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林听雨 - 六
文：郭振羽
篇首语：1973年我应聘到新加坡大学任教，之后先后任职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和新跃社科大学。回顾迄今46年的学术生涯，自觉很幸运，一直有机会开拓学术园地，从垦荒、破土，到播种、灌溉，最后还能和一批一起出汗出力的朋友，收获丰硕的果实。人生有此机遇，不能不感恩。感恩之余，老园丁“鬓已星星也”，是到了安坐杏坛、置身学园绿荫下听雨的时候了。
创院面对挑战：来自各方的质疑
1991年南洋理工学院（NTI）升等成为南洋理工大学（NYU）。第二年，教育部决定在新南大成立传播学院，要逐步将南大发展为一所全科大学。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个新学院从无到有，必然要面对很多挑战。
首先，在一个以理工为主的大学创设传播学院，不免有点格格不入。不论是课程、设备、研究课题，以及对学生和师资要求，甚至于教学考试要求等等，都和工程学科大有不同。在校务会议以及其他各种委员会中，面对诸多工程教授，我常是孤军奋战，费尽唇舌做一番解释。好在我在同僚之间，还算资深，又有校长加持，最终还是得到了大家的支持。相对于各个工程学院，传播是个小学院，学生人数少，所需经费也不多。（以研究经费而言，理工科的研究项目预算动辄以百万计，传播学院只要有一二十万就很满足了。）我觉得其他几位院长对传播学院最初的态度是三分好奇，七分观望。等到我们发行了《南洋纪事报》，传播学院学生为南大校园注入生机活力，便发现到这个小小学院对大学的影响和贡献，远远超过它区区5%的学生人数，我们也就得到了应有的尊重。
在校园之外，社会层面另有一番挑战。当时新加坡新闻事业单位的领导层中，少有新闻传播学科班出身的背景，以他们个人的经验，并不认为从事新闻工作需要新闻专业训练，因此，对于大学成立专科学院，在初期不免疑虑。以我所知，早年世界各地新闻教育刚开始时，都曾面对同样的质疑：“既然优秀的记者很多都不是读新闻出身，为什么要办新闻科系？”等到他们聘用我们的毕业生之后，很快就发现这批受过专业训练的“新兵”确实好用，一切疑虑也就烟消云散了。
新加坡内部还有一种隐忧来自某些政府部门。他们担心我们的新闻教育课程会不会受“欧风美雨”的影响，教出一批争取“第四权”，以监督批判政府为使命的“新闻斗士”。对此，我只能强调我们课程的专业性，是为新科技影响下新世纪（21世纪）的传播事业专业人员作准备。传播科技发展神速，内涵千变万化，信息社会浪潮势不可当，新加坡唯有迎向此浪潮，面对全球化的竞争，才不致落后。
除了内部的质疑和隐忧，国际上的杂音也相当强烈。因为师资方面的需要，同时为了与国际接轨，我在1990年代多次走访各地（主要是美国）名校，建立合作交流关系。常遇到的问题是一般人对新加坡所知不多；而知道的人常常只听说新加坡政府如何管制新闻；“你们还谈新闻自由吗？”，或是半讽刺的问话：“你们是要训练一些人如何管制新闻吧？”
到各地各校访问，我一方面要介绍南大这所新大学新学院新课程，一方面还要费尽唇舌（甚至于忍辱负重）去解释：新加坡固然没有西方式的新闻自由，但并不表示我们不可以办传播学院，更不表示我们办不出一个第一流的传播学院。我早年在社会学学术圈算是广结人缘，和传播学界也多有联系交流（现在所谓的“人脉”），到这时候都派上用场了。
《国际大众传播研究学会》2000年会开幕，2000年7月17日，新加坡。
2000年5月，与密苏里新闻学院院长Dean Mills签订合作备忘录。
“国际化”：走向世界
这些访问交流的过程虽是磨练和考验，结果却是超越预期的成功。在几年间，我们学院和多所美国一流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签订了合作交流备忘录。由我经手签约的有：康奈尔大学，普度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南加州大学，加州（圣地牙哥）州立大学，以及密苏里大学。
密苏里大学的新闻学院成立于1908年，是世界第一所新闻学院，具龙头地位。2000年我们邀请密苏里新闻学院院长Dean Mills前来签订合作备忘录。Mills院长在致词时说明这是他们和亚洲传播院校签订的第一个备忘录，赞扬我们是亚洲一流的传播学院。
