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Florence Elliott, A Dictionary of Politics, 7th edition, 1973, Penguin Books Inc.）对你也许有用！”
1979年，我结束停薪留职的留英生活，返回《星洲日报》工作，沉默寡言的老主笔郭史翼先生（1915-1994）将这本陪伴他多年的《政治词典》送给我。
翻开词典，知道这是一本简介国际大事件、各国人文地理、历史沿革、重要人物生平等的小百科全书。初版发行于1957年，每隔三两年改版一次，郭先生送给我的是1973年改版的第7版。
细阅词典，再结合老主笔撰写社论的风格，我多少领会老主笔送我此工具书的用意。不过，由于我参考日文资料与工具书较多的缘故，我利用此书的机会不多。
1973年，在我踏入罗敏申路的《星洲日报》，学步撰写社论的初期，郭主笔的社论曾经是我认真拜阅、朗读与学习的范本之一。
取自《从星洲日报看星洲50年（1929-1979）》
四平八稳 社论风格
其特色之一是先把事件的来龙去脉（或者发生事件的地理位置与历史沿革）说清楚。接着指出问题的焦点所在，但不强烈表达其主张与观点。
这种看似四平八稳的社论，既是老一辈文化人时评写作常见的风格，也与郭老个人的经历和当时华文报的处境不无关系。
郭老是在名主笔李星可1971年2月被《南洋商报》重金挖角后接任《星洲日报》主笔职务的。1971年5月2日，政府援引《内部安全法令》（即不需公开审判和法定程序即可下逮捕令的紧急法令）逮捕了《南洋商报》时任总经理李茂成、总编辑仝道章、主笔李星可和公关经理郭隆生。1973年1月，该报社长李有成也在同一法令下被捕。这就是新加坡现代报业史上著名的“黑色行动”（Black Operation）的一部分。
当时，《南洋商报》的罪状是“大事渲染亲中共的新闻，并且在华文和华人文化问题上发动种族主义的情绪”。《南洋商报》社长李有成则声称“在这期间（按：中国开展乒乓外交期间）多刊中国新闻乃应读者热心关注此世界性动态之需求，纯属一种临时处理新闻方法，并非炫耀共产制度。”（详见卓南生：《我所知道的新马报界前辈冯列山博士》，《联合早报》2018年10月14日。收录于卓南生《东亚新闻事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版，第345-354页。）
正是在这样报业敏感时期接任《星洲日报》主笔的郭老先生，在行文上自然不能不格外小心。
《大公报》出身 未获公民权
郭老国际时评重视客观叙述、少发尖刻评论的另一原因，是他曾任被当局视为有左派倾向的《大公报》记者。在众多“南来文化人”当中，绝大多数留下来的知识分子都轻易获得新加坡的公民权，独有郭老屡次申请却未获批准。为此，一向为人低调的郭老虽勉为其难接受《星洲日报》的邀请撰写社论，但甚不开心，几乎从未以主笔身份在公开场合露脸。（时任总编辑黄思语）
1973年夏天，笔者应《星洲日报》总经理黄溢华先生和总编辑黄思先生（1911-1982）热情的邀请加盟《星洲日报》。记得当时黄总编辑门开见山，明确表示要我逐步取代郭史翼主笔的工作。他语重心长地指出：“《大公报》出身的郭先生是李星可转到《南洋商报》后到《星洲日报》当主笔的。但因为他申请的新加坡公民权一直未获当局批准，因此我们只能安排他撰写国际问题的社论。你刚从国外回来，也许不太熟悉此地的空气，你的主要工作就是分担郭先生国际问题的社论……”
他还补充道：“为了减轻政治风险，你虽负起全职的主笔工作，但对外称为‘社论委员’为宜；至于所有政治责任，则由我来承担。”
也许是因为上述的缘故，郭老先生从不在报馆办公，也少和同事交往，他每周负责撰写的四篇国际问题的社论（我返新后接手其中的两篇），都是在傍晚亲自（后来是由其十多岁儿子）送至报馆交卷就走的。
也正因为如此，同事们对郭老都知之不多。哪怕是由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管理局和新加坡文艺协会联合出版的《南来作家研究资料》，尽管对其他著名南来文化人都有图文并茂（包括其作品或手稿）、较为详细的介绍，但对郭老只有下列区区几行的简介：
“郭史翼，著名新闻工作者。
郭史翼于1915年出生，1994年去世。原籍福建金门。用过的笔名包括方晴、竟仁等。
他可能于20年代南来。
