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祖画像
新加坡前外交部长杨荣文今年1月10日在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以《在向多极世界过渡中，亚细安的弱点也是优势》为题作了主旨演讲。在演讲中，他引了一则源自《马来纪年》（Sejarah Melayu）的故事，来说明中国明朝与满剌加国（今马六甲）的关系。
这则故事相当有趣，讲的是明朝皇帝与满剌加王洗脚水的故事。杨先生这么说：“中国明朝皇帝患了病，群医无策，后来一位太医进言，这病只能以满剌加苏丹的洗脚水来洗濯才能痊愈。皇帝于是派使节赴满剌加，求取苏丹的洗脚水。苏丹以怜悯之情恩赐洗脚水，让明朝皇帝的使节带回去。皇帝以洗脚水沐浴之后，大病才告痊愈。”
杨荣文给这则故事作了演绎和解说，以此说明之后中国和满剌加缔结了友好关系，并向中国朝贡三次；中国也因马六甲海峡的战略地位给予满剌加国保护，但是与爪哇和暹罗（杨称为泰国）保持不太亲密的关系。
杨荣文在演讲中对这个故事的讲述比较简略，一些重要的细节没有提及，这会妨碍我们全面理解这个故事背后的意涵。其中一个细节就是太医禀告皇帝，他患的这种周身痛痒的皮肤病，起因是满剌加来称臣纳贡所致，皇上必须喝下满剌加王的洗脚水和用它来洗濯，皮肤病才能消失。另外一点就是明朝皇帝皮肤病痊愈之后，告诫子孙，誓言不再要求满剌加王和他的后代向中国称臣纳贡，并且要子孙世代友好善待。
对《马来纪年》原始文本作文化上的解读
我这里要讨论的不是这个故事到底有多少的真实性，或者轻率地斥之为荒诞不经，而是关注这个故事能给我们提供怎么样的思考，带给我们什么样的隐喻。要做到这点，我们必须对《马来纪年》完整文本进行文化上的解读，揭示其象征性述说中表意实践的过程，探索它潜隐的涵义，以及它形成的原因。从《马来纪年》文本的解读中，我们可以看出书中反映的中国形象，神话、历史、想象互为因果，其中有理解也有误解、有真实也有错误。我们大可不必拘泥于其是否“真实”或是“失实”，而是去探索其对中国与满剌加两国关系的认知和对中国的想象是怎样生成和建构的。以史为鉴，有助于我们了解今天亚细安各国如何应对中美竞争的格局，在地缘政治影响下，以各自的利益为重，采取不选边站，发展平衡的多边关系的立场。这里，我尝试通过攸关各造不同的视角切入，针对“洗脚水故事”的文本，提供不同的解读。
早期东南亚区域国家对中国形象的认知，因为东南亚国家文字史料的缺乏，呈现出来的是一片模糊和凌乱的景象。虽然中国和东南亚区域国家的交往，因为地利之便历史久远，这些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与中国有不同的文化交流方式和历史，可惜有据可循的只有中国单方面的历史记载，难以找到东南亚相应的史料记录作为参照，因此我们很难看到中国形象在这些国家不同历史时期客观清楚地呈现。
中国语境下的明朝与满剌加的关系
从中国史料中描述明朝与满剌加交往的历史来看，中国对待南方诸藩（各国）采取的是“怀柔远仁、厚往薄来”的政策。在中国语境中，满剌加王朝时期对中国的印象呈现的是感恩戴德的场景，对中国的文明表现的是欲望和向往，对地大物博和富足的天朝充满乌托邦的想象。这种片面从中国史籍得到的大明和满剌加亲密无间关系的印象，是历史事实的反映，还是一种理想化的投射？由于东南亚方面历史记录的缺席，特别是作为对应方的满剌加的真实想法，我们无法一一得到证明。满剌加除了仰慕天朝神威，其中是否还夹杂着猜忌、恐惧或不安等复杂的感情？
