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林听雨
篇首语：1973年我应聘到新加坡大学任教，之后先后任职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和新跃社科大学。回顾迄今46年的学术生涯，自觉很幸运，一直有机会开拓学术园地，从垦荒、破土，到播种、灌溉，最后还能和一批一起出汗出力的朋友，收获丰硕的果实。人生有此机遇，不能不感恩。感恩之余，老园丁”鬓已星星也”，是到了安坐杏坛、置身学园绿茵下听雨的时候了。
新闻系的逃兵：从新闻学到社会学
我大学本科读的是新闻，毕业于当年台湾唯一的新闻系——政治大学新闻系。那时念新闻系的理想很单纯，也很崇高，是要”为民喉舌”，是要”启迪民智”；理想的报人典范是梁启超，是民国时代的张季鸾、戈公振、成舍我。进了大学之后，慢慢认识到现实环境的种种限制，在面对挫折之余，也体会到个人原不是当记者的材料，倒是对相关的学术研究发生兴趣。大学毕业后进了研究所，遇到了刚由史坦福大学取得大众传播学博士学位的朱谦老师(1927-2006)。朱老师师从传播学开山鼻祖施兰姆(Wilbur Schramm，1907-1987)，据说是第一位拿到大众传播学博士学 论和研究法，采用的却都是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英文教材。在一片传统新闻学课程(编采社论写作等)中，对我而言，这无疑是一股清流，也如同开启了一面窗户，让我看到了窗外一片蓝天。而朱老师讲学的学人风范，温文尔雅，令人心仪，是我学习的典范。
从政大新闻研究所的课程中，我体会到如果要继续进修，走上学术殿堂，新闻学有不足之处，需要转到社会学或心理学的领域才有可能登堂入室，打下理论和研究的基础。在如此考虑下，我于1964年赴美深造，转读社会学，先后在夏威夷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取得社会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从此走上学术不归路，至今还没有离开大学岗位。至于本科新闻学，只有在读研究所那年在中央通讯社做了一年的编译。除此之外，竟然没有当过一天的记者或编辑，成为新闻系的逃兵，心中不免有愧。
新闻学重视的是实践和参与，作为一个学科，历史不过百年。社会学重视是理论和分析，有人称之为社会科学之母，在欧美发展超过百年。这二者之间的距离有多远(或说，有多近)呢?
一般社会学者可能没有想到，1910年德国社会学会成立大会，第一任会长，也是公认的现代社会学鼻祖韦伯(Max Weber，1864-1944)发表了一篇就职演说，题目竟然是：”论新闻社会学(Towards a Sociology of the Press)。韦伯不但是社会学家、哲学家，也是位政论家，曾任报馆主编多年。他的就职演说开宗明义指出，新世纪(20世纪)新闻报刊的普及，对社会影响巨大，同时指出：”适合本学会进行科学研究的首项课题(the first subject)就是新闻社会学”。同时提议成立一委员会，寻求新闻机构和新闻学者的支持与合作，来完成这项重要课题的研究。百年之后回顾韦伯的”首项研究”课题，那不就是当年的”新媒体”?和我们今日面对”社交媒体”“自媒体”的颠覆和挑战，何其相似!
