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可胜的私人生活和工作态度

林可胜是近代医疗史上蜚声国际的生理学医生。林可胜在新加坡出生，在英国学医、之后在中国大陆、台湾和美国的医学机构、抗日战场、军医部门和研究机构等作出相当大的贡献。综观林可胜的医学事业生涯可划分为两个不同阶段。第一阶段是林可胜自1924年至1949年在中国大陆期间，先后任教于协和医院，创建”中国生理学会”，并发行《中国生理学杂志》，为中国现代生理学的设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37年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爆发后，林可胜积极投入到战地救护和战时医疗培训计划中，担任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总干事和总队长等职务。林可胜在抗战结束前夕，被任命为中国政府军医署署长，着手筹建国防医学院。林可胜事业的第二阶段则是从1949年至1969年逝世的二十年间。期间林可胜为迁往台湾的国防医学院订下未来的发展蓝图后，便辞去国防医学院首任院长一职，前往美国从事医学研究工作。在此阶段中，林可胜回归实验室和医学研究，组建自己的实验室和研究团队，在镇痛及疼痛机制研究方面，为医学领域做出突出的贡献。

图云关有关林可胜事迹的展板之一

目前对林可胜所展开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其对中国抗日战争及近代医疗发展上的贡献，以及他的医学研究成就。本文则主要根据台北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档案馆所典藏的林可胜档案中的私人信件，来补充我们对林可胜的私人生活和工作态度的认识。

从家书看林可胜在家庭中的角色

在林可胜的档案中，存有大量与其子女、妻子张倩英、南洋家庭之间的书信文件。相较于林可胜在工作中表现出来的沉着、冷静、专断，林可胜在家书中更多表现出来他对家人的亲情与细心。对于子女，林可胜多以慈父的形象出现。他不同于传统父亲的形象，他与子女有像是朋友之间的沟通交流。林可胜对于子女的关心和爱护溢于言表。他不论工作多么的忙碌，皆定时与自己的子女们保持通信联络，从不间断。在信件的字里行间，除了关心自己子女们的日常生活外，也会与他们分享近期自己的见闻和对中国时局的看法。由此，不只能够让子女们了解他的生活处境和想法，并且也可以丰富子女们对世界时局的视野。

林可胜虽然对子女慈爱，却从不溺爱。他也不会要求自己的子女一定要在学业上有多大的成就，或者有多么亮丽的成绩。林可胜更注重对子女们兴趣和生活情趣上的培养。林可胜常在写给儿子国仁的信中提醒他不要太过于专注在学习上，也要关注自己的生活。林可胜也会在国仁生日，或者其他节假日时，多给国仁一点生活费，让国仁好好为自己挑一份礼物，或者好好过个节庆，放松身心。

当然，林可胜也不是完全不关心孩子的学业和学校活动，林可胜曾对国仁在课外活动方面有优异的表现而感到自豪。学习方面，林可胜认为国仁应该去发现或去做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林可胜曾在信中鼓励国仁，”如果对哪方面有研究兴趣，就去找这个领域最好的学者去跟着他学习。哪怕只是做很小、很简单的事情，都要认真做到最好......尽全力认真去做，先莫问回报。在学习上只有感到不满足，才能进步。”

林可胜在家庭中除了慈父的形象，更是一位暖夫。他也在子女和倩英之间扮演着”润滑油”的作用。林可胜在1946年与第二任太太张倩英结婚。他们的往来书信记录了张倩英与林可胜前妻所生的子女间和谐与温馨的互动。这与林可胜居中”滋润”是分不开的。林可胜与倩英结婚后，在写给远在国外的子女的书信中，皆附有倩英的墨迹，或在信的最后一段，加上倩英亲自打字的问候话语，充分展现了倩英对林可胜子女们的关怀。另一方面，林可胜也鼓励子女们感谢倩英为他们所做的事。同时，也时常透过各种方式，向倩英转达子女们对她的敬爱和赞赏。倩英也很努力地经营和林可胜子女之间的良好关系，倩英也如林可胜一般，与子女是以朋友般的心态去交流和沟通的。

