竭智 • 尽力 • 挥泪
文:连奇
现在提到先贤陈嘉庚、陈六使和李光前,他们倾资兴学的精神,常常令人感动。然而,在他们所处的时代,让他们挺身做出奉献的,到底是什么驱动力?那时候,他们对教育有什么看法?这些,都值得后人探索。
李光前
李光前和陈六使,创业前都曾经是陈嘉庚企业的骨干,因此,受到他“毁家兴学”精神的影响,事属必然。尤其是李光前,他也是陈嘉庚的女婿。
李光前自幼随父亲从中国南来,在新加坡英印学校和崇正学堂受中英教育。十五岁时,他到南京暨南学堂升学,后入北京清华高等学堂和唐山路矿高等学院深造。辛亥革命后,李光前回来新加坡。他就读测量专门学校,并通过函授修读土木工程科。从以上学历看,李光前所受的教育高于同时代的企业家。他掌握中英两种语文,从商后,有能力直接与外商往来,也到欧美考察业务。这样的经历,使他具有更开阔的眼界。
1918年6月,陈嘉庚在筹办南洋华侨中学的会议上演讲,指出当时中国文盲问题严重,每百人只有四人识字,这样的国民素质,势将影响国家的生存。他强调“:诚以救国既乏术,亦只有兴学之一方,纵未能立见成效,然保我国粹,扬我精神,以我四万万民族,亦或有重光之一日。”而当时新马和南洋各地只有小学,随着适龄学生增加,毕业生于十三岁后就要失学,如果不早日开办中学,必将“贻误后生”。
1919年3月21日,南洋华侨中学开学。在当时,这和1956年3月15日南洋大学的开学一样,具有非凡的意义。作为东南亚第一所华文中学,华中打破当时各帮华校的局限,不用方言授课,而以国语(后来称华语)教学。陈嘉庚当选为华中董事总理(后称董事主席),其后,他又两度出任,前后共八年半。1934年,陈嘉庚卸任,由李光前接掌。
让青年之花开遍南国
李光前连任华中董事主席达二十一年。他接任后,立即为华中清还银行贷款。1940年,他独资为华中兴建科学馆,并购置科学仪器和设备。1945年,经过日本侵略军三年多占领和破坏,华中几乎只剩空壳,复兴需要经费,他为此捐献了大笔资金。在华中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李光前不断贡献财力。1954年,他辞去华中董事主席职务后,仍独资捐建了图书馆。
1939年3月20日,李光前在华中建校二十周年的庆典上讲话,希望“侨胞本当年通力合作之初衷,更竭智尽力,同心培养此艰难缔造之硕果”,使青年之花在炎荒之南国开遍,“更表现其宣扬祖国文化之重大使命”。
他也申明,“教育乃专门事业”,为了使教职员在校务上实施抱负,董事会同意“本校除纲领外,校长统辖全校行政,举凡任用教员以及教务实施等均交由校长主持,以收指臂之效”。
1948年,郑安仑受聘为华中校长时,李光前对他说:“华中一向好像是一个大家庭,董事长是家长,但是事实上处理校务的还是校长。好像南益公司一样,我虽然是东家,是家长,但是一切业务,都是由经理去处理。所以当校长的人,就应该操实权,以精明果断的精神,合理的去处理一切校务。至于学校的经费,完全由董事会负责,毋须担心。”
由以上引述,可知李光前对管理校务的看法是一贯的,和他管理企业有共通之处。同时,也看到他对培育青年的冀望。
居住地一份子的呼声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军于1942年2月15日攻占新加坡。李光前正在美国参加树胶会议,因此滞留在那里四年,到1945年11月底才回来。这一年7月12日,即在日本投降之前,他投书英国《泰晤士报》,发表了“马来亚之未来——华人社群的见解”一文,针对当时有关马来亚组成的原则提出看法。
在这篇投函中,他阐述了华人移居马来亚的悠久历史。华人在吉兰丹州已居住了700余年;在马六甲,则从十五世纪起就已移居。华人奉公守法,勤劳苦干,爱好和平,“并未与其原居地维持任何政治联系或承担任何义务,指责华人移民有夺取政权或侵占领土野心的说法,实属无稽之谈。”他还强调了华人为建设马来亚所作的牺牲和贡献:
“处于英国主政下的马来亚,在财政上获英资助,然其发展主要有赖于华人之汗水、鲜血、辛劳乃至生命之付出。若说富有华人在数目上多于富有英人,其原因是华人与英人的人口比例是100:1,而且,每一名发财致富华人的背后,实际上都有上百甚至上千人曾为了国家之发展而在恶劣气候环境下拼命劳作,最后亡命于丛林或偏僻地区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些不良因素导致了大多数国家走向狭隘民族主义——30年代初的经济不景气,又强化了此趋势——事实上,若说定居各地的华人能够独善其身、不受此负面影响,那才是令人讶异的。”
无独有偶,1954年8月22日,陈六使在招待世界青年大会代表的宴会上讲话,也有相似的表述:
“......星马之有今日的繁荣,完全是世代相处于此之华、巫、印、英四大民族胼手胝足,共同缔造者。就华人与南洋群岛之关系来说,已有千余年的历史,我们的祖先,披荆斩棘,从事开发地方,特别是百余年来,地方上之建设与繁荣,多有华人的血汗。......华人无论在何处,都是爱好和平,爱护地方而能与各民族相安共处的,这是华人的传统天性,除享受平等地位之外,并无其他要求。”
1956年2月27日,在招待英国驻东南亚最高专员的茶会上,陈六使说“本人南来已四十余年,自认乃系当地人,应为当地尽力”。
二战结束后,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自治,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殖民主义,日不落国,都已经难以为继。英殖民主义者凭借军力重占新马,面对的是种种争取民主的斗争。当时,英殖民统治者出台了马来亚联合邦法案,受到各族人民的反对。它也不顾百业萧条企图征收所得税,并指派马来亚分担英国的巨额军费,诸多措施都不利于民众。李光前身为中华总商会会长,代表商界和民众提出了反对,并参与了反宪制运动。和陈六使一样,在这个时代,李光前充分显示了作为马来亚一分子的承担。这一点,对于了解他们为何“竭智尽力”办教育,也许有帮助吧!
马来亚意识的加强
争取民主和国家独立,在这样的潮流中,马来亚意识也不断得到加强。
1950年9月,英华学校新校舍开幕,其中的大礼堂由李光前捐建。因为公务出差,他发给学校一份讲稿,其中表达了他的希望:
“政府给予英校优厚的经费援助,我感到很是愉快,我诚挚的盼望,政府同时亦援助各方言学校,因为新加坡人民都讲着一种以上的语言,我们希望,我们的公民,虽然讲着不同的语言,但能全体保有马来亚意识。”
以上这段话,指出了在资助教育方面,殖民地政府明显地偏向英校。当然,这也意味着对西方文化的偏向。
1953年,李光前向英殖民地政府提议,扩建莱佛士图书馆,使它成为公共图书馆,人民可以免费借阅书籍。为此,他捐资超过37万元。1957年8月16日,莱佛士国家图书馆举行奠基礼,他在致辞时指出:
“1953年初李氏基金委员会同人认为新加坡乃多种民族聚居之地,欲求各民族亲善合作,并沟通彼此间文化,必须有一新的免费图书馆收集东方民族图书,以应各民族文化需要,依其需要程度,分别供应非如从前仅着重于西洋文化者,庶可造就新加坡良好资格之公民。吾人既依此意见,向政府提出建议,莱佛士国家图书馆近日在进行建筑中,适值新加坡行将获得自治,所有议院议员,可全部出诸民选之时期,益证此举之饶有时代意义。”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李光前对多种语言多元文化的重视,实际上也是为了保有马来亚意识。他所说的“东方民族”,无可否认,指的就是华、巫、印各大民族。1963年,陈六使更直接地说:“一个民族没有文化,这个民族一定是没有灵魂的。”而李光前以巨额的捐资,为推动多元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支持陈六使创办南洋大学
1953和54两年,对华文教育来说,有两件事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是陈六使倡办马华大学(后定名南洋大学),一是五•一三学生请愿。