再以美国社会学为例。美国芝加哥学派的领军人物派克(Robert Park，1864-1944)在大学毕业后，从事新闻记者多年，直到35岁才进入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然后到柏林大学完成博士学位。这位芝加哥学派大师迟至1914年50岁时才到芝加哥大学任教，可说是大器晚成。10年之间，他奠定了芝加哥学派社会学(特别是都市社会学)的基础。他自称多年担任记者，让他可以深入了解社会脉动，剖析社会现象，创建社会学理论。
至于我自己，在成为新闻系逃兵之余，到底还是不能忘情新闻传播，在明尼苏达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选择”大众传播学”作为”副修”(minor)。1973年到了新加坡大学，首开”大众传播与社会发展”课程。而20年后，在诸种机缘下，应邀到南洋理工大学创建传播学院。可以说，在命运的安排下，个人竟然有机会从社会学回归到新闻传播，也算是对母校的栽培有所交代。
从”社会问题专栏”到电视论坛
其实自从1970年代开始，在教学研究之余，我和新加坡的新闻传播界可说是关系密切。
在报刊方面，自1978年10月开始，我和同事简丽中应邀在《南洋商报》合作开辟一个”社会问题专栏”，不定期发表相关文章。根据我手头(不完全)的剪报，我发表第一篇应该是《大众传播与社会发展》(日期待查)；最后一篇或是《识字能力和社会发展》(1981.03.08)。其他发表的专栏文章还包括：《现代社会的代沟问题》(1978.11.30)，《华文报业的回顾与前瞻》(1979.02.21)，《电视和儿童》(1979.03.29)，《语言政策和国家发展》(1979.04.26)，《语文能力和教育分流制度》(1981.02.22)。1979-1980其间或有缺文，待查。
当年的构想，是要将我们在社会学读书教学所得所见，与读者分享。就出版文章日期看来，两人该是准备每月或每两个月，各写一篇。由1979年的记录看来，能努力做到一月一篇，算是很有纪律性，只是之后终究难以为继，好像就无疾而终了。现在回看内容，基本上还是学院派写法，严谨有余，地气不足，读来枯燥无味，真不知道当年能吸引多少读者。
那年代比较会”吸引眼球”的，还是电视台的电视论坛/座谈。当年广播电视台属文化部管辖，经常播出时事和知识性节目。那时新加坡只有两个电视频道：第八波道播放华语和马来语节目，第五波道是英语和淡米尔语(不似今日有线电视有上百个频道)，观众选择不多，眼球集中得很。除此之外，当年电视台和报纸关系良好，互相支持。报纸对相关电视节目，有预告，有报道，还常有回馈讨论。因之，那年代电视节目的影响，远远超过播放时段以及当时的观众，而是普及广大读者群，是传播学所谓的”二度传播”。
我首次受邀参加的电视座谈会，应该是1978年的”国庆特备电视座谈会”，题目是”语言与文化”，参加论坛的有南大研究院院长吴德耀教授，新加坡大学学生顾问王惠卿博士，南大理学院院长郑奋兴教授，以及区区在下：新大社会系讲师。主席是南大电脑系主任许乐斯教授。我第一次上电视和几位重量级人物同台对话，带的是三分好奇，七分兴奋。录像前就教于吴教授，他说这样的国庆论坛，会是众所关注(感觉上他指的是”上面的人”)。如此一说，让我又加上几分惶恐。
这个国庆论坛是以双语进行的，英语和华语交替使用，是个实验性的做法。主事者的原意以为如此做法会扩大观众群，效果加倍。实际情况却非如此。
双语的交叉使用，结果是一般(单语)观众只能听懂一半，不是效果加倍，而是效果减半。这或可说是双语情景下的”悖论”(paradox)吧。以后好像没有再看到如此做法。
论坛播放之后的反应还不错，南洋商报详细报道论坛内容，在标题中特别点出论坛对加强社会语言研究的建议。难得的是，英文海峡时报以大篇幅报道，标题是：《学者主张：应成立语言策划单位》，还附上我的大头照。成立语言策划机构是我多年的主张，后来也曾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出建议，遗憾至今都没有得到有关当局的正面回应。
