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方18的马哈
1963年我们邂逅于樟宜监牢，那时笔者已在公安法令下被囚禁了6年，他是冷藏行动的受难者。患难与共，我们的友情至久不渝。
《新加坡故事的补白》是马哈迪哇的传记，由他弟弟阿伦巴拉博士根据他遗留的笔记和口述历史撰写，全书厚达500多页，2021年出版。阿伦巴拉博士前后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多伦多大学执教，多年来孜孜不倦探讨兄长在反殖民地主义运动中扮演的角色。此书超越一般人物传记的格局，也可视为一部关于新加坡独立过程的历史教科书。作者论人议事有理有据，在立场与观点上挑战主流的论述。本文摘取马哈迪哇部分生平轶事，带出一个曾经的热血青年洒脱的一生。
少年马哈迪哇
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结束，19岁的阿伦砂拉姆从英国殖民地锡兰来到新加坡，在殖民地政府的测量局担任技术人员，几年后再到马来亚铁道局的工程部担任稽查人员。1930年阿伦与他的表妹结婚，太太身怀马哈一个月时，阿伦不幸地因世界经济危机而失去工作，便和太太回锡兰，以便在家乡生下他们的第一胎，那是淡米尔人的习俗。马哈未满周岁就随家人回返新加坡，母亲为他生了一个弟弟后染上肺痨，举家再回家乡以让母亲养病。三个月后母亲逝世，一家人再返回新加坡，父亲到公共工程部的测量局重操旧职。1940年阿伦再婚，继母与马哈兄弟关系融洽，先后为他们带来一个妹妹和三个弟弟。
陪母亲在锡兰养病期间，马哈进过当地的学校读了几个月的淡米尔文，回来新加坡后就读马里士他路附近的麦奈尔英文小学。1942年新加坡沦陷，学校变成了日军军营，师生转去惹兰勿杀的维多利亚学校上课，学校也教日文。阿伦失去原来的工作，有幸在昭南政府的市政厅当一名计时员。那年马哈已经13岁了，阿伦深怕已经成人的马哈被日军抓去建造滇缅公路，便托朋友将他安插在陈笃生医院，当一名日籍长官的便差。
日治时期正是印度独立运动的年代，日军自诩为印度对抗英帝国的盟友，对印度侨民相对友善。印度民族英雄苏巴士几次前来新加坡演讲，马哈那时十二三岁，随着父亲出席群众大会，很小就在心中种下反对殖民主义的幼苗。
觉醒的年代
战后各殖民地人民兴起独立建国的浪潮，那是觉醒的年代，还在维多利亚学校继续高中课程的马哈不可能无动于中。在校时他是文艺青年，我国著名英文诗人唐爱文是他最要好的同学。身处一个各族杂居的社会，年轻的马哈看到团结不同种族的重要。他在校刊发表文章，主张通过开拓马来亚文学以建立一个共同的身份认同。1952年马哈进入位于武吉知马的马来亚大学，主修文学。后来成为工运界红人的詹米星、兀哈尔是他最初结识的同学。多年后马哈、兀哈尔与绘测师林少伟合作出版文艺期刊《季候风》，马哈在创刊词里提出通过大熔炉朔造马来亚文化，藉以实现种族团结的主张。
马哈关注的是种族关系，意识形态对他也就显得模糊与遥远，因此对于参加大学里的社会主义俱乐部并不感兴趣。这要等到1954年的“513事件”和“华惹事件”发生后，他的态度才有所改变。
1954年5月13日的那一天，马哈路过皇家山时目击警察以武力驱赶请愿的学生，因而感到愤怒。不到两周，社会主义俱乐部机关报《华惹》8位编辑被捕，被控以煽动罪，因为《华惹》支持学生的免役诉求，也谴责警方的武力镇压。被捕者当中有好几位是马哈的朋友，通过与他们的接触，让马哈有机会接近更多的如傅树介、林福寿、林史宾和惹牙古马等在社会主义俱乐部的同学。1954年底标榜民主社会主义的行动党成立，给与俱乐部会员莫大的鼓舞。
