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Singapore Chinese Language:
Its Past and Present
我个人比较喜欢采用“新加坡华语”作为通行在新加坡华语的称呼，不仅仅因为它是讲母语的新加坡华人的共同语，更重要的是“新加坡华语”这个词组，以“新加坡”作为定语，表达的是一种概念：“新加坡华语”是在不同时空背景的多元文化、多种语言的异乡，发展出与原乡汉语既有相同，也有差异的语种。它以其独特的地方色彩，在“大华语”世界拥有其应有的位置，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新加坡华语是今天新加坡文化形成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它是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的依靠；在显示多元文化、多种语言、多种民族的“新加坡性”方面（Singaporeness）不能没有它；在建构国家认同中不可或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很好地说明“新加坡何以新加坡”。
水土不服的华语语系论述
在说明什么是新加坡华语之前，我要强调，个人是极力反对在讨论新加坡华语独特性的问题上，学时髦拾人牙慧套用所谓“华语语系论述”（Sinophone articulations）的理论框架来论述新加坡华语。
这种“华语语系”的理论框架，是后殖民主义的文化论述，本身具有强烈的历史批判意识，用来对抗和反对殖民地宗主国加诸殖民地文化语言的霸权。
这些套用华语语系理论框架的论述，把汉语排除于华语圈之外，在学理上和心理上，刻意置入反华、反共的基因，造成与汉语对立，建构自立于大华语正统之外的独立语言，成为他们反对所谓“中华帝国”政治，反对“帝国语言霸权”的意识形态。恰恰相反，我们强调新加坡华语的独特性和与汉语的差异，是要证明新加坡华语是多元文化、多种语言环境造成的结果，本身就不存在与原乡语言对抗的因素，新加坡也不存在所谓大汉沙文主义或汉语的霸权。新加坡华语的形成更多的是表达对地域的感情依恋，是一种身份认同和心理建设的需要。“华语语系”鼓吹“本土”与“中国”的二元对立，把语言扯到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刻意把一切语言问题说成是“政治问题”，因此，套用“华语语系”在新加坡华语的论述上，天生就水土不服。
国语、汉语、普通话、华语名异实同
现代汉语的定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就有明确的规定：“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本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的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它在中国称为“普通话”。“普通话”这个词语产生在清末，原本表达的意思就是各方言、各民族之间交流的共同语。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激进分子认为“国语”的称呼，有矮化其他民族语言的意涵，为追求各个民族语言之间的平等，应该以“普通话”作为称呼，在这种情况下，“普通话”从一个普通名称转变成为一个具有左派政治色彩的术语。
汉语在民国以前称为“官话”，“官话”英文译为“Mandarin Language”，简称“Mandarin”，意思是官老爷讲的话。民国政府成立后，在1914年由中华民国教育部正式宣布采用“国语”这个名称。虽然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有一部命名《国语》的史书，不过这“国语”的“语”意思是讲述，“国”指各个诸侯国，“国语”是指各诸侯国国别史。“国语”现代概念的形成，始于清末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1898年，民族主义团体“保国会”成立，提出保全“国土”“国民”“国教”，民族国家意识抬头，“国语”一词由此衍生。
台湾和香港至今还保留民国传统，把汉语称为“国语”。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南洋各地华人，早年以“官话”称呼汉语，民国初年随中华民国改称“国语”。二战之后，各地纷纷摆脱殖民统治，独立建国，顺应潮流，南洋各地华人普遍采用“华语”的称呼，避免与独立后各国新诞生的“国语”产生语义上的混淆。