我们远在亚洲一角，成立才8年的传播学院，能够得到密苏里新闻学院院长的如此赞许，对我而言，自然是莫大的鼓励；对学院和学生而言，更是来之不易、值得珍惜的肯定。
学院多年经营和国际联系接轨，并不只是为了名声，重要的是我们每年都要求学生到世界各地的传播学院交流学习，扩展他们的国际视野；同时我们学院也接待来自各地的外国学生，打造一个充分国际化的求学环境。基于此，我们在设计学院课程时，刻意安排三年级学生可以交换学生身份出国进修一个学期。
《联合早报》1995.11.05
筹款450万元，成立“黄金辉传播学讲座教授基金”珍贵照片：三位前后任总统夫妇同框合照
《海峡时报》1996.08.07
耗资2260万元，南大传播学院新大楼完工启用
就交换学生计划而言，有两段真实故事，多年传为佳话，不可不记。
一是在1990年代我们一位三年级学生到美国南加大的安能伯格传播学院（Annenber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做交换学生。学期结束后，南加大方面当即通知这位同学，邀请她在南大毕业之后申请到南加大攻读博士学位，校方将提供全额奖学金。南加大的传播学院公认世界一流，这个不寻常的邀请，肯定了我们学生的程度确实可以和世界一流学校并驾齐驱，大大增强了我们的自信。而这个信息在美国传播学界传开之后，也让各地新闻传播院系对我们刮目相看。我们的这位高才生，Pauline Cheong，也不负众望，毕业后前往南加大攻读博士学位，如今已是美国阿里桑纳州立大学资深教授了。
另一广为流传的真实故事：我们有位学生到密苏里新闻学院当交换学生，呈交的学期报告被任课教授指为抄袭，因为“一个来自新加坡的外国学生，不可能写出这样水平的报告！”我们这位学生当然不服，提出申诉。结果学院方面成立特别调查小组，独立检测学生水平，终于肯定这位来自亚洲一角的外国学生，程度和美国本地学生相比，毫不逊色，也让那位心存偏见的教授收回成命，道歉认错。
多年来，高度国际化是新加坡各个大学在国际排名中的一大优势，到全世界去网罗师资人才是新加坡高等教育的特色之一。以国大和南大为例，多年以来有超过一半师资来自外国（一般是三年一聘，可以续聘）。新加坡本国人才不足，无法填补大学所需，大学长年提供优厚条件和欧美一流大学竞争，聘请优良师资来新加坡服务。
以传播学院为例，建院初期只有二三十位教师，竟然来自十二三个国家和地区，虽然百分之九十都是拿美国博士学位，文化背景却十分多元。授课虽然都用英语，口音却是南腔北调，从日本腔到印度腔，各显特色。我常说，从我们这里毕业出去，到世界哪个地方都能适应！
我们当年在征聘师资时，第一优先考虑自然是新加坡人。只是当年很少有新加坡人在外面念新闻传播。从无到有，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核心团队。那时，只要是有新闻传播博士学位的本国人才，都优先聘用。除了新加坡人，来自东亚和东南亚各地的人才，也是我们争取的对象。我们当年的定位是以亚洲传播作为新学院的发展重点。因此，对于来自欧美的人才，我们特别要求要具备亚洲经验，或是从事与亚洲相关的研究。
在强调国际化之余，我们也深深体会到传播课程传统上为西方垄断，所以我们还要求学院各科目课程必须包括部分与亚洲有关的内容和教材，如理论论述和研究成果等。可以说，推动亚洲传播研究，从一开始便是建立南大传播学院的愿景和目标，我们要兼具国际化和本土化（亚洲化）的特色。以现在流行的说法，这是我们创院团队的初衷。
从“国际化”到“亚洲化”：创办《亚洲传播学刊》
有了推动亚洲传播研究的愿景，教学之外，我们也希望在学术出版方面有所作为，这样，一份立足亚洲传播及其研究的学术刊物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亚洲传播学刊》，简称AJC）也就应运而生了。
说到这份学刊，其实早在1989年我还在担任国大社会系系主任时，已经开始筹备。和我志同道合，合作筹备的是Asian Media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Centre（亚洲传播与信息中心，简称AMIC）*的研究主任Anura Goonasekera。Anura来自斯里兰卡，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博士，曾任斯里兰卡广电局长。我们两个外来的社会学者，都对传播研究情有所钟，都感叹在西方学术界垄断之下，亚洲传播研究不受重视，缺乏发表著作的平台。我们几经商量之后，决定结合我们两人以及两个机构的力量，创立新学刊，以推动亚洲传播研究。也是时机凑巧，就在我们积极筹备期间，我先是被邀在国大成立大众传播系，其后，又受邀主持创建了南大传播学院，支持《亚洲传播学刊》的出版和发行可谓是名正言顺，水到渠成。