根据《明史》记载，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明成祖遣中官尹庆出使满剌加，“宣示威德及招徕之意，其酋拜里迷苏剌大喜，遣使随庆入朝贡方物，三年九月至京师。帝嘉之，封为满剌加国王。”拜里迷苏剌初建满剌加国，根基薄弱，面对强敌暹罗、爪哇虎视眈眈，能攀上天朝上国作为靠山，《明史》点出他心中“大喜”，自不待言。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至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满剌加王朝覆灭前三年，有史记录的满剌加向中国朝贡的次数不少于27次，前后共有三位满剌加苏丹，即拜里迷苏剌（Parameswara）、亦思罕答儿沙（Iskandar Shah）以及西哩麻哈剌者（Seri Maharaja），分别在任上两次亲自率团出访大明皇朝。
郑和下西洋、封舟图
明朝中国与满剌加的亲密关系，在明成祖派郑和七下西洋时期达到高峰。郑和在满剌加设立“官厂”，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海外基地。随郑和下西洋的通事马欢在《瀛涯胜览》对此有详细的描述：“中国宝船到彼，则立排栅，城垣设四门更鼓楼，夜则提铃巡警。内又立重栅小城，盖造库藏仓廒，一应钱粮顿放在内。去各国船只俱回到此取齐，打整番货，装载停当，等待南风正顺于五月中旬开洋回还。”从这段描述，我们可以想象当年气势强大的郑和船队停靠在满剌加港口时引起的震撼。在满剌加王朝时期，中华帝国形象应该是正面的，展现世人面前的天朝是威武和高大上的形象。
《武备志》书中的《郑和航海图》在满剌加国位置标示“官厂”。
《马来纪年》里的“满剌加王洗脚水”故事，讲述大明皇帝病愈之后告诫子孙要对满剌加国子孙世代友好，我们可以在《明实录》里轻松地找到根源：永乐三年九月，满剌加酋长拜里迷苏剌随奉使中官尹庆朝贡，“时其国使者言，其王慕义，愿同中国属郡，岁效职贡，请封其山为一国之镇。”明朝皇帝表示嘉奖，下令礼部在满剌加封其国西山为镇国之山，立碑其地。锡以铭诗，勒之贞石：“……大书贞石表尔忠，尔国西山永镇封。山君海伯翕扈从，皇考陟降在彼穹。后天监视久亦隆，尔众子孙万福崇。”中国史籍记载的明朝皇帝主动善意的嘉许，在故事里被扭曲为恐遭天谴而发誓，是有意借着神话故事，把它化为马来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
解构中国形象的西方和中国因素
从《明史》呈现的大明与满剌加国友好交往的历史，为什么在《马来纪年》竟然会出现大相径庭的叙事？这样的叙事表现的是敌意还是友谊，我们应该刨根究底，弄清楚来龙去脉，找出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
要了解为什么满剌加有意借着故事，通过羞辱上国皇帝的情节，发泄“以小事大”的不满，我们必须把文本置放在《马来纪年》当年成书的历史语境中去解读。我们知道，《马来纪年》或者准确地说其原名《马来诸王世系本纪》（Sulalatus Salatin），大约成书于1612年，这时马六甲已被葡萄牙占领，满剌加王朝覆灭整整一百年之后。
十六世纪之后，东南亚区域由于西方势力的介入，这个时期中国在东南亚的形象难免被重新打造，甚至被扭曲，这其中既有“西方问题”，也有“中国问题”。
东南亚国家与中印交往的历史久远，无论在文化上或政治上深受影响。西方殖民地主义强权相继在东南亚区域的出现，也参与和影响东南亚区域国家对中国形象的重新认识、解构和建构，中国形象在这些国家的心目中也相应地出现转变。东南亚区域面对西方殖民地强权入侵，政治上受到挤压，经济受到掠夺。在东南亚国家之间行之有年，受印度文化影响的曼荼罗（Mandala）政治体系受到冲击。由中华帝国主导，遵循《皇明祖训》开列“不征之国”训示，试图以“天下一家”理想，运用“朝贡”体系，构建等级性的国际秩序也受到挑战。东南亚国家面对这种突变，不得不重新确立自我身份和国家的定位，中国形象在这种巨变之下被重新建构，成为一种必然。这是“西方问题”影响下所产生的反动。