新加坡独立前后，政治领袖常用“Chinese speaking community”这个英语短语，这个词语华文报章译为“讲华语的社群”，其实它指的是广义的“讲华族语言的群体”，包括讲各种华族方言和狭义华语的群体，以区分当年属于少数的“讲英语的华族群体”。今天，我们使用“华语”一词，都约定俗成默认为狭义上的指称。
“华语”相对于“国语”“汉语”“普通话”，较少具有民族主义政治的含义，凸显的是文化的内涵。如果尝试在现代汉语定义之外，给华语下个文化意义的定义，较为简单的说法是：使用母语的海外华人的共同语，它的词汇、语法、语音基本上以中国现代汉语或台湾国语为准，但是与这两者有着个别的差异；书写文字以简体字或繁体字为准。总而言之，“华语”一词以其文化取向，更能超越政治界线，成为海外华人和大中华地区中国人共同语的称呼。
新加坡变种语种
目前为止，到底什么是新加坡华语，新加坡华语如何定义，仍旧没有一锤定音的说辞。究其原因，新加坡没设立专门语文规划的官方机构，明文规定“新加坡华语”的定义，也缺乏一部权威的词典收入规范的词汇，让我们有据可循，有法可依。
我们如何去发现与现代汉语有所区别的“新加坡华语”的存在？这有赖于通过各种手段，寻找大量的语言事实（linguistic facts）来说明。新加坡华语教科书的课文，新加坡华文媒体如报章、杂志里的文章；以及与新加坡华语有着密切关系，存活在南洋地区具有数百年历史的民间口语资料，是探寻“新加坡华语”语言事实的基本语料。
由此出发，进一步还原新加坡华语的“语言事实”，整理出哪些词汇是新加坡华语的特有词汇？哪些词汇在词形、语音、词义方面与现代汉语有所差别？哪些句子语法与现代汉语有所不同？从中发现我们语言和词汇的传统。这些具备了，“新加坡华语”的样貌便能逐渐清晰地呈现出来。
新加坡在1819年开埠之后，各地移民纷纷入住，也带来各自的语言。语言交汇的复杂性，本来就是移民社会的宿命。不同语言在这里长期使用，经过来回交错，互相借鉴，自然而然萌生不同于原来语言，具有本土特色的变异语言。“新加坡英语”（Singlish）、“新加坡华语”“巴刹马来语”（Pasar Melayu）这些被一些人视为“不够纯正”的变种语种于焉产生。
新加坡华语的标准化
新加坡在建国初期，政府决策人认为新加坡国小人少，无论哪一种语种，都不足以独当一面，自成一家，如果坚持自己独特的语言体系，无疑会造成对外沟通上的困难。基于这个理由，语言标准必须向母国看齐，无论在语音、词汇、语法都必须遵照母国的规范，成为当年新加坡政治领袖坚持的原则。
新加坡独立不久，教育部就决定采用汉字简体字的方案。1969年，教育部公布《简体字表》，为显示新加坡在语言改革上的独立自主性，收入数十个与现代汉语不同的简体字，这不单造成使用者许多不便和困扰，也不利学校的教学。经过两次的修改，1976年新加坡教育部终于发布修改版的《简化字总表》，除了取消自创的数十个简体字，部首偏旁的简体化也跟中国《汉字简化方案》看齐。这次语言改革的案例，或多或少影响了后来新加坡政府的华语政策。
根据著名报人、《联合早报》原总编辑林任君回忆：“2009年5月8日凌晨1点多，他（指建国总理李光耀，当时已改任资政）忽然传来一则电邮，和我讨论华文报用词问题。他说，本地媒体很多中文词语是我们自创的，例如巴士、德士、脚踏车、巴刹等。他觉得这种将英语和马来语掺杂进华语的做法无异是在创造外人听不懂的‘新加坡式华语’（creating Singlish in Mandarin），认为我们应该采纳中国的标准用语，将这些名词改为公共汽车、出租车、自行车、菜市场等”。（见林任君著《世事任君谈》）
作为资深报人，林任君表达不同意见，他认为如果改掉这些本地通行的惯用语，不但读者不适应，我们也会丧失本地中文（华语）的独特性。林任君的意见代表了一部分有识之士的意见，他在文中透露，虽然李资政没有提出反对使用这些个别词汇的意见，但是他也没放弃“标准用词以中国为准”的立场。
语言本来就没有是与非，只有异与同的差别。在后殖民、后现代时代，谁能裁定“纯正”的语言标准在哪里？政治权力介入干预语言的发展，主要的考虑是国家政治的需要。语言的变种和语言的差异，自有它形成的地理和历史的原因，也有自身的语言发展生态。政治领袖的见解，经常给语言造成过重的负担。
什么是新加坡华语？