《亚洲传播学刊》于1990年创刊，由Anura和我担任共同主编（Joint Editors），当时是唯一一份英文的亚洲传播学学术期刊。最初几年是半年刊，每期通常刊登六篇论文。创刊初期，来稿不多，水准不齐，需要努力征稿，每年还要策划专题特刊，逐步提升学刊的学术水准。回想起来，我和Anura在创刊头几年的惨淡经营，确实不易。所幸在我们坚持和努力下，学刊逐渐奠立声誉，稳定下来。
不幸的是，Anura在2000年底发现罹患淋巴癌，2001年迁往澳洲治疗无效，于2002年8月过世，年仅62岁。
我和Anura相识超过20年，由于相同的社会学背景，以及对亚洲传播研究发展的共同兴趣和关怀，多年来彼此信赖，合作无间。他为人温文尔雅，学术根底深厚，是个纯真的学者。即便在澳洲治疗期间，他还时时关心学刊发展和编务。甚至在临终治疗流程中，还在电邮中和我分享他在半昏迷状态下领悟到的社会学理论。他的离去，让我们痛失了一位杰出的亚洲传播学者；对我个人而言，更是失去了一位可以切磋学问的良友。
Anura走后，我只好独挑大梁，在既有的基础上，学刊的水准继续提升，得到各方的肯定，开始有国际知名的出版社上门，提出合作发行的建议。最终我们选定与英国出版社Routledge合作，由出版社接手出版事务（印刷，发行，宣传，推广），而核心的审稿和核稿等编务仍由主编负全责。到了2008年，学刊被接受列入社会科学引文索引资料库（全名是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简称SSCI），成为传播学的核心期刊，也是第一份被列入SSCI的亚洲传播学期刊。
在学术出版界，一个学刊被选入SSCI或理工科的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只能以“鲤鱼跳龙门”来比喻。全球学者都以在本行的SSCI/SCI学刊发表论文为目标，各重点大学也以此作为评鉴升等的主要标准。在列入SSCI之前，《亚洲传播学刊》每年收到稿件大约100-120篇，2008年列入SSCI之后猛跳到300篇左右！在创刊初期，《亚洲传播学刊》原是半年刊，2008年改为季刊，现在已是双月刊了。
2010年6月，传播学院和AMIC（Asian Media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Centre）联合主办“国际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年会，是传播学界的年度盛会，有将近2000位来自世界各地学者到新加坡参加会议。这一年，《亚洲传播学刊》创刊20年，我也担任了20年的主编，我在年会闭幕后宣布退休，正式将学刊编务交棒给资深的副主编传播学院同仁郝晓鸣。
《亚洲传播学刊》创刊的目的就是要提供一个亚洲传播研究的学术发表平台，在推动传播研究的“亚洲化”的同时，冀望推动以亚洲视角为出发点的传播研究，帮助亚洲传播学者开拓园地，扩大他们在国际场域的学术影响。这二三十年来，由于亚洲崛起，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影响力的重组，亚洲传播和亚洲传播研究日益受到国际同行的重视乃大势所趋。南大传播学院和《亚洲传播学刊》乘势而为，在这方面出了一份力，做出了贡献，值得欣慰。
我个人躬逢其盛，感谢有此机缘，由播种看到绿树成荫。不敢居功，只有感恩。
作者为南洋理工大学终身荣誉教授，新跃社科大学学术顾问
附注：
AMIC成立于1971年，是由德国（当年为西德）Friedrich-Ebert-Stiftung基金会资助，设立于新加坡的区域性非营利组织，以推动亚洲传播研究为主旨。于1996年迁入南大传播学院大楼。两个机构多年合作，以后当另文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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