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林听雨
篇首语
1973年我应聘到新加坡大学任教，之后先后任职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和新跃社科大学。回顾迄今46年的学术生涯，自觉很幸运，一直有机会开拓学术园地，从垦荒、破土，到播种、灌溉，最后还能和一批一起出汗出力的朋友，收获丰硕的果实。人生有此机遇，不能不感恩。感恩之余，老园丁“鬓已星星也”，是到了安坐杏坛、置身学园绿荫下听雨的时候了。
全球大学排名近年在学术界引起不少争议，认为大学全力争取排名，结果常过度重视研究出版，忽略了传道解惑的本意。虽然如此，每年发布的排名榜，还是成为引人注意的新闻，只因游戏规则如此，大学主事者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根据QS发布的2019年全球大学排行榜，新加坡的两所重点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再次取得好成绩，分别名列全球第11和第12，保留亚洲第一和第二的荣衔。国大和南大之下名列亚洲第三的是北京的清华大学（全球第17），第四是东京大学（全球第23），第五是香港大学（全球第25）。
身为新加坡教育界的老兵，前后在国大和南大任教超过40年，我当然以此排名为荣。
当然我也关心“传播媒体”（Communication and Media）这门学科的世界排名。上网查询，结果不失所望，南大的黄金辉传播与信息学院（简称传播学院）名列亚洲第一，全球第八。国大的传播系名列亚洲第二，全球第14；第三名是香港中文大学，全球第15。
老友知道以上排名之后，问我“高兴吗？”。作为南大传播学院首任院长，我当然高兴。
老友又问，“觉得意外吗？”
“倒也不意外”，我说。早在1992年，我和一批同仁筹划创立新院的时候，我们便以建立亚洲顶尖传播学院作为目标。这20多年来的努力，没有白费。回想起新加坡传播教育初期的破土播种，到如今绿树成荫，我有幸参与。回顾前程，老园丁倒是有些故事可以分享。
大众传播课程起步：1970年代新大和南大
新加坡大专学府大众传播课程，大约始于1970年代。以新加坡大学而言，社会学系在1973年首开了一门荣誉班的“大众传播和社会发展”。据我所知，南洋大学在此前已经在文学院开了一门“新闻学”课目，并且在1975年，正式成立“大众传播组”，由留法回国的黄顺忠担任主任；前后办了三届，每年培养数十名主修大众传播的毕业生。1980年南大和新大合并，成立新加坡国立大学（国大）。在筹备两校合并期间，曾经成立一个指导委员会（Steering Committee），商讨是否将南大的大众传播组合并到新国大。当时我也被邀列席指委会；只是委员会还没有正式开会，就收到通知，当局已经决定停办大众传播课程，委员会就此解散。此事背景如何，如今怕已成无头公案了。
南大大众传播组的三届课程，应该培养了近百名毕业生，投入新闻传播界服务。（当年南大已经改以英语授课，这是一批早期的双语精英。同学中有英校生，也有几位马来同胞。）如今这批老南大毕业生也都到了退休年龄。我很希望他们能把早年新闻传播教育这段历史记录下来，填补这段空白。
1980年代是传播信息科技开始突飞猛进的年代。卫星传播、电缆电视，以及初期网际网络牵动了当年的媒体革命。（在当今Internet普及全球之前，大学系统通用的网际网络是Bitnet。在1980年代昙花一现，不久就为Internet取代，如今不知还有多少人记得。）民间对于新闻传播教育的热切要求时有所闻，中英文报都可以看到读者投书，要求大学开办传播课程，这样家长们就不必将子女送到国外去修读传播课程。
据我的了解，国大对于传播和新闻课程，初期采抵制态度，认为此类课程“不学有术”，只需职业训练，进不了纯粹学术的殿堂。英美第一流大学，如牛津、剑桥、哈佛、耶鲁等都没有此类课程；国大自然亦步亦趋，不屑为之。
不过80年代传播科技革命已经起步，时机成熟，势不可挡。就在1987年，义安理工学院推出大众传播文凭课程，各方反应热烈，甚至有一些已经考过“A”level（剑桥高级文凭）的学生，由于个人兴趣，弃国大而进义安。
我由于个人学习背景和兴趣，始终认定传播科技对未来社会影响巨大，潜力无穷。当时我身任社会系主任，却不务正业，在1988和1989年假期办了两期大众传播进修班（enrichment course），邀请专家学者前来讲课，也安排学生前往传媒机构参观访问。时间虽短，学生反应非常热烈。