1978年之后，我每年都会参加几次电视论坛。除了华语论坛之外，也参加第五波道的英语电视论坛。那几年”东南亚教育组织”(SEAMEO)属下的”区域英语中心”(RegionalEnglishLanguageCentre，RELC；后来改名为RegionalLanguageCentre)每年4月都主办一国际会议，研讨语言教育问题。新加坡电视台也借此机会邀请各国学者参加电视座谈。我有幸多次参加，有机会和各地学者交换心得。我手头找得到的资料包括”What is language?”(1978.05.12)，”What does bilingualism mean?”(1979.04.26)，”Bilingualism in Singapore”(1979.04.27)。上列最后一个论坛主题是新加坡的双语制度，而参与论坛专家之中竟然只有我一个来自新加坡。其他几位学者来自香港(港大老友邹嘉彦，可算半个新加坡学者)，以及美国、加拿大和比利时的学者。如此状况，我不敢说是”蜀中无大将”，只能感叹当时本地语文研究的贫乏。
那年我也参加了第八波道推出的华语论坛”语言和多元社会”(1979.05.03)，其他还有来自夏威夷的吴燕和，来自香港的邹嘉彦，以及时报集团的吴元华；都是老友，也是语言社会学的专家。四个月之后(1979年9月)，总理李光耀主持”讲华语运动”揭幕，开始了至今40年还在进行中的语言运动。在此前后，李总理在1978/79年间，曾经六度亲自上电视，阐述新加坡的语言问题。那个年代对语言问题的关注，是有其时代背景的。而我个人在1978年4月26日到5月3日，八天之内三度上电视参加华语和英语论坛，也算是次奇特的记录和经验。
*电视辩论会：1993年”世纪之辩”
在电视方面，影响力最大的应该还是1980/90年代的电视辩论会，不但影响了一代新加坡人，而且影响力超越国境，特别是1990年代在中国带动风潮，是新中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话，也造就新加坡和中国的一批文化精英。
新加坡电视华语辩论节目可以溯源到1968年，由已故剧作家郭宝崑创设的。那也是电视的草创时代，郭氏当年由澳洲留学归来，在电视台兼职，开启了电视辩论节目，称为”青年论坛”，很受欢迎。这是半个世纪之前的一段历史，详情如何，还有待有心人挖掘。(当年参与辩论的小青年，如朱添寿者，如今已是文化界大佬，想来应该也会有些旧事可以分享。)
初期的”青年论坛”，设定了新加坡式辩论的程序和规则，到了1970年代之后，转型以不同面貌出现。1976年开始”校际辩论会”，1981年增设”大专辩论会”，1986开始”亚洲大专辩论会”，1993更扩大为”国际大专辩论会”。
华语电视辩论会的主旨当然是要推广提升华文华语的水平，多年来在中学和初级学院(校际辩论会)以及大专学府(大专辩论会)，确实带动了学习华文华语的风潮，也培养出一批具华文背景的文化精英。我随意收集了些有关资料，就发现了不少熟悉的名字，在求学阶段(中学或大专)，参加过电视辩论会，包括梁秉赋(1980)，符诗专(1982)，林少芬(1983)，陈英豪(1984)，杨木光(1985)，陈志锐(1991)，王昌伟(1993)。从上面这非常不完全的名单中，已经看得出来，这批当年的辩论高手，是今日新加坡社会的华文精英，是当今推动华族文化发展的中坚人物。
我自1980年代开始，多次被邀担任电视辩论会评判，有时也代表评判团发言，作总结评论，宣布辩论结果。
新加坡电视台在1986年将辩论会扩大为”亚洲大专辩论会”，邀请亚洲地区(包括香港台湾)大专学府派队参加比赛，开始激起各地的华语辩论热。1988年上海复旦大学参赛，和来自台北的台湾大学决赛狮城，捧得冠军杯。那是两岸青年少有的交流活动，吸引众人瞩目，媒体也极为关注。结果双方辩论场上作君子之辩，在场外和睦相处；特别是双方的男女辩手的互动，让不少好事者关心解读，也让人真实感觉到”两岸一家亲”。
