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已消失和变样的古迹说开去
文：谢声远
历尽沧桑
由于对历史认知的混乱，我们在文化遗产课题上，长期以来扮演着后知后觉的角色。第一批国家古迹迟至1973年才颁布，许多旧建筑、旧庙宇、旧墓地，在拆除机和推土机的隆隆声中，倒成满目苍痍的废墟，取而代之的是从政者和发展商引以为豪的摩天大楼。2015年历史学者柯木林的观察是值得重视的：“记得1973年，我与数位同道友好勘察了25处新加坡华人历史古迹，之后出版《石叻古迹》一书（1975年4月，由南洋学会出版）。13年后（1986年），当我们再次回到古迹现场时，一切都变了：清元真君古庙、广福古庙、绿野亭公所、曹家馆、豆腐街（Upper Chin Chew Street）消失了；‘天福宫’的旧名匾不知所终；粤海清庙庭园变小，气派大不如前；双林寺虽在，寺内古老的法堂已被拆除重建。而如今：恒山亭毁于火、社公庙中‘反清复明义士’牌位下落不明、萃英书院改为餐馆、武吉布朗（Bukit Brown）部分坟场受道路工程影响而‘让路’......岁月不仅使人事翻新，连古迹也历尽沧桑！”
从1973年至今，总计74处旧建筑和场地被提升为国家古迹，许多古迹殖民地色彩浓厚，不乏相似之处，一些古迹的原貌和用途也完全变样，如同济医院、陈旭年宅第成了公司或私学的场所，一般不对外开放。分别建于1962和1971年的新加坡大会堂、裕廊镇大会堂，或变了又变，或酷似“新迹”，徒增人们对已消失或蒙尘的多处文化遗产的无限眷恋。
红灯码头
上世纪40年代诞生的国人，没有不熟悉红灯码头Clifford Pier的。它建于1933年。红灯码头的历史，可溯至1848年就出现的詹士敦Johnston码头。詹士敦是莱佛士同年代的欧洲知名商人，从事进出口贸易和船舶用品供应，生意十分红火，又是新加坡早期商会的创办人，在商界颇有威望。后来码头破败进行重建，改以海峡殖民地总督Clifford的名字命名，商界群起反对，但遭到拒绝。这就是殖民地的宿命：重要建筑的命名往往离不开宗主国大人物的名字，如今年刚列为国家古迹的Elgin埃尔金桥，埃尔金原为英国驻印度总督的姓氏，此人是当年火烧圆明园的响当当军人之一，名留新加坡河畔，也是历史的乖戾。
具有浓厚平民色彩的红灯码头（Clifford离他们远得很呢），曾经是新加坡早期拓荒者远涉重洋由此上岸的地点，后来转变为往返南部岛屿的驳船码头，最初因码头顶部装有红色射灯指引船只而得名。其拱顶建筑，开放式护墙，宽敞空间，充足光线，入夜凉风习习，是居民劳作后爱游逛和休憩之地，承载不同年代、不同阶层的记忆和情感。
记得七八十年代，红灯码头前方阁楼有一间咖啡厅，从这里的窗户眺望国庆烟火表演，给孩子们留下难忘的惊喜和美好的回忆。那还是侯永昌主理港务局的年代，后来林金山关闭了咖啡厅和大堂边上的小卖部，据说是为了恢复红灯码头原貌。90年代后的事态发展说明，缺乏历史感的从政者和公务员，更关注的是历史建筑的经济价值。金钱挂帅，一切待价而沽。2008年，它被港人开发为餐厅，取名One On The Bund（“堤岸一号”），中央摆放中国雕塑家刘若望两件三米高的《东方红》系列，2014年结束营业，被远东机构属下Fullerton富尔顿酒店集团兼并，辟为高级餐馆。富尔顿大厦建于1922年，以邮政总局闻名，罗马式的建筑，巍峨壮观，日据时期是日本军政总部，2015年被列为国家古迹，如今古迹身份远被堂皇富丽的五星级酒店商业气息所掩盖。变了样的富尔顿大厦和红灯码头，正逐渐远离平民百姓的视线，岂不惜哉！
国家剧场
