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从林可胜的人才观点出发，讨论他的人才培养的实践对中国现代医学发展的影响。
林可胜对于人才培养的观点
林可胜对于医学人才培养的看法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来讨论。第一时期为1924年至1928年，这段时期林可胜人才观年的形成与实践场所主要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和中国生理学界，其目标是在中国建立起和西方相同科学水平的生理学系。1925年初，林可胜晋升为协和医学院生理学系的系主任，正式开始了他对于中国医学界人才的培养之路。他在协和执教初期，已经注意到当时中国医学人才培养的缺陷即过于依赖教材与理论的灌输，缺乏实际动手操作能力，因此他认为当时的中国人只是现代生理学的”旁观者”。为改变这种局面，他重新编制了生理学课程大纲，将实验列入重点学习部分，并要求本科生与研究生都要去实验室动手操作，以此扭转”重理论轻实验”的风气。与此同时，他提倡精英式教育，在系内为优秀的学生提供继续出国深造的机会，以期他们能为中国生理学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在努力提高医学院人才水平的同时，他将人才培养建设机制扩展到全国，联合中外学者与各界力量，建立起中国人自己的生理学会，并积极利用这个平台开展学术交流。由此看出林可胜前期人才培养方式是始终围绕着”高水平”与”品质至上”这两点展开的。
中国红十字救护总队大队长林可胜
图云关纪念碑后面有关林可胜事迹的铭刻
第二阶段是1928年以后至中国抗日战争结束，这一阶段的人才培养及构成观念也是配合大环境的转变。1928年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让医界人士看到了一个全国性政权建立的雏形，这一时期的林可胜也意识到了政府对于构建现代医学教育体系的重要作用，提倡建立国家主导医疗的公医制度。1936年林可胜担任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训练研究委员会主席后，对于中国社会尤其是广大农村的医疗情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进一步促使他的人才观念由”精英式”向”大众化”转变。他认识到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地区医生护士极度缺乏，因此人才培养的方式不能再以协和医学院的标准来执行。他认可了两级医育体制，即国家加强几所重点医学院作为榜样和标准，为次级医校提供指导。等国家富裕，中小学教育普遍和水平提升后，再提高医学院的入学和行医执照的整体标准。1937年七七事变中国进入抗日战争时期，林可胜人才建设培养的理念转而偏重于战时救护的迫切需要。由于战地医护人员的缺乏，林可胜扩大红十字救护总队的编制并建立卫生训练所，培养短期医助来缓解人员不足，并开设多方向和多层次的课程以满足不同医疗人才的需要。
林可胜对于人才培养的影响
林可胜对医学人才培养和教育的影响之一是为中国现代医学教育奠定理论基础并推动其科学化发展。林可胜对于解剖学和生理学的重视为中国现代医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具体而言，林可胜重视学生实际操作能力并鼓励学生设计实验器材，从实际操作和器材设计两个角度推动了中国现代医学的科学化发展。
林可胜关于人才培养的观点也是针对中国当时存在的社会问题提出的。中国现代医学的发展是基于西方来华传教士的医疗观念构建起来的，他们带来了先进的西学技术并促进了现代医院和医科学校的建立，但这并不一定完全适用于中国人自己的医疗与人才培养体系。林可胜在工作实践中注意到了当时广大劳苦人民苦于无医可看的社会现状，提出要培养适用于中国社会的医护人员，医学教育应该惠及普通大众。他这一系列的人才观与社会活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现代医学教育体系。
林可胜也借助政府的力量将自己的人才教育理念辐射全国，使得中国现代医学的发展在民国时期有了比较全面的进步。1928年国民政府成立了卫生部，将林可胜规范现代医学教育的设想向全国扩散，例如创办卫生实验和研究机关训练卫生专门人才等。他的教育理念以及现代医学人才构建观通过政府这个渠道在全国推广，不仅为中国储备了大量的医学人才也推动了近代中国医学卫生的进步。
林可胜对医学人才培养最明显的影响就是为现代中国培养了一批学术水平较高的医学人才。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和台湾生理学界甚至医学界的主要负责人很多都受过林可胜的栽培，如中国科学院院士和生理生化研究所所长冯德培、台湾国防医学院的主要负责人卢致德等人。
作者：
王玥涵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硕士生
寇烨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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