林可胜和倩英可说是天作之合。他们在纽约认识。倩英是当地极少数的华裔时装设计师，林可胜从小喜欢作画，他为倩英所作的画像深深吸引。对于倩英而言，林可胜在中国的伟大事迹让她引以为傲，林可胜柔情的一面更让她挚爱一生。1946年林可胜在中国忙于工作之时，倩英放下在美国的时装设计事业，来到上海与林可胜结婚，陪伴其左右。之后倩英因事返回纽约一段时间，期间林可胜和倩英密集书信来往，从信中的称呼和内容可看得出他们的恩爱程度。林可胜对倩英的昵称是”My darling Sweetiepus”，而倩英对丈夫的昵称是”My own darling Genius”，夫妻之间的甜蜜和浪漫情怀展露无遗。同样的，当林可胜因公出国开会时，他不仅与倩英保持高频密的通信，更在信中表达了对倩英的无尽思念，以及归心似箭之情。林可胜在信中常事无巨细的以日记的形式来记录每日见闻与倩英分享，希望能够让倩英知道他每日的行程，就像在她身边一样。

林可胜自小离开新加坡，但他与南洋家庭的联络没有中断。林可胜甚少亲自回到新加坡，他曾经在1936年第一任太太逝世后回到新加坡一段短时期，主要是为了方便保姆照顾女儿，之后又回去中国继续他的事业。因此，林可胜与南洋的维系主要是靠书信往来，其中与同父异母的弟弟之间的通信算是较为密切，与殷碧霞等人的联系较少。

林可胜在与南洋的书信往来，多是关于林文庆的遗产分配问题的沟通。林可胜对于遗产分配的态度是无私的。在收到林文庆遗孀殷碧霞让林可胜签署遗产执行担保人文件的信时，林可胜毫不犹豫的签署并寄回新加坡。其中一位弟弟对此还特别发信提醒林可胜要谨慎，但林可胜收到此信前，已经签署完毕并邮寄回去了。对于林文庆在其遗嘱的财产分配问题，由于遗嘱所立年份和再度更改等因素，以及遗嘱中并没有提及所有弟弟的所得情况，林可胜的处理原则是，遗产分配的问题应该在家庭内部解决，一家人不要对簿公堂。此外，林可胜也不反对受忽略的弟弟去争取自己应得的权益。由此可见，林可胜是本着家和为贵的信念，豁达对待问题。

从他人眼中看林可胜的工作态度

林可胜在工作上的态度与其在生活中的状态是截然不同的。在林可胜的档案资料中，包括了一名在林可胜的美国实验室与他一起工作过的研究员Bob Engle的访问稿。在这篇访问稿中，可以还原林可胜去到美国建立实验室后的工作情况。而林可胜在工作上的严谨态度，与他在家书中与家人沟通时的温柔情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Engle在林可胜的实验室工作近八年(1961-1968)，因此Engle对林可胜在试验工作中所呈现的状态，有最直观、真实的感受与见证。Engle认为，在工作中的林可胜是非常安静，又非常严格和一丝不苟的。Engle忆述其曾参与林可胜所主刀的一宗手术中发生的事情。在这次手术中，作为林可胜的助手，Engle负责适时向林可胜递送相应的医疗器材。在过程中，Engle因递错了器材，林可胜直接将器材丢在地上，并马上伸手索取正确的器材。手术进行时是争分夺秒，否则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虽然林可胜这样的动作非常不客气，但却也反映出他在医学专业中的高标准和严格要求。

Engle的忆述也提到林可胜生活的自律。林可胜每天早上8：30准时抵达实验室，并带着自己的午餐饭盒。即使在周末或假日，林可胜也会回到实验室从事研究工作，毫无休假观念。而每天晚上，他也是很迟才离开实验室。因为林可胜从事镇痛、麻药神经方面的研究，对于这些麻药和神经方面的反应是需要注重时间效应的，因此，他为了观察这一系列的反应而时常加班。

耐人寻味的是，林可胜在写给儿子国仁的信中，经常提醒国仁在课业之余，不要忘记享受生活，而且要利用节假日放松和休闲。林可胜自己却刚好相反，对研究工作充满热忱和全情投入，完全没有放松和休闲的日子。或许也因为如此，林可胜在神经镇痛方面取得丰硕成果，而他所绘制的犬类脑部神经图，为医学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石。

从这些档案资料的解读，可以看到林可胜在私人生活与工作态度有完全不同的情怀与表现。林可胜对家人和友人显露无尽的关爱与友善，其中充满了对子女的慈爱、对妻子的浪漫、对家族兄弟的大度，所以在私人生活中他是慈父、暖夫和仁兄；在工作上则对精准很执着、对完美很苛刻、对研究毫不松懈，所以在公共领域他是严厉和毫不留情面的长官和同事。

作者：

佟文旭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硕士，目前服务于新加坡教育界

黄贤强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