“中国问题”的产生，原因出在1511年葡萄牙侵占马六甲，满剌加王苏端妈末派使臣图昂来华求援。上书一封，指责“海贼”葡萄牙人占领其国，希望宗主国出兵救援。《世宗嘉靖实录》卷三这样说明大明天朝对满剌加求援的处理：“满剌加求援事宜，请下兵部议。既而兵部议请敕责佛郎机，令归满剌加之地。谕暹罗诸夷，以救患恤邻之义。其巡海备倭等官，闻夷变，不早奏闻，亦宜逮问。”
从中国历史文本的解读，大明皇帝对满剌加求援一事，其处理方式口惠而实不至。口头训诫佛郎机退兵，归还占领满剌加之地，无疑与虎谋皮，毫无实质作用；劝谕暹罗出兵打救，于情于理都不合；处罚一二小官知情不报，更是于事无补。大明皇朝这时的处境，气数已尽，北方面对女真强敌压境。对南方满剌加的求援，不单鞭长莫及，更是力不从心。满剌加臣民求援无门，不满之情怨恨之心油然而生。
马来语境中神话叙事的隐喻
在《马来纪年》叙事中，中国皇帝“被喝”满剌加王洗脚水的故事，一看就知道这个故事充满印度文化色彩。马来群岛诸城邦尚未回教化之前，在宗教、政治和文化上受印度影响极深。
根据马来人传统观念，成为君王的权力来源必须有所传承，才能取得正当性和合法性。其一他必须是亚历山大大帝这位世界君主的后裔，马来君王相信自己的祖先是亚历山大大帝，因此习惯自称伊斯干达沙（Iskandar Shah）；其二必须是具有“神力”（kedewaan）的桑沙布巴（Sang Sapurba）“神君”（Devaraja）的后裔。君王具有“神力”的观念明显源自印度“神君”的信仰。这两大传承的说法尽管偏离事实，不过经过口头传说世代相传，并在《马来纪年》中不断地被强调。
印度教信徒认为，沐浴神像的水，是具有“神力”的“圣水”，他们称之为“提尔塔”（Tirtha），能洗涤“污秽”，治愈百病。虽然《马来纪年》成书的时代，回教已经传入马来群岛，但是印度教“君权神授”这种观念还是根深蒂固。在马来人的语境中，君王是代表神来治理国土，因此都具有“神力”，这是毋庸置疑的。马来君王既然是“神君”，其洗脚水当然具有“神力”，也是一种力量（权力）的象征。
理解满剌加洗脚水是具有神力的“圣水”这个说法，《马来纪年》的作者为什么要创作“洗脚水故事”的意图昭然若揭。他借用虚构神话故事以象征性的叙事，向后人昭示满剌加王和大明皇帝相比，其权势和威力有过之而无不及。他通过大明皇帝喝下满剌加王的洗脚水和用它来洗濯，除了展示满剌加王的“法力无边”，难免有贬低大明皇帝之意；他以大明皇帝要满剌加王称臣纳贡，上天罚之难以治愈的皮肤病，说明满剌加国和大明皇朝是地位相等的大国；最后他以大明皇帝誓言告诫子孙不许要求满剌加称臣纳贡，而要世代友好善待，来证明满剌加国的强大和不可侵犯。
透过《马来纪年》作者的视角和立场，我们看到的是满剌加对向宗主国求救无门的不满，对称臣纳贡、“以小事大”历史的埋怨，重新审视和书写“我方的历史”，以否定过去来自我重新定位，也是对过去的历史做出一种心理的舒放。《马来纪年》的神话故事与其说是想反映中马（满剌加）两国的历史关系，不如说是反映两国关系的心态史，在态度上不惜作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来传递不满。拨开神话的迷雾，真相就在那里。
作者为本刊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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