马哈终于认识到，俱乐部的宗旨与目标其实是从事探讨未来国家不同种族与阶级所面对的基本问题，是他可以也愿意衷心接受的。在好友林史宾的推介下，他在1955年加入社会主义俱乐部，成为中央委员和《华惹》的发行部主任。1955年林德宪制下立法议会选举，他是林清祥在武吉知马选区的竞选代理人，他也到花拉公园选区为蒂凡那拉票。1957年丹戎巴葛区补选，他和詹密星一起为李光耀助选。
身为职工运动者
1957年底马哈在吉隆坡的精武体育馆出席毕业典礼时，林史宾告诉他说李光耀要见他，要介绍工作给他。见面的那一天，李光耀表示要派马哈迪哇参加1959年大选，不过要他表明，一旦他（李光耀）和林清祥对抗时，他会站在哪一边。马哈感到不解，林清祥是李光耀的同志，而且身在监牢，李光耀怎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他表示如果发生这样的事，他只能就事论事，忠于自己的信念。李光耀显然不悦，马哈也只好“无功而返”。
通过林史宾的介绍，马哈到《新加坡虎报 》当记者，那时正是行动党在市议会选举中获胜，马哈对于市议会开幕典礼的报道激怒了资方，没几个月就被停职。他转去《海峡时报》任职，继而落脚《新加坡自由西报》。在他的记者生涯里，他始终专注政治、教育、社会兼经济课题。他认为记者的职责是向读者忠实反映社会现状，指引他们对于改革的展望。
1960年马哈（左一）受邀到伦敦参加玛嘉丽公主的婚礼时，在殖民部会见殖民部大臣珀斯伯爵（左三）
马哈自认自己对职工运动感兴趣。他在社会主义俱乐部的朋友后来都参加职工运动，在许多大工会当领导。作为职工领袖，他关注的是如何推动反殖、如何建立共同身份认同、如何建立民主机制、如何实现社会公义。他认为工会和民间组织是可以遵循宪制途径以实现这些目标，马哈因此再三强调，自己接受的是民主社会主义，“不过是左派的”。
一进入新闻行业，马哈就参加当时的记者协会，并中选为秘书长。在他的推动下该协会联合了华巫印源流的新闻工作者，于1961年成立了新加坡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SNUJ），《马来先驱报》新加坡分部主编奥斯曼渥出任主席，马哈为秘书长。在推动组织这个包括不同源流新闻工作者的团体时，马哈希望达到促进跨族群共同身份的认同，他认为在这方面媒体可以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作为新闻工作者职工会的领袖，马哈以维护新闻自由为己任。1959年大选期间，李光耀曾表示在上台后会动用公安法令，对付那些破坏新马关系的记者。虽然杜进才和吴庆瑞过后澄清，指李光耀的谈话是针对外国记者，马哈遂有李光耀可能会干涉新闻自由的隐忧。
1960年7月，行动党政府引用公安法令拘留了两位《新加坡虎报》的记者。马哈率领工会代表与政府交涉，由部长王邦文接见。代表们被告知被拘留者具有国民党关系、他们的活动旨在推翻政府。在与两位被拘留者接触后，马哈相信政府是出于不满他们两人有关王永元事件的报道。这更使马哈相信，行动党政府准备随时干预新闻自由。
1961年总部位于吉隆坡的《马来先驱报》发生罢工事件，事缘总部资方在马国政府压力之下，指示该报领导层必须支持联盟政府，为政府的政策宣传。职工对此不满，酿成一场长达93天的罢工。马哈认为工友是为了维护新闻自由而罢工，SNUJ因此领导该报新加坡分部的职员进行同情罢工，同时开除反对罢工的SNUJ主席奥斯曼渥。
工会与工业化计划
新加坡自治政府上台后推动工业化计划，马大教授甘巴以“具公义的工业安宁”为题发表讲话，提出劳资政三方合作以确保各方利益的概念。财政部长吴庆瑞也给了职工总会一份备忘录，强调工业化需要靠外资，而工会有责任不让工业纠纷吓走外资。这一切发生在荷兰经济学者温舍米尤斯受邀到访的期间，他明言亲共势力不除，难保工业安宁。
