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间谍抑或文化交流
法国传教士殷弘绪1699年7月到达厦门。他抵达中国时已35岁，主要活动于江西，包括南昌、饶州、九江、景德镇等地。十三年后，即1712年9月1日，殷弘绪在饶州写信给耶稣会中国和印度传教会巡阅使奥里（Orry）。他的信一开始便这么说：
“我因新信徒们的心灵需要，不时在景德镇逗留，使我有机会了解，备受推崇并运往世界各地的华丽瓷器的生产工艺。虽说我的好奇心尚未足以从事类似的研究，不过我相信，对这项工作作比较详细的描述，对欧洲多少有用。”
1. 殷神父没等到家乡发现高岭土
殷弘绪的信给欧洲瓷器工业带来启发与革新。但是，法国的瓷器业并没太大的进展，1717年，殷弘绪还把景德镇的高岭土标本寄回国。距离他的上封信已五年。法国人也认真地在国内寻找与标本类似的粘土，就是找不到。
巴黎一定给殷弘绪压力，以致他在距离上一封信十年后的1722年，又写了一封与瓷器相关的信。58岁的殷弘绪此时已在北京，只得再赴景德镇。
这封译成汉文有9500字的信，已失去第一封信的好奇心、热诚，甚至动力：
“虽说我精心了解过中国制作瓷器的方法，但我绝不认为我已全部弄懂这个问题，从我寄给您的新报告中，您甚至可看到新的研究使我在这方面获得新知识。我将不分次序地向您陈述这些观察，它们是我走访瓷工作坊时，亲自了解后，随时记在纸上的。
“此外，凡在我前一封信（您已把它编入先前的通信集）中详细说过的，便不再赘述。因此，最好较为认真地重读我上次的信，否则，不少事情可能难以理解，因为我有理由认为，（读了我上次信后）人们对此已经了解。”
我们看到的是疲惫的老间谍在完成上头的交代，而且不胜其烦或敷衍与无心。是的，“我精心了解过”中国制瓷法，但“我不认为我已全部弄懂”，我是传教士，不是工匠。不过你们既然叫我来，我就“走访瓷工作坊”，“随时记在纸上”。最绝的是，“最好较为认真地重读一遍我上次的信，否则，不少事情可能难以理解，因为我有理由认为，（读了我上次信后）人们对此已经了解。”
看完殷弘绪的第二封与瓷器相关的信，巴黎的收信人肯定失望。殷弘绪真的“不分次序”，而且没什么“新的知识”。信是公文式的在每段前加上号码，共20段，记录他“走访瓷工作坊”的新发现，或纠正十年前的错误。
比较好玩的有两段。第四段说，发现一种叫滑石的新配料，瓷工以滑石取代高岭土。信中说，中国医生也以滑石配制成“清热的汤药”，据说“可以去污、开胃”。配方是，取六份滑石和一份甘草磨成粉，将半匙的混合粉放在凉水的大杯中让病人喝，“他们认为可使血液清凉并减少内热”。
问题是，扯这些干嘛？对研究瓷器有用吗？太远了吧？
对于滑石，现代的维基百科说：“中医学用作清热、利湿药，性寒、味甘，主治小便淋沥热痛、暑热烦渴、泻痢等症。”
另外，“滑石粉对人体无害，因此也被添加在食品、药品和化妆品中，用来美化色泽，改善口感或触感……欧盟要求所有含滑石粉的婴儿用品及化妆品都必须使用经过滤的滑石粉，以免混杂石棉。根据欧美的观察，长久使用会致癌，如有些爽身粉里就有这种成分。”
神父说得没错。
第九段更正十年前“红色的原料来自糟矾”的说法。这回澄清，釉里红是以红铜细粒和近似红色的某种石头粉末配制的。有个基督徒医生告诉殷弘绪，这种石头可作医药用的矾。“他们把所有配料捣碎，掺合年轻男子的尿和一些坯釉。我无法知道这些配料的分量，知道这秘密的人都不予泄露。这种混合物要在瓷坯焙烧前就敷上去，而且瓷坯无须再上别的釉”。
