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点补充
我1973年加入前新加坡实验剧场，也是剧场最后三届的主席（1979-1981年）。近日拜读《怡和世纪》第37期陈昌明撰写的《“海燕”催生实验剧场》，觉得该文有不尽翔实之处，有必要提出一点补充。
陈昌明是实验剧场前期的成员，1975年因参与拍摄中侨机构电影《桥的两岸》（担任导演一职），离开了剧场。因此，对于“《海燕》催生实验剧场”这段事迹写来还得心应手，至于1975年后的事，由于缺乏亲身经历，难免要借助于道听和途说了。
1974年10月是他留在“实验”担任戏剧导演的最后一次，《我们是一家人》文艺晚会演出之后，他便离开准备去拍电影了。
几个不准确的单一细节
先说几个该文没说准确或存在缺漏的单一细节：
关于我们成员俗称的“火城会所”。文中写道：“……很快他们便在火城找到新家，那是一座在角头的三层楼店屋，实验在三楼……”，实则那是一幢五层楼商住两用的大厦，“实验”在四楼。正确的地址是：51- C Lavender Street，Singapore 12。
文中称1977年创作舞蹈《车衣舞》的作曲者是叶瑞平，其实原作曲是吴志源。
文中称最后坚持在岗位的干事，列举了一干人等，唯独遗漏了两人：黄双顺和陈茹莲。
一段和事实有出入的记述
文中写道：“（小标题：《高潮过后》）70年代中期 ，国内外政局风起云涌，艺术团体也受波及。实验在《我们是一家人》演出后，直到1977 年4月才举行第四场大规模演出。 这个时候，艺术团体内部暗流处处，有些人受到激进思想影响， 开始挑衅领导人；有些不明身份的人也暗中搞分裂，一时之间难分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在这个动荡的年代，艺术团体中有人被逮捕，也有人突然失联。在这是非难分的时刻，实验不得不展开批评，把那些思想激进的伙伴和那些不怀好意的人加以分清；进行批判之后，请那些不怀好意的人离开，并积极搞好内部团结，重整会务。……我们的困难还反映在人才的流失。首先是华乐队指挥瑞平淡出了，合唱团指挥锦祥告别了，戏剧组的几个导演也先后离开了。除了舞蹈 组和手风琴组之外，几乎所有的艺术指导都先后在不同的理由下离开 了。华乐由高林接手指挥，合唱由郭福春负责指挥。”
以上所提之事，不是对那个时期（1975年 - 1979年4月）实验剧场内部环境的准确描述。其一、因为他没在现场，所以不清楚“实验”当时状况；其二、他把时间顺序弄错了。
70年代的大半时段，是本地文团蓬勃发展和逐步茁壮的好年份。文团演出从最初二三百座位的文化馆，到九百座位的维多利亚剧院，再到三千座位的国家剧场，是个顺理成章的发展过程。70年代中期以后，文团演出频繁，几乎三几个月就有一个演出，结果也培养了一批基本观众。文团领导人对于卖座率早就有了底儿，如果有把握会有整万名观众，而把演出放在维多利亚剧院的话，就要演出十几场，对于业余的文团成员来说，无疑会让大家疲于奔命。
文中他称“实验”五场对外演出中，观众多达2万多人。其实，单单1977和1979年各三场的国家剧场演出，观众已经达整两万名。
实验剧场的致命伤是来自1979年因举办“史拜鲁斯号十 • 一二惨案图片展”所引发的“文团大逮捕”。但是那事故发生在1979年的4月，而《1979年度文艺晚会》的演出日期是3月23-25日，早了几个星期。文章作者没弄明白时间顺序，想像当时的演出一定很凄惨，人心涣散。其实，情况不是这样。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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