲日报看星洲50年（1929-1979）》重任时，我首先想起的便是邀请吴先生为我们报馆撰写纪念刊不可或缺的正史（“本报简史”）。在征得得时任《星洲日报》总经理兼总编辑黄溢华先生的同意和大力支持后，我便开始着手编辑。
对于《星洲日报》纪念刊的编辑，我的基本构想是：
一、挑选并缩小刊印50年来反映新加坡政治、经济、社会等和本报发展变化的重要版面，以便读者阅读和收藏，从而对新加坡和本报50年来的面貌有个轮廓的认识。这样的重要版面集，不少欧美著名的大报都曾出版过，日本的各大报更常在不同的纪念刊汇集其重要版面精美印刷，隆重推出，广为图书馆和读者欢迎，例如《从朝日新闻的重要纸面看1982年》《朝日新闻重要纸面的七十五年》等。1973年初，我陪同黄溢华老总考察《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时便对此留下深刻的印象。《从星洲日报看星洲50年（1929-1979）》，实际上就是《星洲日报》50年来重要版面的汇集。在新马华文报界，以如此方式出版纪念刊，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新尝试。
二、为了让读者对选辑的重要版面的时代背景有更清楚的认识，我将这些重要版面分为三个时期，即一、战前的社会面貌（1929-1942）；二、独立前的动乱（1945-1965）；三、建国后的繁荣（1965-1979）。并邀请著名南洋史学家许云樵教授，时任新加坡国立档案局口述历史组项目主持人林孝胜，分别为第一个时期和第二个时期撰写时代背景。至于第三个时期的时代背景，则由我本人和时任《星洲日报》资料室主任区如柏共同整理与执笔。
与此同时，为了让读者对新加坡经济、政治和社会50年来的发展有个宏观的认识，我特地邀请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林崇椰教授、李文郁博士和陈寿仁博士，分别撰写如下的长篇鸿文：《新加坡五十年（1929-1979）》、《新加坡的政治发展（1929-1979）——从区域都会崛起为环球城市的国家》和《新加坡五十年来的社会发展》。三文皆附英文版。
三、同样以中英文对照方式刊于纪念刊最前面的重头文章，是时任交通部长兼代文化部长王鼎昌和《星洲日报》董事主席黄祖耀的献词，及《星洲日报》董事经理兼总编辑黄溢华的感言。除此之外，就是吴先生（当时已退休）应我们邀请，以匿名方式为本报撰写的“本报简史”了。
“本报简史”也是中英文对照，内容除引言与附录10年来报份的增长率和10年来报社的营业成果之外，共分五个阶段论述：（一）创建时期，（二）三年半的停刊时期，（三）战后的复兴与发展时期，（四）建国时期的私营报纸，（五）公共公司成立初期。
这篇简史以史实为依据，行文稳健、内容充实，从编辑部、业务行政部、广告部乃至印刷部方方面面的变化与发展，无不一一提及，堪称迄今为止相对完整与客观的《星洲日报》前50年史。从中可以窥见专治新马文学史的吴先生治史的功力。吴先生不仅是新马文学史研究的前辈，也是新马报业史研究的前辈。
持之以恒 治史者秘方
在一次闲聊中，作为同样治史者（笔者偏重近代华文报业发生史与发展史）的晚辈，我请吴先生谈谈他编辑十卷本《马华新文学大系》的经验与研究心得，只见他微笑而轻松地说道：
“治史者不像诗人那样需要几分天才，只要持之以恒，有一股傻劲就行了！”
“只要持之以恒，有一股傻劲”，当然是吴先生的自谦之言，但单单是这“持之以恒”四个字的“傻劲”要求，就不知要难倒了多少年青的学人，何况吴先生是一边在报馆工作，一边在研究文学史乃至文化史的报人。
当然，研究文学史、文化史或报业史，不仅仅是依靠一股傻劲，还得对研究课题感兴趣，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和史观，努力发掘一手资料，啃读碎片化资料并予以思考、辨析和梳理。但在明确思路与辛勤发掘资料之后，要如何“持之以恒”，一点一滴地以其“傻劲”完成相关研究课题，可不是一门简单的学问。我发现到，不少当下聪明的青年研究者之所以后劲不足，写不出好的史学作品，就是欠缺吴先生所说的“持之以恒”，静下心来埋头苦读的忠告。
仅借此文将此“秘诀”转赠给有心治史的青年才俊！
作者为新加坡旅华学者、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导师、日本龙谷大学终身名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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