而在同时，本地大学教育制度正在酝酿另一重大发展。原来在1980年新大南大两校合并时，老总理李光耀曾经承诺10年之后，会在南大老校区成立一所新大学，保留“南洋”的校名，其名声地位还要超越老南大。作为大学策划的一部分，政府当局在1981年两校合并之后，就在南大旧校址云南园成立了以工程为主的“南洋理工学院”（Nanyang Technological Institute，简称NTI）。依照原计划，NTI将于1991年升等为南洋理工大学（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NTU）。而在NTU的建校蓝图中，除了吸收国大的会计学院和独立的教育学院之外，还计划成立传播学院。
国大方面警觉到这即将来自老云南园的竞争者，同时体会到传播课程的时代要求以及社会大众的关注，当即采取对应措施，强势成立大众传播系，冀望造成“既成事实”，在NTU之前抢先取得先手的优势。在如此背景下，1990年初，国大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简称文学院）院长Edwin Thumboo找我谈话，指派我立即筹备创立大众传播系。
我时任社会系系主任，已有行政经验，在传播学研究方面，也已经出版了两本专书，还算略有成绩。而且我多年来又一直鼓吹传播课程，如今被点名担当如此重任，好像也无法推卸。只是我多少还舍不得任教17年的社会系和系里的同仁。我的条件是将来完成任务之后，再回到社会学本行。
左：郭振羽、陈仁寿合著《新加坡的传播政策与策划》1984年伦敦Kegan Paul International出版；右：陈仁寿、郭振羽合著《新加坡大众媒体与传播模式》新加坡AMIC出版。
于是国大于1990年宣布成立大众传播系，我即着手筹划课程，在1991年招收文学院一年级第一批60名学生。当时国大还是采取旧制，选读大众传播的一年级学生，只要修读两门本科必修课程。到了二年级才开始专业课程，可以逐年扩展设备和课程，筹划起来，不是太困难。值得欣慰的是，一如预料，传播课程非常受欢迎，我们在文学院中，招收到最优秀的学生。至于师资方面，我也开始通过北美学术界的友人，招兵买马，争取新加坡和国际传播学专家学者，加盟国大。
我没有想到的是，与此同时，1991年南洋理工大学正式成立，恢复新加坡两所大学并立的局面。新成立的NTU积极要扩展专科学院，1991年就增加了由国大并入的商学与会计学院（简称商学院）以及原来独立直属教育部的教育学院。随后依照原计划筹备成立传播学院。由于当时国大已经成立大众传播系，并且招收了第一届学生，在新加坡的体制下，两校之间不可避免要相互协调。当年教育部长陈庆炎主导了南洋理工大学的成立，对此情况也表示关切。在两校校长和教育部部长“上层”之间的协商互动，在“下层”的我们，既无所知，也无可作为，只是感觉得到暗潮汹涌。（我便多次提出报告，说明国大推展传播课程的优势和正当性。）我自以为国大已经开始一年级课程，并且也已开始聘任讲师，开启了长期发展计划，应该已经圈地插旗，不论云南园方面是否成立新传播学院，国大方面按理应该可以保住这片新园地。
国大大众传播系：未完成的曲章
事情的发展常常不是个人可以预料的。
1992年四月，我趁学校假期应邀到夏威夷东西方文化中心（East-West Center fo r Cultural Exchange, EWC）短期访问研究。五月二日接到国大文学院院长Earnest Chew的电话，通知我教育部已经决定在南洋理工大学成立传播学院，同时将国大的传播系转移到NTU。他说此项决定已经教育部长拍板定案，马上就要正式公布了，没有转圜余地。当时我的感觉，说是“晴天霹雳”也不为过。当晚一夜无眠，写了一封长信给院长。因为第二届学生即将注册上课，而几位新聘的讲师和访问教授也即将上任。我必须为学生和老师争取一个合理的安排，维持完整的读书和工作环境，让学生顺利完成在国大的学位。我自己花了两年时间筹划成立的课程，就此付诸东流，不免觉得心灰意冷。
如此重要的决定，当局完全没有和系里的员工（包括区区在下这个系主任）以及学生预先沟通解释，这可说是新加坡政治文化的一贯作风。如此做法，不免有憾。而这沟通和说明的任务，也就加在我身上了。我只能向学生（首届和末代国大传播系两届学生）保证他们可以在国大上课，完成新加坡国立大学学位。