值得一提的是1988年复旦大学领队王沪宁，当时是复旦国际政治学院副教授，如今，30年后，已经贵为中共政治局常务委员，名列第五。这是他第一次带队访问新加坡。
1993年新加坡电视辩论会，再次扩大为”国际大专辩论会”。中国方面再次派出复旦参赛。由于1990年的”第二届亚洲大专辩论会”，来自中国的武汉大学队在大决赛中败给马来西亚大学，舆论哗然；这次复旦大学队是要为雪耻而来的。领队是哲学教授俞吾金，王沪宁担任顾问，二度来新。经过几轮辩赛之后，复旦队和台大队再次对决大决战，辩题是”人性本善”。双方激辩之后，历史重演，复旦获得冠军。
1993年的这场大决赛，特别引人注意，直到今日还有人提起，称之为”世纪之辩”。由于双方表现杰出，对话精彩，录像带流传各大专院校，成为后来辩论队参考学习的模范材料。除此之外，还有几点原因；一是这场辩论的评判团有两位大师级的人物：武侠小说大师金庸(查良镛)和哈佛教授新儒学大师杜维明。新加坡方面参与评审的有吴德耀教授，许廷芳律师，以及时任南大传播学院院长的郭某。最后负责讲评的是杜维明；由这位新儒学大师剖析”人性本善”的辩论，那是再合适也不过了。当天在场还有副总理李显龙，是受邀贵宾。这场辩论还出现了两位杰出辩手，引人注目：那年的最佳辩手蒋昌建，现在主持电视节目”最强大脑”，是当红的媒体人。唯一的女选手姜丰后来到中央台主持节目，又曾到剑桥留学，前几年还卷入新闻事件，成为话题人物。当年辩论结束后，是她代表复旦大学队，从副总理李显龙手上接过冠军奖杯的。
1993年狮城之辩在中国大专学府造成一股辩论热潮。还记得1994年5月，南大校长詹道存带领各学院院长到北京、西安、上海访问各重点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没想到我们一行刚走进复旦校园，竟然有过路学生前来和我握手，问我是不是曾担任电视辩论评委的郭振羽。
原来那段时间有不少学生观看电视辩论录像带，竟是课余活动的一部分。最近几年遇到一些90年代后来新的新移民，有不少当年正在大学读书，偶尔也有人提起90年代的新加坡电视辩论，惊喜之余，也增加了几分亲切感。
其实早在1993年11月，复旦大学出版社就出版了一本《狮城舌战：首届国际大专辩论会纪实与评析》，主编就是王沪宁和俞吾金。这本书销售极佳，到了2003年，竟然又出了一本《狮城舌战(十年珍藏本)》。而在这10年期间，我多次到中国访问，在不经意间也前后买到几本新加坡电视辩论的专书。
我翻阅手头这7本狮城辩论专书，体会到在1990年代，由《狮城舌战》开启的辩论比赛，在中国大专学府带动风潮，可说是”风起云涌，铺天盖地”。几本书详细分析历年多场辩论，从辩题到策略，从语言技巧到逻辑思辨，从辩论规则到审评标准，讨论极为深入。依我看来，已经达到建立”辩论学”的层次。对应这股热潮，中国央视在1994年开始举办”长虹杯全国大专辩论赛”，和新加坡电视台合办的”国际大专辩论会”错开，每两年举行一次。论者认为，在几年之内，中国各大专和中学的辩论活动，已经发展成一个独立的”竞赛品种”，变成大中学生”最喜欢的现代游戏之一......短短四五年里，就走完它由引进到家喻户晓的普及过程，和幼稚到成熟的成长过程。”(《梦断狮城：’97大专辩论会透视》，舒乙主编，新世界出版社，1997，页I-II)
新加坡电视台和北京央视合办的”国际大专辩论会”最后一次在新加坡举行应该是2001年(第五届)。1990年代的新加坡电视台，可说是完成了时代使命，藉由国际辩论会鼓动世界各地(遍及四大洲)大专学府华语学习和辩论，甚至于在中国掀起辩论热潮。回顾这段历史，1990年新中建交，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鼓励学习新加坡经验。1990年代新加坡电视台主办的国际辩论赛恭逢其盛，正是新加坡文化软实力反馈文化原乡的一个例证。
作者为南洋理工大学终身荣誉教授、新跃社科大学学术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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