郭史翼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他任东南亚战区记者，也曾在缅甸、印度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郭史翼也担任过若干学术机构的教授等职务。
他也曾担任过《大公报》记者、新加坡世界书局《南洋文摘》主编、《星洲日报》主笔等重要职务。”从这篇简介中，可以得知编者对郭老的了解，也只停留于和我们同样的粗线认识：他曾在缅甸、印度工作、担任过东南亚战地记者、教过书。曾任职《大公报》，并担任《南洋文摘》主编和《星洲日报》主笔等。其他（包括何时南来）不详。
换句话说，郭老较为人所知的是曾任《星洲日报》主笔和《南洋文摘》的主编。但在其近十年的主笔生涯中，就我所知，似乎未曾以其真名发表过署名文章，也未曾将其撰写过的不署名社论、评论编辑成书。因此，要确切了解或解读其评论的写作风格与立场，颇费周章。
主编《南洋文摘》普及东南亚文史
至于他长期为新加坡世界书局主编的《南洋文摘》，基本上是一本剪报的文辑，编者只负责编辑而不发言。《南洋文摘》每月出版一册，大量收录了新马各大小报刊有关东南亚文史掌故、民俗等长短不一的文章。在那中文书刊十分贫乏、中国内地51、香港2家出版社的出版物一律被禁止入口的年代，该刊可以说是肩负起向华文读者普及东南亚文史知识的任务。我从中学生时代开始，每去逛书店街时，总会驻足翻阅每月新出炉的《南洋文摘》，偶尔也会买一两册载有自己关心话题的该刊，得益良多。到了年底，每年度出版的该刊还会装成合订本低价出售，以便图书馆和爱书家的收藏和阅览。这一切都与郭老细心编辑、策划和辛勤的付出不无关系。
曾有常写新马掌故的学长对我发出如下的牢骚：“《南洋文摘》不但没有发稿费，还常将转载我的文章的校稿让我自己校阅，只付邮费让我校后寄回。”
但牢骚归牢骚，这名学长还是细心校阅后寄回给郭编辑的。因为，在那版权不受尊重、而华文报刊所载文章既不受重视，也不易保存的情况下，有人肯付出精力，将东南亚区域相关的文章网罗成辑并定期出版，还是难能可贵，心存感激的。
至于郭老撰写的社论，我虽没有系统的研究，但正如前面所述，在我早期学步撰写社论时，还是大量阅读与认真学习的。有关这方面的心得，将另文叙述。
乘牛车往返检字改稿
1982年6月，作为分管研究、策划和培训的执行编辑兼社论委员，我为《星洲日报》数十名“少年记者”举办了为期三天的“新闻讲座”。第一讲便是邀请郭主笔介绍其报人的生涯和体验。尽管当天郭老没有亲身出席，但他对“少年记者”们谆谆教诲、寄以极大期待的激情则跃然于其讲稿上。
当天的讲稿由时任少年通讯记者的曾月丽（后来加盟《星洲日报》成为最年轻记者，往后则转至电视台成为名主播）代为宣读，并引发学员们的热烈讨论。
郭老认真撰写的讲稿内容虽未全文刊于报上，但迄今记忆犹新的有二：
其一，新闻工作是一份神圣的事业。既然选择了这份职业，就得忠守职责，对读者和社会负责，马虎不得。讲稿中介绍了他在缅甸办报时的小故事。当时报馆还是铅字排版的年代（和我们罗敏申路时代的《星洲日报》一样），报馆与郭老的住宿有一段距离，因此得乘牛车往返。郭老回忆道，每晚在回返宿舍的牛车上，他经常还在推敲已排好版的文稿。有时会为了一个“的”字而掉头到报馆亲自检铅字重新调整版面。
其二是奉劝有志从事新闻事业的青少年，好好思考与努力奋斗。如果发现自己不合适这份职业（指语言掌握能力、兴趣及知识水平不够而又不准备追赶），最好的选择是尽早离开这个队伍，以免误人误己。因为留下来是十分痛苦的。他举了一两个他熟悉的例子，指出在报界“混”了一辈子、一事无成的记者的悲剧。
郭老提出的这两个建议及其生动的例子，相信对于“少年记者”的学员们都带来极大的冲击。可能是因为这个缘故，该年度的学生毕业后直接报考报馆而留下来当记者的并不多。但据我的观察，肯留下来的都是好记者和好学员。
也许是郭老生动的例子给我留下太深刻的印象，记得好几年前笔者应邀为某大学的评论班开讲时，脱口奉劝学生如认为这并非自己的志趣所在，于人于已，最好早日离开这队伍。此事曾让邀我客串讲座的担任老师误解和不满。他忿忿不平地表示：我辛辛苦苦招来了这些学生，你不多加勉励，还劝他们另谋出路！对此，我只好苦笑，愧未完善表达郭老热爱新闻事业的原意和用心。
作者为日本龙谷大学终身名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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