近年来，面对国际局势的复杂化，以及地缘政治竞争的影响，我国新一代政治领袖意识到，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容许一种具有本身个性的地域性华语存在，对建立共同的国家意识和华族国民的身份认同，不无裨益。我们看到，政治领袖一有机会就会“秀”一两句方言土话，比如“阿舍仔”（a sia a）、“泻衰”（sia sue）“鸡婆”（kay poh）脱口而出，以示亲民。政府机构或组织也资助建立华语资料库，官方电视台推出“新语研究所”系列节目，学校举行华语大比拼等等，无不显示新加坡官方有意延续传统，重新激活新加坡华语的努力。
什么是新加坡华语？首先要说明的是新加坡华语的“语”，指的是“语言”，而不是与“文”对立，单指口语，而是“语”和“文”的结合，也就是说包含书面语和口语这两种形式，相当于英语的“language”，所以不需要架床叠屋说成“华文华语”，就像我们使用“汉语”一词一样。
如果要给新加坡华语一个说法，基本上它与现代汉语三个准则大同小异。总体来看，它与汉语具有高度的相同点，在相互理解和沟通方面，可说是无甚障碍，也就是我们强调的“大同”；另一方面因方言和多语环境的影响，小部分词汇、语音、语法有异于现代汉语，这就是所谓的“小异”。
新加坡华语的民国味和方言味
新加坡新学堂从20世纪初创办开始，采用的课本都是来自中国，不是商务版，就是中华版，直到1950年代，才陆续改由本地出版商编辑出版，不过课文大部分还是采自旧有的教科书。可以说，我们学的“华语”，是从课文习得的“民国国语”；另一方面，华人家庭用语普遍是南方各个族群的方言，给我们习得的“华语”添上方言色彩。形成的“新加坡华语”既带有“民国味”，也带有“方言味”，这就是它与现代汉语产生小异之处。
以语音来说，我们过去采用“民国音”，以《国语字典》的注音为准，比如“成熟”读音是“chéngshǒu”、“提携”读音是“tíxī”，“角色”读音是“jiǎosè”。1970年代之后，新加坡教育部在中小学的华语教学上，语音以《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的汉语拼音为标准，“成熟”改念为“chéngshú”，“提携”改念为“tíxié”，“角色”则改念为“juésè”。新加坡和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大部分来自华南，有各自的发音传统和语言习惯，所谓“乡音难改”，大可不必处处与汉语看齐。比如“儿化音”，我就不赞成，“没事”要说成“没事儿”；“小孩”要说成“小孩儿”。说一段笑话，过去有一位著名报人，他是来自北京的满裔，写社论喜欢用“儿化词”，令许多人受不了，被人讥为“该儿也儿，不该儿也儿”，最后他竟然因“文字”出了“事儿”。又比如叠字词“娃娃”“妈妈”“远远”等，后一个音节要念轻声，身为“南蛮”的我们念起来，一不小心，“妈妈”就念成“骂马”。另外，根据南方人的语音习惯，“吃风”是说成“chīfōng”；“蜜蜂”说成“mìfōng”，“风”和“蜂”不像汉语拼音的发音，要发为“fēng”。这些发音的问题，对我们南方移民的后代来说，有语言习惯的原因，更多的是地域感情的羁绊。
说到语法方面，鲜为人知的是新加坡的白话文教学，和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几乎是同步发展的。1906年新加坡第一所新学堂广肇养正学堂成立，一开始就采用“官话”教学。1919年，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下令，改“国文”为“国语”，在“国语运动”的推动下，全国新学堂改为白话文教学，新加坡新学堂萧规曹随，也相应采用白话文教学。这一百多年来，新加坡办报写文章，产生大量的文学作品。从这些文章和文学作品中，可以发现新加坡华语的语法规范。由于受南方方言影响，新加坡华语在一些句子结构和语法方面，会与现代汉语略有不同，所幸的是两者在语法方面差别不大，不至于产生误会。另一方面，新加坡华语教科书长期采用民国编书传统，以“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作为编辑方针，课文选用许多中国新文学时期的文学作品，新加坡华语借此得以借鉴及熟悉“国语”的句子结构和语法，拉近两者之间的差别。
新加坡华语词汇的构成
新加坡华语词汇是最能区别新加坡华语与汉语的部分，也是最能显示它在大华语中独特存在的表现。新加坡在1819年开埠后，身为自由港和居于有利的地理位置，冒起成为东南亚的经贸中心，吸引大量的华人移民，很快地形成一个人数众多的华社。华人的方言和华语与马来社会的马来语、殖民者的英语，来回交错，交流碰撞，吸收彼此的元素，产生许多新词汇，成为新加坡华语词汇的来源之一。