从红灯码头往福康宁方向走去，来到旧端蒙学校对过俗称皇家山的山麓，60年代初那里曾屹立一座设计新颖，挺拔亮眼，以“人民剧场”名闻遐迩的国家剧场。它于1963年8月8日正式揭幕，可容纳观众3420人，举办过无数场音乐会、演出、国庆庆典、大学毕业典礼。1984年黯然落幕，两年后被铲平，后来留在遗址上的圆形标志也被移走，“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如果说红灯码头作为文化遗产的处境堪怜，那么反殖年代的重要地标国家剧场的命运更令人心酸！
国家剧场的提出、选点、筹划、换址、捐款、设计、投标、建造、完成、使用，与新加坡人民为摆脱殖民统治而掀起的波澜壮阔的抗争分不开，标志着国民意识和效忠观念空前高涨。新加坡于1959年赢得自治，次年11月初，时任文化部长拉惹勒南宣布：国家剧场是确认人民在效忠新加坡的基础上，建造一栋国家纪念馆的意愿，重要性不言而喻。配合12月3-9日效忠周的举办，筹款活动如火如荼地展开，方式包括音乐会、纪念卡、一元一砖（纸砖）、电台点歌等。国家剧场最初准备建在加冷公园内，12月8日，自治邦元首尤索夫为巫华双语牌匾举行揭幕式，匾文宣示：“为庆祝国家效忠周而在此地建造拟议中的国家剧场”。后来选址从加冷公园改为福康宁西麓，由本地建筑设计师黄匡国负责没计并建造。
本地文化遗产学者，建筑设计师赖启健认为：当年国家剧场的设计非常了不起。“在当时情况下，偌大空间采用空调是行不通的......所以须靠自然通风。设计方案是让一片钢铁蓬盖悬在透风的剧场上方，一端延长至福康宁山坡。”建筑门面有5个凸起的菱形装置，后人误以为代表五颗星，与地面半月形喷水池呼应，象征新加坡国旗上的图案。赖启健指出：从建筑学角度看，“5个菱格是最牢固的结构”，喷水池则是后来附加的，与国家剧场的设计无关。1984年，政府以钢铁悬蓬结构不安全为由关闭国家剧场，两年后，又因CTE（中央高速公路）隧道须经过该处而把国家剧场夷为平地。他说：“原本可以重新规划路径，我想他们盘算走直径，如此国家剧场就难逃厄运。”问题是被摧毁的建筑物是不是有价值的。他痛惜“国家剧场是新加坡（文化遗产的）最大损失之一......，以发展需求和国家当下需要为由而摧毁文化遗产和自然环境是说不过去的，两者其实可以并行不悖。”为了纪念消失的文化遗产，赖启健复制国家剧场菱格门面，供有心人瞻仰。这件作品不让放在原址，目前停放在对面Tank路一处不起眼的场地。
人们对国家剧场情有独钟，不仅因为其构想新颖、风格独特，还因为它是早年新加坡争取独立的产物，见证过多元演出和活动。东南亚文化重头戏，西方芭蕾舞和爵士音乐，东方歌舞和地方戏，无不为国家剧场增添异彩。国家剧场工作人员回忆那些年中国来的表演团很受欢迎。“广东潮剧团1979年第一次来新演出，从12月2日演到12月19日，尽管剧场很大，却场场爆满。”随着国家剧场的消失，这样的火热场景也一去不复返了。
独立桥
新加坡独立桥的故事和记忆，同样令人扑朔迷离。当年叱咤风云、万民瞩目、群情激愤的独立桥，从老一辈记忆中消除，而后辈和新生代对此几乎一无所知。如今，人们驱车或步行经过那里，一般不会想到独立桥，只知道有一条以英国总督命名的尼诰大道（Nicoll Highway）。其实，从1956年建成通车到1966年道路拓宽约10年间，独立桥还是挺风光的。那时节，桥的两端各竖立一尊石狮，孔武有力，怒目圆睁，斗志昂扬。狮子身后，矗立一道高耸的狭扁纪念墙，蓝色马赛克表层上方，嵌入一件经过革新的市徽。狮子和市徽，对着过往的达官贵人和平民百姓，讲述自已动人的故事。
原来，上世纪五十年代，新加坡全民反殖和争取独立的呼声响彻云霄，迫使英国殖民主义者作出让步，奠定了新加坡有限度的自治，为最终走向独立铺路。横跨加冷河和梧槽河的新造桥梁，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命名为独立桥（Merdeka Bridge）。桥长610米，1956年8月17日由时任首席部长林有福主持隆重开幕式。数以万计民众自发涌往这座象征反殖、独立、自由之桥。大长民众之志气，大灭殖民者之威风。
