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岁的父亲照片（1958）
整理父亲遗物无意中翻到1958年的日记，那年他20岁整，日记距今65年。日记体现本地典型华校生的端正字迹，写满当时青年的希望和忐忑，平凡却深刻。
文字犹如为我开了“任意门”的亲临其境，一些事物读来恍如隔世般新奇、陌生，很多已成为不再复见的历史人物和场景，例如二战后的马来亚和地缘大环境、上华校的学习生活，自由来回新马两个家、以及双十年华的美好生活。
书写本文前稍稍犹豫应不应该阅读别人的私密日记，然则父亲不是别人，他身上发生的事和经历的年代深深影响了他，从而也传承到孩子身上。我以既感性和理性的态度去阅读他、缅怀他，然后梳理1958 年轮下的瞬间和永恒。
日军占领马来亚时，父亲年仅四岁，大家族北上逃亡至彭亨州，靠种稻为生数年光景；战后才重回柔佛州老家继续开垦园丘。开明的祖父和两房祖母没有因此耽误孩子的学业，父亲和两个哥哥念“爸爸开的学校”，即祖父在老家捐赠土地开办，至今还成为名校的华文小学。毕业后，后者前往新加坡念华侨中学，唯独父亲念中正中学，念到高中毕业。
当年父亲身处的大环境还是马来亚联邦的英国殖民时期，新加坡历经二战的惨痛洗礼，正设法争取自治。早在十年前，由于英政府镇压反殖民地运动导致马来亚共产党进入森林打游击战，新加坡进入长达12年的紧急状态。大卫•马绍尔在 1955年4月6日成为新加坡的首任首席部长。1956年与伦敦政府关于新加坡完全自治的宪制谈判破裂后，马绍尔辞职，由劳工部长林有福接任。
1957年3月由林有福组成代表团，成功在伦敦与英国达成协议，于1958年5月28日在伦敦正式签字。新加坡到了1959年才取得完全自治。
“联邦”星洲人的中国心
虽然出生“联邦”柔佛州的华人新村，长大后到“星洲”上中学，父亲的国家的意识似乎模糊未成形，没太关心政治动态，从日记来看似乎更关心中国发生的事件。
3月24日，他写道：晴天，报章在今日登载反中庸运动，在中国。
他接着写下中庸的意义：中庸就是马马虎虎，而大陆认为这是不行的，因为群众进步、人类进步（靠）这种中庸之举是行不通了。时代的进步是每天的新陈代谢。
针对反中庸运动，不知道他了解多少，他又继续写道：“往往走错几十年都不知道，不管是年青人也好，成年人也都会时常走错误的（路）。” 父亲又思索大我和小我的定位：“个人为小我，亦曰小己、个己，而谓扩大及人群成为大我。”
为何新闻引起他的关心？我猜测当时中国人民共和国建立不到十年，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仍然在博弈中。据学者分析，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庸一直被当作折衷主义加以批判。当时整个社会的主流思想是激进变革，对于革命者而言，要肃清这些保守的势力，就需要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主张，因此 “中庸之道”是受到被批评的。
对于本地新闻，他并非完全忽视。1958年的八月是本地历史上重要的月份，新加坡的第一个社会运动“反吐痰运动”正式开展。
8月1日，父亲写道：“全星推动反吐痰运动”。作为热心青年的他似乎马上响应号召，隔天就去看展览。他写道：“到大钟楼（注：维多利亚纪念堂）听全民卫生运动（反吐痰），进去展场看到王永元市长演讲，还有（副市长）王邦文等。来了很多三轮车夫、德士车夫，不过三轮车夫最多。”
他写道：“展览警告市民病害（注：肺结核）情形，影片播放吐痰引起的恶习和所得的结果如何，他也跟着大队沿街每家每户拜访，跟了好一段路才回家。”真是正义好青年。
我翻看当年的情况，该运动确实大规模，大型海报到处张挂，包括市议会（目前的政府大厦）、桥梁、电线杆和大树都不放过，100名市政府卫生部等部门的公务员义务挨家挨户分发传单。而王永元是在1957年成为本地的第一任市长。
全民卫生运动在整个八月份开展，特别是针对反吐痰，同年也推动反乱丢垃圾运动，成为新加坡最早期一系列社会运动的雏形。
反吐痰运动一直到我年幼的1970年代都有点记忆，当年常常看到路人随地吐痰，直到大程度杜绝这样的恶习，运动才退出人们的视野。不文明的行为原来可以被社会运动更改；近年尤其是疫情期间，有公众甚至呼吁政府再次推动反吐痰运动，可见此陋习根深蒂固。