马哈与SNUJ的朋友没有反对工业化的理由，但是他们强调工业化的目的应该是为人民带来利益，而不是为了满足外来资本家对于利润的追求，工业化的成败也不能单靠工会的合作，他们期望标榜社会主义的行动党政府，遵循社会主义的原则处理工业化以及职工运动的问题。
行动党政府于1960年立法成立了旨在处理工业纠纷、以甘巴为主席的工业仲裁庭后，马哈就面对工业仲裁庭处理淡米尔文报开除其助理编辑科耶的案件。在仲裁庭审讯中途，主席甘巴得知内幕，原来马来亚政府不喜欢科耶的文章，打算禁止该报在马来亚的发行，资方才不得不把他开除。甘巴于是半途终止听审，不考虑科耶要求重雇的诉求，判决给予他 2000元的遣散费。
对于仲裁庭允许外来因素影响其职权的行使，马哈深感不安。他代表工会写了公开信给劳工部长贝恩，反对工业仲裁庭允许外来因素影响其运作。科耶案件过后，政府成立了时为高级公务员的纳丹领导的劳工研究单位，这新组织 与蒂凡那主导的职工总会在工业纠纷仲裁方面充分合作，演变了劳资政三位一体的机制，工会从此丧失其独立的身份。
在马哈领导下，SNUJ 先后与《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资方签定了劳资合约。1962年SNUJ又代表《海峡时报》职工与资方谈判改善待遇，签署了提高包括记者、摄影记者、美术员待遇的协议，被后来出任SNUJ主席的林廷龙誉为马哈对新闻工作者最大的贡献。马哈也为SNUJ设立失业援助金计划，1962年7月《民报》停办，SNUJ将其机关报《新闻春秋》提升为周刊，为被遣散的《民报》职工提供工作。
右起林史宾、多米尼普都遮里、谢文庆夫妇、马哈
右起赛胡申、赛惹哈利、林清祥、多米尼普都遮里、马哈。
1993年民丹岛之旅，（右起）卢逸平、陈仁贵、马哈、林清如、林清祥。
冷藏行动受难者
1961年7月行动党政府内部由于对于马来西亚计划的意见分歧而分裂。在有关马来西亚计划的辩论上，SNUJ扮演了积极的角色。马哈认为拟议中的计划不可行，后来的发展也证明了他的看法是对的。他以SNUJ秘书长的身份反对全民投票法令，认为法令不民主，没有给选民表达自己真正意愿的机会。不过SNUJ再三表明，他们不偏袒任何政党。那时原来的职总STUC已被解散，亲行动党政府的蒂凡那另组NTUC，左派工会则组织了SATU，SNUJ不参加任何一方。
1962年底马哈与《马来先驱报》的赛惹哈利受邀前赴雅加达，参加定于1963年4月举行的亚非记者会议的筹备小组会议。原定1963年2月2日动身，没想到未上飞机前，冷藏行动就已启动。马哈和他在SNUJ的朋友科耶、鸭都化合、胡先、傅超贤和陈新才一一落网。在建屋发展局任职的阿伦随即被令停职，接着马哈的公民权也被取消，面对可能被驱逐的下场。
1963年6月马哈被送到樟宜监牢，与笔者及其他牢友在E座牢房共度了几年的时光。牢友多为受华文教育者，热情、诚恳和好学的马哈很快地就学会了一口流利的华语。拘留期间马哈的老朋友诗人唐爱文获准去探访他，曾在新加坡大学英国文学系执教的恩莱教授更在《伦敦期刊》发表诗作，表示对马哈无限缅怀。
经过5年6个月不经公开审判的囚禁，饱经风霜的马哈最后重见天日，时年37岁。他再也不准回去当记者，更不准回去工会。有志无时，为了生计只好到一家建筑师事务所当研究员，再转到地产发展公司担任产业经理。这些地产公司正好都是笔者的客户，业务上的关系马哈成为笔者办事处的常客。1996年2月5日下午林清祥心脏病突发而紧急送入陈笃生医院，马哈与笔者赶到医院，泪干肠断，守在清祥身边直到他生命最后的一刻。三年后马哈自己也不幸中风，缠绵病榻好几年，终于在2005年与世长辞，含笑九泉。
作者为本刊编务咨询
本文图照由阿伦巴拉博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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