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续上篇书写先父20岁的日记，写下半篇下笔犹如千斤重，心情还是复杂，却又必须信守与《怡和世纪》的承诺。这次更把那年的日记从第一天看到最后一天，把父亲的青春岁月活现一遍。其中的难度在于小如芝麻的字迹似要把心事写进线条里，藏在空气中，料没想到66年后的今天能通过他的视角看到他和母亲从相识到定情的经过，一窥1950年代华校生的生活和精神面貌。
战胜的爱情
“是日是冬至佳节。十点钟收到群（母亲名字）的一封信，里面有一股爱我的含义。希望不是梦想，使我唱着歌儿不知欢乐，方是苦闷。”
12月22日，难掩喜悦和忐忑的寥寥数语，记录于寓意吉祥的冬至日，同年五月才经朋友介绍相识的两个分别20岁和17岁年轻人几经内心挣扎，终于确认了恋爱意愿。我父亲母亲的命运从此改写，甚至到父亲生命的尽头依然紧紧相依，也是我看父亲日记最激动的一刻。
两人交往最强烈的迟疑和阻力首先来自我母亲的自卑心理。由于家庭环境和学历的悬殊，她认为父亲的未来一片光明，不应该浪费时间在一个没有正规学历，工作都没着落的女孩身上，甚至建议两人做“永远的知己”。
在门第观念深重的年代，这样的恐惧和心灵枷锁其实不无由来。在他们往后结婚前（1968年结婚）长达十年的交往中，势利的祖母果然印证了母亲的恐惧，祖母三番四次写信叫她放弃父亲，甚至明知儿子有心上人还到处找人给他做媒，气得痴心的父亲一度暴走离家，力抗母亲强权。这当然都是后话。
总之1958年冬至过后，我父亲因母亲的一封信就情定终生了，从此天不怕，地不怕。作为中正中学学子的他也沿袭一身的正气，不被俗套的传统观念绑架，鼓励母亲通过阅读自学，平时约会不是散步到“皇家山”（福康宁旧称）、已拆除的水族馆、红灯码头和植物园一带，就是上他家陪伴他温习功课，或者买书、画报或“Parker”钢笔送给她；即使母亲闹情绪时也一味木讷地鼓励她好好学习，真是不解风情。
有一次约会，多愁善感的母亲忽然哭了起来，他写道：“是不是为了离别，或是我（有）对她不好的地方呢？她说是为了离别，我跟她说怕什么离别，我会时常写信给你，你有时间努力学习求学。她答应了，但是再（还是）继续怕我看不起她。或者看她没学历没前途，怕我和她离别的痛苦，会把她忘记。”父亲解释又解释，最后他在皇家山树下“闭目养神，坐了十分钟就告别回家。”
穿越岁月的文字
自五月中旬逐渐认识到年底确认彼此心意，文字的叙述也逐日随每一次约会越见浓烈和亲昵，少年的浪漫情怀可寄情日升月落，可托付海滨栏杆，更可因为某个电影情节而黯然神伤。熟读中国作家巴金文学名著《家》《春》《秋》的两个少年人也时常彼此鼓励，不能受“封建思想”影响而“阻碍我俩的前途”。
细腻的父亲透过文字在日记抒发丰富的情感，把每次难分难舍的情愫和奔放的喜悦都一一记录下来：“我望着她聘婷的倩影，呆呆的出神，直至她的影子在人群中消失为止。”至今我们家还保留他俩婚前成叠成叠的书信，至今我没有阅读，也不知道未来会不会或应不应该阅读；封存的爱情故事也许就应该永远封存。
从他们的书信来往知道，原来本地1950至60年代的青年热衷于写信交友，通过征友文吸引志趣相投的笔友互诉心声，甚至也会互赠书本和杂志。即使父母两人相识后定期在周末约会，或者通过电话联系，他们还是会每周写一两封信，说明文字对他们而言更具有吸引力。事实上直到1980到1990年代，写信还是本地青少年的爱好之一，我和同学们的少年岁月就交了很多国外的笔友。
如此以文会友，花心思写信、寄信、喜悦收信、以文字表达自我的方式已是一去不复返。时下数码时代迷信快速信息和影像的浮躁青少年，无法想象当中的单纯、淡定和快乐。
市区生活的声、光、色、影
父亲年少时从马来西亚柔佛老家搬来新加坡就住在9号登路的双层排屋，正是热闹非凡的市中心。登路（Tank Road）是位于福康宁山山脚下一条长约260米的街道，为一条单行车道马路，入口处于克里门梭道（Clemenceau Ave），通往里峇峇利路。
而位于克里门梭道182号的 “丽的呼声”就几乎在父亲家门前，为他的青少年时光带来丰富的娱乐生活。从1949年启播至80年代期间（2012年停业），作为一个家喻户晓的私营电台，该电台设有两个广播频道：金台的中文节目和银台的中英文节目，但节目语言以方言为主。父亲和同学每周都会去丽的呼声的俱乐部听歌，也让他爱上唱歌，并定时阅读丽的呼声出版的周刊。
比父亲小13岁的小叔，小学时代就和父亲住在登路。他忆述并模仿父亲少年时一有空就在登路家的天台，双手在胸前紧握，旁若无人，张嘴就来高唱民歌（例如《康定情歌》和《敖包相会》等）的模样，又无奈又好笑。除此之外，他说父亲还喜欢画画，一拿起笔不是写字就是画画或画地图。