石狮是意大利雕塑家家罗多弗•诺尼（Rodolfo Nolli）受公共工程局的委托而创作的。狮身后腿弯曲，前脚撑起上身，鬃毛下垂，张口发声。狮首刀凿痕迹明显，呈几何图案，明快利落，堪称新加坡第一代狮子形象，其艺术性显而易见，是后来根据旅游标志塑造，被捧上天的鱼尾狮所无法比拟的。诺尼也是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大厦门口左右两尊笑脸迎人的石狮创作者，如果说象征反殖、独立和自由的默迪卡石狮命运多蹇，而中国银行前的石狮，虽经大厦重建，至今依然稳立闹区，眺望大海，满面春风。
反观默迪卡石狮，在1966年尼诰大道扩建后就被移走，多年下落不明，辗转颠沛，先是流落加冷公园一角，后困守巴西拉巴兵营，在公众的追寻、关切下，迟至1995年才落户裕廊路上段军官训练学院十七层望台底部。独立桥石狮不看桥，守在望塔下面，其玄机实非常人可以理解。也罢，总算有个家，有不同的使命。至于是不是默迪卡石狮理想的安家立命之所，就另当别论吧。幸与不幸，谁能分说？至少强似那些年一起协力守护独立桥的市徽。这个市徽是1948年殖民地政府的信物，宣示宗主国意识，市徽上方是一面米字旗，中间的花束呈金黄和红色。1959年新加坡自治后，米字旗被自治政府改为棕榈图案，金黄和红色变成蓝色，下方狮子脚下半月形内添加“MAJULAH SINGAPURA”一行字。多么珍贵的历史证物呀，令人不禁问道：“纪念墙和市徽到了哪里？”
也许，纪念墙、市徽和石狮，正盼望有一天回返故里，恢复原先的身份，再一次向过往的达官贵人和平民百姓讲述昔日的辉煌，半生的坎坷，与曾经共生共存的加冷河互诉衷肠。
“他们不是复制了两头与你们一模一样的默迪卡石狮，已安置在国家体育场内吗？”年轻人这么说。
“那可不是我的真身呀！我是有生命、有体温、有使命、有激情、有情怀的。只可惜，当年与我日夜依偎的纪念墙和市徽已不知去向，唉！”仿佛听见石狮喃喃细语。
默迪卡石狮的怀旧与感叹，开启了几代人的历史回忆，它们原本可在更广阔更耀眼的舞台上，激发国人更深沉的爱国情操和认同感。独立桥的故事如此，红灯码头和国家剧场亦然，还有红砖墙的旧国家图书馆，弦歌不再的南洋大学校园，不得安宁的Bukit Brown（咖啡山），以及许多已消失或有待发掘和发扬的文化遗产和历史记忆，源远流长，远超出狭隘的政治正确的范畴。
旧国家图书馆
就说旧国家图书馆吧。以下这段话，最能反映70后国人的心声：“位于史丹福路的国家图书馆相信是每个‘70后’心中永远的记忆。念中学时，每当学校有小组作业时，我经常与同学到国家图书馆去讨论分工、采集资料。在记忆中，这幢建于1954年的红砖建筑就像个不说话的老师，很严肃、超厉害，什么资料都有。1999年，当国家图书馆要让路给公路隧道的计划公布时，引起民间很大反弹，但终究难敌公路建设的‘圣旨’。回头看，国家图书馆被拆，仅是为了一条500公尺不到的福康宁隧道，到底值不值，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答案。”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的萌芽，可追溯到1823年。当时附属于新加坡学院（后改为莱佛土学院）。1845年才出现不对公众开放的新加坡图书馆，1874年易名为莱佛士图书馆及博物院。图书馆兼有博物院的业务，馆址初设在市政局（现维多利亚纪念堂），后迁至史丹福路现博物院所在地，是一所殖民地色彩极浓的英式图书馆。直至1953年，华社领袖李光前慷慨捐献钜款，倡议兴建一所真正对民众开放的免费公共图书馆，条件是新馆须容纳巫华印三种语文书籍。