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林听雨
篇首语： 1973年我应聘到新加坡大学任教，之后先后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和新跃社科大学。回顾迄今45年的学术生涯，自觉很幸运，一直有机会开拓学术园地，从垦荒，破土，到播种，灌溉，最后还能和一批一起出汗出力的朋友，收获丰硕的果实。人生有此机遇，不能不感恩。感恩之余，老园丁“鬓已星星也”，是到了安坐杏坛、置身学园绿荫下听雨的时候了。
1974年的结婚10周年全家福
学院埔24号：住进“象牙甘榜”
阖家四口由美国移居新加坡，如何安居自然是一重要考虑。当年大学当局为外籍教师提供免费宿舍，居住环境大致不错。学校给了我两个选择，一处较为偏远，算是花园洋房，只是交通不便，出入需要用车。而我们当年离开美国正是石油危机年代，很有环保意识，拒绝买车（结果半年之后却忏愧的放弃初衷，买了部二手车，那是后话），那花园洋房当然不是我们的选择。
我们选择的是隔着武吉知马运河和新大校园遥遥相望的学院埔（College Green），内子罗伊菲文章中翻译为“大学绿园”，很有诗意，却不是正式译名，这里可以步行上班，方便得很。
从路名可以看出来学院埔（以及相邻的大学路University Avenue）和大学以及大学前身的莱佛士书院，脱不了关系。这是个独立的社区，战前原是英军宿舍，大约不到一百户，都是双拼式的两层住家。全区住户有长廊相连，邻里来往方便。更因为住户都是大学同事，同进同出，相邻相处很密切，很有“甘榜精神”。借用大学是“象牙塔”的比喻，我称之为“象牙甘榜”。
学院埔宿舍住的多数是新进教职人员，大多刚由英美大学完成博士学位，年纪三十上下，已婚，而且多有幼年子女。早期有不少本地青年学者回国后在此短期落脚，都是一时隽秀。据我所知有后来担任部长的杨林丰，国会议员刘德顺，以及南洋理工大学创校校长詹道存等。到了70年代，新大开始聘用大批外籍学者，逐渐成为外来学人集中的社区。
1973年父亲初访新加坡在学院埔旧居合影
当年社会学系教师不过十二三人，有三人住在学院埔；除了我之外，是来自香港的简丽中和来自台湾的张震东。此外，还有四五家不同科系，来自港台两地的同事，年龄相近，背景相似，又都有幼年子女，来往非常密切。在学院埔，大家习惯大门敞开，小朋友自由进出。到了晚餐时间，不时会有邻家小孩端个饭碗，吃遍各家菜肴。那时电视还不普遍。有电视的人家，到了晚上，也常高朋满座，共享“欢乐今宵”。那个年代申请电话不易，要等上半年(还要用上大学讲师的特殊身份)。我们就经常麻烦对面周家，要过去借电话。
这批来自台港的年轻家庭，来往密切，在学术工作之内之外都可共享交流。一批小朋友，从两三岁到十二三岁，不论是否同校同学，都玩在一起，整个园区都是他们的天地。不知不觉间，这批来自港台的家庭，在新大这个英语大环境内，竟然建立了一个“华语特区”！
我每天走路上班，要越过杜尼安路，越过武吉知马运河（其实是条大水沟），再越过武吉知马路，穿过新大校园大操场，穿过校区中心，到校园南边靠近植物园的社会系，大约20分钟可达，相当方便。不过如果遇上热带豪雨，武吉知马那个地段常闹水灾，校园大操场草坪顿成泽国，那可是另外一番景象了。（武吉知马运河治水成功，是80年代之后的事。）
伊菲抵达新加坡后，应聘到新大工学院担任兼任讲师，讲授工学院必修的“社会学概论”。她每周两次坐巴士到位于市中心的爱德华太子道新大工学院上课。那时公车没有冷气，从杜尼安路上车，路经纽顿圈，梧槽路，转珊顿路，到爱德华太子道的工学院，颠簸四五十分钟。她初到赤道岛国，水土不服，受不了南洋瘴气，每次到了工学院校园就要直奔洗手间，闹了几个月才适应下来，真难为她了。
“启蒙来自南洋小学”