阅读鲁迅的青年
小时候，爸爸书桌上有一尊鲁迅的白色小雕像，他身穿民初长袍的书生样子。我小时候是通过妈妈买的小人书《祝福》（祥林嫂）认识鲁迅，长大后才被他强烈时代使命感的作品吸引。原来家里早有一个曾热爱鲁迅的爸爸，只是从来没有跟他聊过。
1958年元旦开篇到二月初都是空白一片，没有生活记录却写满他阅读鲁迅散文记下的片段，例如《华盖集》的《战士与苍蝇》一文（1925年）：“战士战死了的时候，苍蝇们所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着，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但是战士已经战死了，不再来挥去他们。于是乎苍蝇们即更其营营地叫，自以为倒是不朽的声音，因为它们的完全，远在战士之上。”
父亲的日记本和日记中的字迹
又例如，他看了鲁迅的散文《夏三虫》： “跳蚤的来吮血，虽然可恶，而一声不响地就是一口，何等直截爽快。蚊子便不然了，一针叮进皮肤，自然还可以算得有点彻底的，但当未叮之前，要哼哼地发一篇大议论，却使人觉得讨厌。如果所哼的是在说明人血应该给它充饥的理由，那可更其讨厌了，幸而我不懂。”
这些文章针砭时事 ，批判社会乱象，措辞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影响了本地一、两代华校生，但是它并不像中年以后性格极为温和的爸爸会看的文章。我眼里认识的父亲已经不太看书，但是小时常买书给我们看，连词典也会买给我。除了关于摄影爱好的书，就只看报纸。
家庭的负累与责任
父亲高中毕业后，并没有继续升学，两个哥哥和他都一律回到柔佛州管理家业。祖父虽然开明，让孩子都上学，包括后来年纪较小的六个叔叔和姑姑都上英校，他心里可能希望最年长的孩子回到他身边。由于还没毕业，日记上没有任何着墨，或反抗的情绪；每当父亲或母亲从“柔佛州出来”，他都耐心陪伴；学校假期一到就回老家园丘帮助他父亲和两个哥哥。
我甚至猜测他们的责任感高于对知识的追求，也可能成绩没有优异到必须继续升学，于是坦然跟随命运召唤，听从父命。当然，最合理的解释是当年华校生的出路狭窄而导致。我母亲曾说父亲的愿望是当一名教师，日记中看出他很好学，课堂一学到什么就写到日记中，或者制图方便记忆，还会常常自问自答。
如果当年没有大家庭的牵绊，能顺着自己的心意，他可能是一个好老师，或者他会不会更快乐？
也是在1958年，父亲在新加坡遇到他的终生伴侣，就是当时年仅17岁的母亲；父亲后来申请为新加坡公民，他们十年两地恋爱才结婚。婚后他们选择在柔佛家乡生活，直到妈妈在我升小学时带着我们回到新加坡定居，不过一家人始终过着“周末家庭”的两地生活。
珍贵的日记
现代人几乎不再写日记，爸爸终其一生都写日记，这点我学了他。柔佛州老家一整个书橱排列他的日记本，上面是中正中学超长形的木框全校黑白毕业照。由于造型突兀，摆在哪哪都不对，在不同年代出现于家中不同的角落，却始终完好保存。
到我成年偶尔偷偷翻看他的日记（在迎来他温柔的苛责声前），日记中的一切都是柴米油盐，条条账目分明，记录家乡人的红、白事，无风无浪。他还忠诚记录我出国留学为我预备多少钱，几时几点去机场送我接我，第一次参加妹妹的大学毕业典礼和弟弟进兵营等等。
因此当我看到1958年日记中父亲青年的另一面，我有点震撼和懊恼：感觉好像认识他，又好像不认识他；我好像他，又不像他；我来不及认识全部的他，他却已远走。即使他在世去问他，他可能三言两语就把我打发走：“问那么多干嘛？”忽然恍然大悟，怪不得我也那么喜爱鲁迅，爱看报纸和看书。
2019年4月17日辞世前两个月，他在新加坡家中写下最后一本日记的最后一句话：“今天好像要回老家……”
1958年日记的文字非常非常细小，必须用放大镜才看得见。待视力稍微恢复，笔者将在续集写父亲在中正中学课堂跟老师学了什么、当年中学生的读物和消闲生活，以及封建时代般戏剧化和家境贫困母亲谈恋爱唯恐受阻的信誓旦旦……
写多一点，我就思念少一点，认识爸爸多一点。
作者为本刊编委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