早在1950年9月9日,陈六使就提出要“在马来亚创办一大学”。他认为“自第二次大战后,吾人认识马来亚无异吾之故乡,既有此一新见解,自当为吾人马来亚之子孙计,以南洋群岛吾侨之众,中学生之多,非从速办一间大学于中心地点之新加坡不可”。到了1953年1月16日,他又提出,“吾人为维护华人文化之长存,实有创办华人大学之必要”。当时,华校中学毕业生升学无路,北上已不能到中国,当地则马来亚大学容纳不了。因此,华文大学的开办已刻不容缓。在福建会馆的会议上,陈六使承诺为此献捐五百万元。
陈六使倡办华文大学的消息一出,立即引来殖民地官员的异议,以为是要与马大竞争,更有甚者,将使马来亚民族发生分化。在这样的时刻,李光前于1953年2月7日举行记者招待会,出面力挺陈六使,对一些疑问做出解释。他指出创办华文大学的需要:
“查星马二地华校学生数达48万之巨,于高中毕业后,甚少有受当地高等教育之机会,其故何在?是乃由于社会人士未能深加注意有以致之也。或有误会华校办学之宗旨,适与当地政府所设立之英校,立于敌对之地位。其实不然,政府所设立之学校,未足以收容多数适龄之学生,故华文中小学,遂应此需要,而设立此种学校。自创办以迄经常费用之筹集,固常遭受种种之困难。惟若华人放弃之,而不加以注意,则今日星马二地将见数十万大可有为之青年,已平白遭受失学之痛矣,其损失宁可计量耶?”
“查马来亚每年则有成千之华校高中毕业生,甚少希望能得受当地高等教育之机会,其数额已日见增加,为谋补救此种可悲之现象起见,则另筹出路,庶免绝其向学上进之望,固属当务之急。”
为华教前途两度挥泪
1950年,英殖民地政府颁布了“学校注册法令”,学校注册官获得极大权力,只要认为某校不能令他满意,就有权随时封闭该校,不必经过什么考虑和调查。法令于5月27日公布,当局在扣留南洋女中某学生后,即于5月31日突然到华中搜查,跟着,以学校涉及政治活动为由,宣布华侨中学和南洋女中为非法。两校一面向总督上诉,一面推举李光前为代表,准备和律师一起出席政府行政会议以进行沟通。由于舆论界的呼吁,以及各界人士的奔波和交涉,历时数月,两校才在接受当局的条件下复办。
经过上述波折,华教身处险境,举步维艰,已是洞若观火。从中也就可以理解关心华教的董、教及社会人士的忧虑。
1954年初,殖民地政府公布民众服役法令,凡年龄在十八至二十岁的青年,都要登记服役。法令一出,立即引来学生的反对。他们以学业受影响为由而要求免役。郑安仑校长在回忆华中的文章中指出:
“可是大家也都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很多殖民地都纷纷的自治或独立。新加坡也是一个殖民地,经过英国一百多年来的统治,大家无不深深地体会到受人管束的痛苦,民族尊严的侮辱。尤其是青年人更为敏感。所以同学们对于服役的措施,内心就激起了反感。所以就以妨碍学业与厌战为理由,而喊出‘好男不当兵’,‘我们要读书’的口号,来反对服役登记,家长们也大都支持他们。”
郑安仑认为,对于学生反对服役其实是反抗殖民统治,“当局也知道这种实情”。
由于当局没有明确答应免役的要求,5月13日,九百多名各中学男女生,在克里门梭路列队,静候向总督请愿的十八名学生代表带来消息,但遭到警察以警棍驱散,造成三十余人受伤,四十余人被捕。五•一三事件发生后,到6月2日,发展为两千余中学生到华侨中学集中,坚决要求当局予以缓役。
李光前于英国得到通知后,立即于6月3日回到新加坡。据郑安仑回忆:
“六月五日,商会小组与董教联合会和华校联合会代表,举行联席会议,李光前先生在会上致词,热泪脱框而出,致为悲痛。”
李光前在会上直诉心声,强调学生集中、学校何时开学,都不是大问题:
“今日真正之严重问题,乃整个华文教育生命之延续问题,以及合理发展问题。吾人欲问,世代久居于此,有事业于此之80万华人,母语教育能坐视其一日中断乎?政府当局、华人社会、华校之董事、教师、学生,以及学生之家长,能不竭诚勉力,共同维护之乎?”