工作和住处安定了之后，接下来的一等大事是两个孩子的教育。我们到新加坡那年儿子（子澄）刚满六岁，女儿（尚珞）不到两岁半。当年决定离开美国，他们的中文教育是个重要考虑。到新加坡后第一要务是为子澄申请进小学。我们久闻南洋女中附小（后来改名南洋小学）盛名，只是听说申请者众，入学不易。我们先是请人介绍一位资深老师推荐，我自己也约定日期郑重其事打上领带去拜会刘佩金校长，说明背景，送上申请资料。不知道此番“关说”是否发生作用（据说校方对大学讲师子女有优先考虑），子澄就在1974年一月进了南女附小。这是家中一等大事。有哥哥在校，四年后妹妹尚珞也顺利进了南小。两兄妹毕业之后，又分别进了华侨中学和南洋女中，都是那时新定位的“特选中学”，搭上了保留华校传统的末班车，同时也培养了双语双文化的基础。如今已经成家立业的他们，谈起小学和中学的读书经验，特别感谢我们当年的坚持，让我们觉得欣慰，也以他们为荣。
启蒙来自南洋小学
那时的南洋小学，还保留了早期华校传统，基本上都是女老师，穿着宽松的旗袍，以“先生”相称。而当年子澄从美国温馨的幼稚园环境，转到新加坡纪律严明的小学，也经过一番适应。伊菲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伴儿上学的经验:
我看着奇儿（子澄小名小奇）一次次跑到老师面前问话，看到那年轻的女老师大手一挥，厉声斥责，“不要乱跑，回座位去！”窗外的我，顿觉心痛不舍。
不过，几个星期后，看到儿子作业上一行行整齐的方块字，不禁欣喜万分，“我教不动的孩子，南小的老师轻易就做到了。”
几年前，子澄在《联合早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启蒙来自南洋小学》 ，纪念母校校庆。他感谢南小和华中给他铺垫中华文化的基础，“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只是谈到这几十年来新加坡华文教育的式微，不无遗憾。他感性地说：“我因南小而回归文化中华，而南小却舍我而去”。这应当也是他们那一批末代华校生共同的感慨。
至于女儿尚珞，我们原希望她能进南洋幼稚园，打下中文基础。结果听说如果没有校友的家庭背景，“门都没有”，我们只能望园兴叹。她三岁时我们送她去一位英国老太太开的托儿所，第一天回家后问她上学情况，她开心地说，有好多小朋友，有的名叫“you”，有的名叫“I”，令我们哭笑不得。这只能怪我们甘榜里“华语特区”造成她如此不堪的英语水平。不过她英文进步很快，两年后在幼稚园演英语短剧，她负责朗读全本故事书。到了南洋小学，有哥哥呵护，成为哥哥在朋友圈炫耀的宝贝妹妹，在南小有个快乐的童年,同样也打下扎实的华文基础。
走进云南园：含羞草和相思豆
在60年代和70年代，当时世界华人社会中，新加坡有两张名片：一是以铁腕治国著称的李光耀，另一张便是两岸三地之外唯一的华文大学，南洋大学。后者最常为人称道的是五十年代筹款创校时新马华人民间捐款，从富豪大亨到车夫舞女，人人慷慨解囊。1958年3月南大校舍落成，参加典礼的来宾车辆从南大云南园一直排到市区的纽顿圈。主持典礼的总督顾德爵士（Sir William Goode）在车龙中足足迟到两小时才抵达校园。新马华人热爱华文教育的佳话，令人动容。
那时南洋大学的教授讲师有不少来自台湾。台湾的朋友，大多只知道南洋大学，没听过新加坡大学。我到新加坡大学多年，还有人想当然耳以为我是在南洋大学教书；还曾收到台湾朋友来信，地址用中文写着：新加坡南洋大学郭振羽先生收。结果竟然也辗转寄到新加坡大学社会系! (那时新加坡邮政要比现在好多了。)
我到新加坡之前，有不少朋友介绍了南大的几位老师，包括中文系的赖炎元、皮述民，地理学的林绍豪、姜道章。来到新加坡之后，先后应邀去远在岛国西部的云南园，拜访几位前辈。还记得车子由裕廊路上段（Upper Jurong Road）转到校门口的大牌坊（现在还屹立在裕廊西93街旁），还要车行数百米，才能进入校园。南大校园开阔，山丘起伏，又有田园之美；是郊游的好景点。
我们两个孩子在南大校园第一次看到含羞草（到底是城里成长的小孩），玩得很开心。还记得我警告他们说，小草含羞，可是有刺的。又在山上捡到了满地的红豆（相思豆），爱不释手。子澄从小在美国冰天雪地的北国就会背“红豆生南国”，终于在此南国捡到了“此物最相思”。