当时我在信中，还努力做一番“困兽之斗”，建议国大文学院虽然放弃本科大众传播课程，不过还是可以保留第四年荣誉班，接受文学院其他科系（如社会系、心理系、政治系、经济系、英文系、中文系）的优秀毕业生到此进修，完成荣誉学位。这个建议没有被接受，而我努力为国大保留传播课程的努力，终究没有成功。至于我自己，原职还保留在社会学系，看来还是回到老系，会合老同事，继续社会学研究。有得有失，心中可说是悲喜参半吧。
我在夏威夷接到消息之后，当即改变行程，赶回新加坡。
回国第二天到办公室，秘书告诉我说NTU校长詹道存约了我到南大见面。此时此刻相约见面，我大致也猜想得到詹校长心中的想法。
那日我依约驾车前往新成立的NTU。那是我自1980年后第一次再访云南园。十多年未见，老南大校园改头换面，除了原来的行政大楼（老南大生戏称为天安门）之外，只能依稀寻找到几个旧楼旧地标。新校园大兴土木，以崭新面貌开启新的篇章。
到了校长室和詹校长见面。不过寒暄几句，詹校长就开门见山，邀请我到NTU，担任院长，帮忙他建立新院。我原也是有备而来，当即交换了彼此对新设传播学院的构想，当然也提到对国大传播系学生和教学人员的适当安排。对于我个人，他建议可以留职国大社会系，“借调”（secondment）南大，等传播学院稳定之后，再决定是要回去国大，还是正式转校加盟南大。我答应会认真考虑。
临走握别时，我忍不住问校长：“我们只是第一次见面，您就邀我担任如此重要职务。您怎么能确定你我可以愉快相处，圆满合作？”
詹校长笑着回答：“你不认识我，我可是知道你啊。（But I know you well.）”
我估计他应该已经经由不同管道，认真检视过我的背景，才能作此重大决定。我心中还隐约觉得，他邀我转跑道到南大创立新学院，应该和国大林彬校长已有默契。
詹校长原任新大工学院长。1970年代我们同在新大服务，只是我在武吉知马校总部，而工学院远在市区中心的爱德华太子道，我们没有机会会面。1981年老云南园成立NTI，他被委任兼任NTI校长，年仅42岁，算是青年隽秀。1991年NTI升格为NTU，他顺理成章升任大学校长，那年他52岁，直到2002年卸任校长职，前后担任校长21年。他创建NTI，从零开始，10年内打下基础，1991开始，又过10年，把NTU建设为世界级的一流大学，在“（校龄50年以下）世界年轻大学”中，排名第一。
他在1992年卸下南大校长职，又受命筹建新加坡管理大学（SMU），以及新跃大学（SIM University），担任荣誉校长兼董事会主席，可说是当代新加坡大学教育的重要推手。我从1992年第一次和詹校长见面，至今超过四分之一世纪，还经常有机会见面受教，对他的信任和情谊，我铭感于心。
至于2010年后他邀我到新跃大学担任新任务，重启回归原乡之旅，那是后话，用英文说，That’s another story.（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从国大到南大：开拓新天地迎接新挑战
那年和詹道存校长见面，答应他认真考虑他邀请转战南大的建议。回来之后，不免犹豫再三。主要有几点考虑：一是不舍得在国大社会系努力多年的基础，如果决定加盟南大，创立传播学院，必须全力以赴，垦土播种，将来是另一片天地了。第二是南洋理工大学是一所新大学，招牌到底不能和国大相比。舍国大而就南大，要在国内和国际间建立品牌，将会是事倍功半的艰辛旅程。第三，南大以理工科为主轴，传播学院加盟其中，只怕格格不入，无法沟通，很难争取到平等地位。如果结果只能当个花瓶摆设，那是对不起这门学科，也对不起自己的。
然而，和詹道存校长的一席谈，让我感觉到他建立传播学院的诚意和决心。（他首先提到的是要发行一份校园报纸。“所有的一流大学都有一份学生出版的报纸，”他说。而我们也不负他所望，在1994年就发行Nanyang Chronicle 《南洋记事报》，至今有25年历史了。）有他的全力支持，传播学院应该不会是个多余的无关紧要的新学院，而会是理工大学中多姿多彩活力盎然的新园地，等待着有心人去开发。
和老伴伊菲商量，她说，一个学者一辈子能有什么机会受邀创办一所全新的学院？
一周之后，我和詹校长打电话，告诉他我决定接受他的邀请，迎接这个挑战。
作者为南洋理工大学终身荣誉教授，新跃社科大学学术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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