他呼吁,为了“我整个华文教育足以延续于风雨飘摇中,并进而发展于无已”,华文教育机关之董教学,严守教育宗旨和立场,不涉及“非教育范围内之事”。他更郑重表示,学校董事于尽心尽力之后,如果问题还不能解决,“以致学校陷入危机绝境中者”,则唯有引退一途;“条件之来自主管当局,非董事会负荷得起者,董事会亦不能迁就承诺”。
从李光前这番肺腑之言,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华文教育前途的担忧。身为商界领袖、学校董事主席,他也感到了压力的沉重和能力的局限,因此,他对当时各界的呼吁,可说是一种寄望;对“主管当局”,则是一种历史责任的挑明。
6月6日晚,李光前在怡和轩俱乐部会见了学生代表。第二天,他在郑安仑校长陪同下,亲临华侨中学视察,并召集约数百名学生在礼堂讲话。据郑氏忆述“:李先生说话时,心情非常的沉痛,同学们也都非常的感动。”他劝导学生说:
“......本人亦认为,华文教育危机,伏之已久,而今日则渐陷入绝境险境中。诸君曾细思乎?华文教育既久在危机中,吾人之行动可不愈加谨慎乎?吾人行动谨慎,犹可望脱危机而入坦途,一不谨慎,岂非立转危机,而趋绝境乎?然则,吾人行动之后果,而使整个华文教育陷于无可挽救之地,于心安乎......”
李光前表示,他将和中华总商会诸董事一道,共谋妥善解决这次事件。他说:“就本人言,凡认为做得到者,本人必许诺诸君,务必达到,任何辛苦在所不辞。若认为,确走不通,做不到者,断不愿信口答应,开空头支票。......”
郑安仑忆述,李光前劝导学生两天后,6月9日,总督退回学生代表团的请愿书,要求由学校董事会与校长代为转呈。“李先生遂于十三日上午九时,在怡和轩召集各中学董教代表,及集中学生家长举行会议。......会上李先生谓:倘若学生愿意登记,彼愿带同前往,如当局要拘捕,彼愿首当其冲。至于代表团给总督的呈函,彼愿意代为转呈,碰钉子亦心甘,只要对学生有所帮助。他说话时甚为激动悲痛,热泪潸然而下。......”