我最初接触到的南大学术单位是“南大华语研究中心”。中心副主任卢绍昌知道我对新加坡语言状况有兴趣，也已经发表了几篇论文，邀请我到中心交流，认识了中心的几位研究员。后来和（当年独立的）教育学院中文系联合邀请我在华中初级学院做了一场学术讲演，题目是“从社会学的观点论新加坡的语言”，让我有机会和纯华校背景的学术界接触。后来中心将演讲内容列入中心的“学术讲演录之十”发表（1976）。当时也认识了中心研究员吴元华，对社会语言学很有兴趣，将我的一篇论文翻译成中文（“新加坡的社会语言现状”），也由中心出版（1978）。 除了南大华语研究中心，我和南大另一个交往较密切的单位是新成立的大众传播课程，主任是留法归来的黄顺忠，讲师有王慷鼎和宋明顺。黄知道我在新大教大众传播和社会发展，也曾邀请我到南大给客座演讲。
1970年代，南大和政府的关系错综复杂，暗潮汹涌，其中最关键最核心的是语言问题。1975年，教育部长李昭铭兼任南大校长，宣布南大自1975年新学年起，一年级课程改用英语教学。许多科系的老师一时还没有办法从华语转换频道到英语教学，措手不及。黄顺忠知道罗伊菲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在夏威夷大学读了社会学硕士，又已经在新加坡大学当兼任讲师，所以邀请伊菲到南大开一门“大众传播学概论”，以英文授课。伊菲接受聘约后，开始每周一次长途颠簸到岛国“西疆”云南园授课的日子。
回顾历史，南大那时已经是风雨满楼了。三年后（1978）当局宣布成立“联合校园”，南大学生改到武吉知马校园和新大学生一起学习。1980年政府宣布两校合并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简称国大），搬迁到肯特岗的新校园。岛国大学教育，从此进入新阶段。
两个孤岛，一个摆渡人
我在美国读书教学多年，工作上完全用英语，生活中或用英语或用华语，视场合和对象而定，没有所谓“英校生”和“华校生”的标签。到了新加坡，那时新大制度和文化，还是英制殖民式的，每天上下午，还习惯地要到食堂喝上午茶和下午茶。同仁在悠闲高雅的气氛中，谈学术，谈时事，交换心得，用英语是很正常的。只是后来发现有些同事原来华语还不错，却很少用华语交谈。就是讲华语，也要压低声音，以免“骚扰”别人。原来那时在新大讲华语在政治上和社交上都是“不正确”的。
后来接触南大纯华语的环境，校园里路名布告标语大多用华文，上课用华语，食堂里一片华语（兼方言）喧哗， 那是另外一个世界。我早听说华校生和英校生的分别，如今更第一手观察体会。从语言社会和交流互动的分析中，深深感觉到这两个社群之间的鸿沟，很大程度制约了新加坡几十年来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的轨迹。
依我的分析，二者之间最大的问题不是在语言本身，更在于彼此间错误的认知，是“傲慢”和“偏见”的错位。英校生对华校生的态度，基本上是傲慢，自以为高人一等，认为后者封建落后，既土气又保守，跟不上时代。华校生看英校生则是充满偏见，觉得前者受“西方歪风”影响，行为不检，思想肤浅，只顾个人享乐，缺乏社会关怀，因而有种文化上的优越感。
而我个人来往于两个校园两个群体之间，当然看得出来这种以偏概全的傲慢与偏见，不能反映真相。只是这两个校园（以及它们所代表的两个社群），好像是两个孤岛，少有交流，彼此缺乏互动缺乏了解。两边的弥合，还有待有心人的努力，以及岁月的洗礼。
至于我自己，游走在双语双文化之间，努力学习，自觉可以也应该“做点事”。没有能力在两个孤岛之间建桥，或许可以努力做个文化的摆渡人吧。
作者为南洋理工大学终身荣誉教授、新跃社科大学学术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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