父亲除了爱听歌，也常看电影，有时一天连看两场电影。对于喜欢的电影，还在日记抒发心情，思考剧情的含义，例如11月，他看了1947年版本的抗日电影《八千里路云和月》，主角是陶金和白杨，他用了两天的日记篇幅写下对抗战女英雄的敬意。受到这些电影的影响，更容易理解他丝毫不把祖母对他终身大事的不合理阻挠看在眼里，完全活出一个勇敢青年的样子。
日记中提及的戏院包括首都戏院、东方戏院、大华戏院、金华戏院和奥迪安戏院等。这些当年的地标都已成为记忆，在我们的土壤上逐渐消失，而提及的电影不少却成为了电影史上永恒的经典作品。他看过的电影包括《火烧红莲寺》《包青天》《貂蝉》《七魂谷》《化身兄弟》《祝福》、印度电影《流浪者》以及许多不知名的福建和潮州大戏。
从广西南来的祖父，于二战前重返家乡广西创业失败归来南洋，1950年代愤将全副心思放在柔佛州开垦园邱。因此，父亲的童年记忆和学校假期都必须回到马来西亚家乡劳作一番，甚至在当年荒无人烟的笨珍龟咯一带开垦土地。我的祖父祖母则不定期回到新加坡，我父亲必须独立自强，很多时候得照顾自己的饮食起居，甚至要照顾弟弟妹妹。当祖父母回来新加坡团聚就一起去看电影或去南天大酒店购物，吃东西。
“南天”等于是今天的乌节路，多次出现在父亲的日记。目前牛车水裕华国货建筑的前身就是南天大酒店，等于是名气响当当的“六星级酒店”，酒店1936年建成后成为热门的去处，作为牛车水的地标，除了客房，还有店铺和夜总会，也是本地首间有电梯的酒店。酒店1996年改建成裕华国货后，仍保留古典风格的外墙与天台。
活跃的父亲热爱游泳和打篮球，多次代表学校出征比赛，几乎每星期都会和同学到不同的游泳池游泳，例如花拉公园游泳池和中华游泳会等。当年的选择并不多，花拉公园是1960年代之前建造的四个公共游泳池之一，而成立于1912年的中华游泳会至今屹立不倒。
买书是父亲的例常活动之一，他光顾的书店包括上海书局和世界书局等，有一次一口气在上海书局购买了包括《青年文摘》《闽粤风光》和《新加坡地图》等刊物。当前数码时代书店饱受冲击，纷纷关闭，目前在新加坡仅存的本土大众书局的前身就是1934年成立的世界书局。
华校生的课堂
父亲在课堂修读的科目包括：国文（中文）、英文、地理和历史等，历史人物例如王安石、范仲淹和司马迁的名句都一一出现在日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他也从清代长篇小说《儒林外史》抄下语录，认真学习“《儒林外史》是一面照妖镜，这班家伙在科举制度的巨网下有的苍蝇似的乱碰乱撞，有的得意嗡呜，有的目光如豆，有的嗜血如命。”
他也谨记国文老师“戴先生”的教诲，在日记写下：“关于读书或看报，如果看到有错误的地方就不要再看它，要把时间用在研究有价值的书，例如《水浒传》《三国演义》《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但是看这些书要小心，因为它们的头脑（内容）有些陈旧和不适合时代，应该要抱着一种澄清（批判）的精神去阅读它。”
有时课堂也不只是上课，九月的某一天，班上学生由两位教师带领到大世界参观《我们的新加坡》展览，展出内容关于“本地的工业厂家、私会党的状况和新加坡两百年前的地图”。活动也吸引英校生去参观，数百人鱼贯而入，场面热烈。
出生于1970年代，我童年时候听过长辈说“大世界”和“快乐世界”却始终无法想象，父亲日记多次提及，不是去看展览就是去看电影。大世界是1929年在坟场修建而成，主要是为金声地带（牛车水、中鲁延伸出的一个地区）附近居民提供娱乐消闲活动，包括免费电影、京剧演出与摔角。
随着战后经济逐步起飞，生活稳定，邵氏机构将它发展成为综合的娱乐区，定名大世界游艺场；它与另外两个世界——快乐世界及新世界齐名。大世界每年举行两次商业展览会，商展时又开放各种新奇的游乐活动，因此成为热门吃喝玩乐的去处。
憨厚和初尝恋爱的父亲就在不同生活场景的交替中：皇家山、植物园、中正校园、游泳池、南天大酒楼、马来西亚柔佛老家和龟咯园丘等，见证1958年的匆匆流逝，并开启他和我母亲携手开创幸福人生的起点。我何其有幸通过父亲的字迹，犹如坐上神妙的时光机器一般，聆听他的声音和喜怒哀乐，以及想象新加坡当年已是车水马龙的城市景观和社会面貌。
作者为本刊编委
图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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