中学生大集中事件历时二十二天,在殖民地政府准予缓役后,学生于6月24日宣告解散。
然而,那是个反殖高潮滚滚的时代,学校无论如何很难维持平静。五•一三事件后第二年,又发生了福利巴士公司工潮,一些学生前往慰问工友,由此引发了华中、中正二校被令停课事件。同时,学校还须开除一些学生。李光前身为董事,免不了又要为此与当局交涉。正当这时候,政府成立了委员会,目的在调查华校实际情况,为了不节外生枝,封闭学校和开除学生的事才不了了之。
热心赞助教育足为良范
李光前自1934年至1954年任华中董事主席,历时二十一年。有华中教师的回忆文章认为,李氏不但任期长,出钱也最力,尤其是后半期的十年中,“虑患最深”。可是,即使“华文教育危机,伏之已久”,而且“渐陷入绝境险境中”,在资助华教方面,李光前未曾有过丝毫退却。
1953年,福建会馆新建一所小学,命名为光前学校,以表扬李光前为建校慷慨捐款。李氏一再申明意愿,希望更改校名。为此,他于2月4日特致函主席陈六使和执委,说明随着时代进步,“举凡教育慈善均应为大众化事业”,为了学校前途,不宜再以个人命名。后来,新建小学更名为“光华学校”。
1954年,各界热烈响应创办南洋大学,筹款活动如火如荼。8月10日,距五•一三事件过后约一个半月,李光前致函陈六使,承诺为南大捐献巨款。其数额是,从南洋大学筹备委员会成立之时(1953年2月12日)起,到1957年止,在这五年内,新马各地实收民众捐款总数的十分之一,将作为他捐款的根据。在当时,这可是个喜讯。依照诺言,他献资一百万元。实际上,在后来南大的建设过程中,他还不断慷慨解囊。
1957年3月21日,华侨中学纪念创校三十八周年,同时举行国专图书馆落成典礼,请陈六使主持开幕仪式。
陈六使在致辞时指出,国专图书馆的建筑费全部由李光前捐助,学校为表扬其热心教育的精神,才决定以李先生令尊翁的大名为新图书馆命名,而这并非李先生的本意。陈氏对一众来宾说:
“三十年来,李光前先生为了人类的进步,在星、马、暹罗、印尼与中国等地出钱赞助教育事业,其数目有数千万元,这在海内外的中国人言堪称第一,令人可敬,而他无任何目的,纯为赞助教育的精神,诚足为世人的良范。”
至此,陈氏指出当时有人给李光前扣红帽子,“对他予以诽谤”,“这等于对中华文化予以诽谤”。
一个普通公民受委为大学校长
1958年10月25日,马来亚大学在毕业典礼上,授予李光前名誉法学博士学位,以表扬他对教育的贡献。马大1949年在新加坡成立时,李光前曾捐款二十五万元。1951年,他再捐二十五万元,以助马大图书馆购置图书和文献。(陈六使也曾捐助马大三十万元)李光前接受学位后,在致辞中阐述了商人对国家社会的贡献。
1962年,马来亚大学分家,移到吉隆坡的称马来亚国立大学,原在新加坡的改为新加坡大学。
新加坡大学前校长李光前
这一年,李光前受委为加坡大学首任校长。6月12日上午,他在就职典礼上讲话,表示大学选一个普通公民出任校长,“证明东南亚目前的发展阶段中,我们有必要与民众建立起更为密切和谐的关系”。他认为,“在促进本地多种族源流的融洽团结方面,最好的途径莫过于为人民提供循序渐进、着眼全面的教育,并普及启蒙开导性的思想”,这样,就可以使不同种族“更多地强调他们之间的共同文化传统”。
同一天下午,李光前在新加坡大学毕业典礼上,又作了发言。他认为大学不应该是象牙之塔,“在精神状态方面,我们应偶尔放下学业或工作,花时间以正确的视角,去观察事物。学术上的进取,不应以牺牲对实际生活的真正了解为代价”。
1965年,李光前因病辞去新大校长职位。
1967年,李光前病逝,享年七十二。他于1952年设立的李氏基金,至今仍为教育、文化、医药、慈善等公益事业做出贡献。
作者为前报人,资深文化工作者
参考资料:
(1)《李光前文稿、讲辞与信函选编》,黄美萍、章星虹编译,新加坡国家图书馆2008年出版。
(2)《华中回忆》,郑安仑,《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创校六十周年特刊》,P.139-159,1979年出版。
(3)《南洋大学创办人陈六使言论集》,李业霖主编,霹雳州南洋大学校友会2014年2月出版。
(4)《陈嘉庚言论集》,陈嘉庚,新加坡怡和轩俱乐部、新加坡陈嘉庚基金、中国厦门集美陈嘉庚研究会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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