在巴黎等待烧瓷秘方的大老板们，大概不需要老间谍如此滑稽的秘密。
巴黎找不到神奇的高岭土，法国还是创办陶瓷厂，生产软质瓷器，直到1768年，南部利摩日的一个小镇上，一名外科医生的妻子黛莱特发现，院子里的黏土有增白功效，洗衣时能漂白衣物。这黏土便是寻找多时的高岭土。
利摩日成了法国的瓷都，老天也与殷弘绪开了一个玩笑，利摩日就是他的家乡。不过，殷弘绪已于1741年在北京逝世。
从1712年殷弘绪写第一封关于制瓷的信，到1768年利摩日发现高岭土，前后56年，而且，殷弘绪竟然等不到这一天。
殷弘绪原葬于海淀区正福寺法国传教士墓地，文革期间遭破坏，墓碑迁存海淀区五塔寺受保护的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内，碑上刻着：
耶稣会士殷公之墓
耶稣会士殷先生讳弘绪，号继宗，泰西拂朗济亚国人。缘慕精修，弃家遣世，在会六十年，于康熙三十九年庚辰东来中华传天主圣教，至乾隆六年辛酉五月二十日卒于都城，年七十九岁。
2. 殷神父的好奇心还包括中医
殷弘绪在中国生活42年，多以行医掩饰传教士身份。他的好奇心不只瓷器，还包括中医。他于1715年——就是写过那份重要的瓷器报告三年后——在饶州写给一名神父的信里，提到中国医学。
殷弘绪说，某些中国医生治疗天花，自夸掌握转移天花的秘密，把这种方法称为“苗”。若某个孩子出过天花无不良后果，他们就取下孩子身上的痂盖，晒干磨成粉末后存起来。当有人出现天花的征兆，就在病人鼻孔里放一团撒有这种粉末的小棉花球。中国医生认为，这种粉末进入血液后，可形成某种酵母，产生有益的发酵作用，通过这种办法，天花能充分发出来，不会有危险，因为它被嫁接在良性天花上。
天花古称痘疮。痘衣法是明清预防天花的做法，让健康儿童穿天花病内衣二三日，类似种痘的概念。（网络图）
殷弘绪强调：“我不大相信这种办法，如果有的话，我宁愿采用一小撮蝰蛇粉末。”蝰蛇极毒，主要分布于中国闽粤，印度、巴基斯坦，缅甸、泰国等地。
天花是一种急性传染病，康熙的老爸顺治就于23岁死于天花，康熙也因出过天花才能当皇帝。所以，康熙早在1682年便下令各地种痘。西方要等到1796年，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发现牛痘才能预防天花。
1726年，62岁的殷弘绪阅读《特列伏报告》（Les Memoires de Trevoux）里提及，种痘于17世纪在君士坦丁堡流行起来，再传到英国，特地在北京写了一封信给《耶稣会士书简集》主编杜赫德，谈中医对天花的治理，长气的殷弘绪这封信译成汉文约一万字。
传到英国的种痘方法与中国类似，但是殷弘绪对中国的种痘看法完全改变，从11年前的“我宁愿采用一小撮蝰蛇粉末”，到“这种手术很令人震惊”，“在中国已经施行了一个世纪”，还说中国人的种痘方法比英国温和，危险性更小。
他还小秀汉文，中国治理天花的方法叫“种痘”，“痘”与吃的豆同音，写法则多了象征生病的偏旁“疒”，“我想中国人把这种病称作‘痘’，一定想到皮肤上的小泡像豆子。”
他也推崇中医，说：“我对他们的医学不能作判断，论述中的语言高深莫测，中国人也不能全懂。但是……我相信如果能翻译这些书籍，欧洲医生对他们的各种诊断、症状、药物及品性的介绍，一定会很满意。”