16世纪西方殖民者到来之前，华人移民早已落户南洋各地。中西文化接触，是从洋人与南洋华人的相遇开始的。南洋华语与西方语言、文化的接触互动，创造不少的新词汇，新加坡有幸继承这些南洋华语词汇的遗产，大大丰富了新加坡华语词库，这是新加坡华语词汇的另一个主要来源。
新加坡华语词汇的构成，按其词素组成来分析，主要可分为4大类：方言借词、其他语言借词、自创华语词汇以及港台引进词。这些词汇，有一部分尚停留在口语阶段，另一部分已经完成口语向书面语的转化，成为定型的新加坡华语词汇。这些定型的词汇，是我们讨论的主要对象。
方言借词主要来自福建（闽南语）和广东（粤语）两大方言，少部分来自潮州、海南、客家方言；其他语言借词，涉及的主要语言除本地马来社会的马来语，殖民者带来的英语，少部分源自印度人社群的印度语，以及葡萄牙语和荷兰语等；自创华语词汇主要是本地华人对接触到的新事物，根据华语的构词习惯，创造较有学理性的新词；港台引进词汇是指直接引进流行于港台的特有用语。
新加坡华语源自方言的词汇，主要集中在食物名称，比如：海南鸡饭、肉骨茶、菜头、发、炒条、捞鱼生、红毛丹、山竹、黄梨、杂菜饭等；其他有怕输、舞狮、脚踏车/脚车、大耳窿等；其他语言借词马来语占的比例较高，比如：榴、沙爹、惹、叻沙、咖喱、浆露等，这部分属于食品名称；另外还有：甘榜、巴刹、奎龙、五脚基、拿督、拿督公等；源自英语有：三文治、比萨、固本、固打、德士、巴士等；自创华语词汇主要有：组屋、乐龄、胡姬花、集选区、山芭、烧芭、华社、华校、华教、街头党等；港台引进词汇有：电脑、人气、写真等。
新加坡华语还有一些词汇，在过去一段时期很流行，事过境迁，逐渐少人运用，不过多少了解一下对了解我们的历史，不无帮助。比如：健康文艺、颠覆分子、紧急状态、黑区、默迪卡、私会党等。
新加坡的“双层语言”现象
独立后，新加坡政府在语言政策上的用心，其苦心积虑，其雷厉风行，有目共睹。在经济繁荣的背后，这四十年来，新加坡语言生态发生激烈的变化，比如英语的地位得到大力提高，作为法定的行政语言，英语的使用范围不断扩大，深入社会生活方方面面，以英语当作家庭用语的占比大幅度提升。华语被分配为代表华人的“母语”，在学校当作第二语言学习，禁止方言在官方或公共场合的应用。在没有古典文化和经典新文学作为根基的新加坡华语，“民国味”的消失指日可待；在以华语和方言作为社会和家庭用语逐渐被英语取代，新加坡华语的“方言味”也失去赖以滋生的土壤。新加坡呈现的是“双层语言”（diglossia）而非“双语”（bilingualism）的语言现象。（美国语言学家费舍曼所言：“diglossia without bilingualism”） 。
在精心打造的人工语言生态花园，单语化现象加深，新加坡华语赖以生存的多元语言生态不断萎缩，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表现新加坡多元文化特征的新加坡华语只能走向简易版的华语。
新加坡华语在过去，它的发展只能依靠华社民间力量和资源来推动。庆幸的是在独立前，新加坡华社以坚忍不拔之志，建立了完整的华文教育系统，华校和教科书成为新加坡华语规范化的重要推手，对新加坡华语词汇的定型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从过去新加坡华文报章的用语情况，可以看到两个特点：其一是新加坡长期在殖民统治下，华语不是官方语言，缺乏官方主动介入推动，也没人主导编辑词典来规范，华语标准化和规范化的进程缓慢而且不是自觉的。因此，造成在词语应用上出现紊乱和恣意的状况；其次是新加坡华社主要是由来自中国南方的各个方言族群组成，其语言社区难免受方言深刻的影响。一些方言色彩浓厚的词语长期受到华文媒体青睐，在民间日常交流和使用上更是盘根错节根深蒂固。
新加坡华语虽说集南洋华语之大成，但并不是孤悬海外，它与汉语长期保持互动，对丰富汉语词汇贡献不少。新加坡华语词汇，有些是从汉语原乡直接输入；有些是因社会环境的不同产生。两地词语之间的碰撞和互动，其中有交集，也有变异。它们之间没有主从关系，两地词语在演变中，既有汉语给予的影响，也有新加坡以区域华语的身份反哺的成分。
探索新加坡华语的形成，是以新加坡作为地标，去检视华语在南洋地区以及中国的发展，这过程不仅仅是新加坡（南洋）华语与汉语的交流和互动，也是一个双方共创和共享的成果。我们不应该把华语词汇的产生和发展的探索，仅仅局限在中国大陆地区，而是必须扩大我们的视野，把它一同放到东南亚整个地区的历史大语境中去考察，才能对其发展的轨迹拼出较为完整的图景。
作者为本刊副主编
本文根据2024年3月14日作者应新加坡社科大学中文系之邀，为学生作讲座的讲稿整理而成。
Comment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