这项计划获得殖民地当局的接受。同年8月15日，新馆奠基仪式正式举行。一栋独特亮眼的国家图书馆，在博物院另一侧、福康宁山麓拔地而起。1960年11月12日，新加坡自治邦元首尤索夫为刚落成的红砖图书馆主持隆重的揭幕式。从原先的莱佛士和殖民者的宠儿到平民化，从英语支配到各民族语文的翻身，从殖民地威权建筑到红墙迎人的楼宇，国家图书馆的诞生，标志着国民意识的觉醒，知识的普及化，殖民地统治到民族自决，其中饱含国人与之厮磨相处所孕育的深厚感情。所以从1999年宣布搬迁到2004年着手拆除，社会哗然，争议不休，却回天乏术，国家图书馆与国家剧场一样，终难逃覆亡的命运。哀哉！
南洋大学校园
南洋大学于1980年被关闭后，500英亩土地遭割裂，美丽的校园支离破碎，面目全非。南洋大学也是在1953年由另一位华社领袖陈六使号召，新马社会协力推动而建成的，存世25载。数以万计的南洋大学校友在国内外学术领域、科学实践、政治舞台、工商场合、文化教育等方面，成就卓著，有目共睹。如此重要的海外唯一华文大学，其实体巳消亡，但作为文化遗产依然熠熠生辉。南洋大学校门、建校纪念碑、南大图书馆不是已被列为国家古迹了吗？这意味着经过时间的沉淀，情感、文化和历史的强大力量，是不可压制和阻挡的。南洋大学校门屹立在组屋的重重包围之中，纪念碑与假牌坊相顾无语，南大图书馆背负华裔馆的包袱，南大湖一波三折，许多历史建筑不复存在，大量文物不知去向。在保护文化遗产的感召下，南洋大学校园全貌有待发掘。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把南洋大学整体列为文化遗产，还原南洋大学校园原貌，把南大图书馆辟为南洋大学纪念馆，从保存历史记忆的角度看，意义十分深远。
武吉布朗
2011年以来，关于武吉布朗坟场的争议，沸沸扬扬。已有大约4000个亡灵黯然迁往他处，让路给新高速公路，更多坟墓正等候末日的降临。一个多世纪以来，不同籍贯和信仰的先民，安息在毗邻罗尼路，地势起伏、蕴含丰富独特的自然、文化和考古价值的密林中。有识之士曾为保护这片最后的“活博物馆”而大声疾呼、奔走，却无法改变官方将于2030年前清场，在原地开发新住宅区的决策，又一次凸显了文化遗产保护与国家建设发展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所幸在集体的努力下，武吉布朗重要坟墓的初步考察和文字记录工作取得进展，有助于今后保存历史记忆和文物复原。但是，森林的消失对自然生态造成的伤害，却是无法估量的。
尾声
针对国家剧场计划的提出，时任文化部长的拉惹勒南还说过：新加坡是高度工业化但欠缺涵养的国度。“音乐、绘画、戏剧、文学和审美愉悦，正好把一个社会从繁华转变为文明。”何况还存在“不健康的、黄色的文化”和“西方的”影响，须借助艺术，塑造有教养的国民。或许，当初他没有料到，国家剧场会以拆除收场。有识之士，也不会乐见历史建筑、大学校园、古墓一个个倒下、湮没。因此，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有必要让文化遗产发声，让历史记忆永续。
严思的一首诗，常回荡“我”心间，借此作为本文的结束吧。
我是历史的标志
孤星残月
野草凄迷
我没湮没
已经历
几十年的风刀雨箭
大海还在
我的胸膛
翻腾着
峥嵘岁月的波涛起落
我是
众志成城的精神
我是
淫威不屈的魂魄
我是
历史的标志
情愿
再屹立荒郊千百年
永远叙说
一段云南园的
忠奸与功过
作者为本刊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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