殷弘绪向主编说明中国种痘的三种方法，并透露：“这还是秘而不宣的方法，我能毫无遗漏地收集这方面的知识，是很不容易的。除了必须送礼以外，还得答应不能泄露只为了欧洲好才告诉我的东西。此外，必须到不只一个地方去收集、对照、比较，看它们各自适用于何种情况，因为往往有各种操作办法。三种处方都是宫中御医告诉我的，不是最有名的御医，而是级别较低的。”
不知怎地，又想起殷神父对瓷器的“好奇心”。
3. 工业间谍抑或文化交流以及传教士义务
殷弘绪专论瓷器与天花的知识，在当时的欧洲都引起一定的讨论。问题是，对于瓷器，他只是“好奇心”，“尚未足以从事类似的研究”，却被指为“工业间谍”；相对于治疗天花，“还是秘而不宣的方法”，“必须到不只一个地方去收集、对照、比较”，一般却被认为是传播中医理论，文化交流。
为什么专述瓷器不是传播中国艺术，文化交流？介绍种痘不是“医药业间谍”？
殷弘绪自己有答案，瓷器是消费品，对象非富则贵，是商业行为；种痘是医学，也可获酬劳，但在面对生命时，人们会选择救人。
殷弘绪大量阅读中国古籍，他提到的就有《浮梁志》《种痘概法》《农政全书》《益寿术》《本草纲目》。但是，他没有继续对瓷器或天花的研究写成文章，倒是后人将其于1712年写给奥里信收集成《饶州书简》。1943年，日本神户大学的教授、艺术史学家小林太市郎还将它译成《支那陶瓷见闻录》。
不过，殷弘绪译过两本圣经文献《莫居凶恶劝》与《忠言逆耳》，算是尽了传教士的义务。
4. 三个世纪后中国元素又开始在欧洲流行
在中国42年，殷弘绪有幸经历三位皇帝康熙、雍正与乾隆，可谓身处清朝盛世，那也是中国瓷器在欧洲流行的兴盛期。
中国瓷器从16世纪大量运往欧洲，于18世纪到达高峰，过后欧洲人开始制作自己的瓷器，并在各方面超越中国，不只贵族，一般的平民都买得起。
瓷器原为贵族的玩具，贵族掌控社会、文化、时尚的趋势。像之前的银器与香料，是欧洲人对大航海时代的追求，瓷器、丝绸则是对古老中国的想象与文化追随。18世纪结束前，欧洲人更具信心，亦发对世界的掌控产生野心。
人们在看向世界的同时，往往会审视自身的文化，让自己的行动更具合理性、扎实。于是欧洲复古新兴，新古典主义出现，贵族开始趋向收集古物，唾弃华丽的装饰，走俭朴路线。在俭朴中，个人依旧追求品味，香水、花露水、阳伞、发蜡……创造另一时尚与文化趋势。中国瓷器逐渐退出欧洲市场，这不是巧合，像它在欧洲的兴盛。
1793年，英国遣使乔治·马戛尔尼觐见82岁的大清乾隆皇帝，是英国或欧洲发展的结果。然而双方的焦点最后竟是礼仪之争。乾隆或中国人对英国人的礼物没兴趣，那些礼物都是英国的精品，展现英国的先进科技和文明，包括韦奇伍德的瓷器。礼物也是国力的展现，可惜，乾隆或中国人没有殷弘绪的好奇心。
欧洲人——包括传教士——继续对中国抱着“好奇心”，下一回“接待”英国人的是乾隆的孙子道光。时间是1839年9月4日。
这样的结果，不禁让人想起，1712年殷弘绪说的：“虽说我的好奇心尚未足以从事类似的研究，不过我相信，对这项工作作比较详细的描述，对欧洲多少有用。”
殷神父的好奇心是一代欧洲人的好奇心。
殷弘绪说这话的100年来，中国一直没有人这么说过，或者说了没引起注意。日本人也没有，他们要多半个世纪。
中国与瓷器被欧洲与日本一起弄破，中国人花超过一个世纪重拾瓷器碎片，于瓷器在欧洲兴盛三个世纪后，“中国元素”又开始在欧洲流行。
这当然不是巧合，更多的是殷神父的好奇心。
作者为本地作家，报章副刊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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