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校刊滴漏出文化屐痕
已消失的华校百年办学经历，是华族移民胼手胝足、白手起家的酸楚阕歌——在一个民不聊生的乱世，族人离乡背井，尝试漂洋千里求温饱，以改善一穷二白的窘况。谁知谋生域外，碰上了白云苍狗般无法测知的时局更迭，原本的短暂海外打工念头，被残酷的局势折腾成落地不归的现实。偏偏殖民地主子又无意兴办华文学校，子女的教育问题横陈眼前，华社的有识之士便有了“为了苦儿，甘为骆驼”的念想，斗胆打起“武训兴学”式的精神，一首战歌，韵扬曲飘百年过。
我对百多年前本地华校创办的褴褛筚路所知不多，有时费点精神寻觅，多不得要领，因为时间吹飞了过往的资料，1930年以前的信息如凤毛麟角，零星碎片不易拼组成画面。前不久，因着偶然的机缘，我与工商学校早期的出版物相逢，想从中探知百年前华校前辈逆境求存的欲望便燃上了心头。这册名为《南洋工商补习学校丛刊》（简称《工商丛刊》）的出版物，因年代久远，纸张已呈深褐，粗糙的纸页老化了，容易碎损，翻阅时只能正襟危坐。
根据《工商丛刊》的出版日期推算，它是年刊，目前所知共得五期。创刊于1923年，那是工商学校创校三年后的事。至于何时停刊，尚未有资料佐证。翻读着发黄的百年老书，我缓慢地爬梳着早期华人异地兴学的碎步，以下是简要的阅读笔记。
《工商丛刊》记录的创校曲折路
聊起华校的办学路，我脑海油然浮现了当年小五课本里的韵文体教材《武训兴学》，它朗朗上口的文字，描述了动念兴学的初心：“武先生，创学校，不稍停，租借古庙几间屋，粉刷门墙气象新。学生招集贫家子，教师聘请宿学人。”这等精神，看来是从神州大地辗转到了南洋群岛——本地华族先辈当年因陋就简，借用戏台、租赁店屋办学的屐痕，透露着劈波斩浪的沧桑。
南洋工商补习学校（简称工商学校），成立于1920年1月，它先是租用丹戎巴葛路267号寅宾俱乐部二楼开办夜学，不及三个月便拔营迁徙，搬往英莪路（Enggor Road）30号，同时增办日学部。翌年七月，又因拖欠租金，业主决定封校。林则杨校长、李铁民老师以及夜学部庄惠泉、康镜波等学生毅然发起募款，付清积欠的租金，学校才得以为继。然而，欠租问题解决不及两个月，风雨又来了。这一回是殖民地政府为管制华校，推出“学校注册条例”，强制学校向教育局注册，这意味着它的课程、行政、卫生硬件等方面必须符合当局设定的标准，方能获准运作。条例也显示，当局有权审查教科书、注销或查封学校，因此新马华校多强烈反对。条例落实之初，有十几所学校被令关闭。五六年后，新马因注册不达标而遭除名的学校达三百余所。
面对殖民地政府的新条例，工商学校董事会担心注册后当局会干预校政，于是决定停办，而夜学部学生不从，积极向校方提出续办的诉求。最后双方协商，议决由校长兼任经理，董事退为赞助人，而学校则依法向教育局注册。
工商学校创办的最初五年，前行路道阻且长。所幸获得地区华商鼎力资助，夜学部学生几度热心相助，终于云开见月，步上了购地自盖校舍的柳暗花明路。因着众人逆风苦行，迎难而上，欧南园约克山头才有了这所规模宏大、颇具特色的知名华文小学。
华商的教育资助，在华校史上华彩盈篇。《工商丛刊》的记录里，不乏慷慨解囊的例子。1925年，殷商林金殿把柏城街的两座房屋送给工商校方，租赁所得悉数充当学校营运经费，这仁风义举让左支右绌的校方消减了经营压力。然而，风雨去了会再来。翌年7月，工商学校遭遇了业主突然终止租约的打击。根据《工商丛刊》第五期的记录，当时业主大东方保险公司之所以终止租约，乃因殖民地政府的工部局援引注册条例，凡是用于教育用途的产业，必须有足够的卫生设备。以工商学校的情况，它必须加盖12座新式厕所，方能符合要求。由于业主无意出资加盖厕所，选择提前终止合约，一旦学校搬离后便能把产业卖掉。校方基于时间紧迫，虽然加盖厕所所需经费不菲，也有意买下所租赁的产业继续办学，于是大东方保险公司开价四万元。工商学校为此召开赞助人大会，议决募款买下英莪路30号校舍，双方最后同意三万七千元成交。
翻拍自《工商丛刊》的约克山新校舍平面图
刊登于《工商丛刊》的工商学校新校舍模型
不料买下校舍后，枝节旁生，校方提交工务局的改建蓝图不获批准。倘若按照条例的要求修建，不仅费用昂贵，能增加的使用空间也极其有限，于是林则杨校长萌生了另外觅地建校的想法，但校方必须解决购买英莪路产业已支付三万七千元的问题。所幸后来惠安公会同意，以四万元的价格买下它。
接着，工商同仁集体投入了买地建校的热忱中。林则杨校长心目中的新校园，必须“地方宽敞、空气优良、距市不远、价格便宜”，他相中的是“最好在四排埔芋菜园乌添律”的地段。这块面积7万7356平方尺的地皮，为陈笃生后人陈季 所有，他感念华社办学的殷殷盛意，把原本卖价两万两千元的地皮，以一万两千元卖给了工商学校，彻底解决了它困扰多年的校舍问题。终于，宏图展现于欧南园附近的约克山头，我从《工商丛刊》的图片见识了九十多年前自费建校的草图，里边有礼堂、工场、宿舍、雨天操场、教学楼、办公楼六栋建筑，感知了华社一砖一瓦建筑教育城墙的酸甜苦乐，众人的绵绵心思，织就了一匹教化人心的缎锦。
《工商丛刊》留下的文化索引
《工商丛刊》的编辑同仁在经意或不经意间，显露了通过出版物营造文教氛围的用心。它每期都邀约中国文教界名人为封面献墨题词，内页还有不少文人雅士的书法作品展示，借此耳濡目染，熏香了华校独具的文化特质。
我略为整理了一下。孙中山建立共和政体后，两度担任总统的黎元洪为《工商丛刊》第二期封面题词；民初上海总商会会长、母亲为清代名臣曾国藩女儿的聂其杰，为《工商丛刊》第三期封面题词；佛学泰斗、民初高僧太虚法师，为丛刊第五期封面题字……
内页墨宝（许地山、吴稚晖）
《工商丛刊》内页，也刊登不少当代中国书法家惠赐的墨宝，铺垫文化绒毯，让学子耳濡目染，升华了该校春风化雨的厚度。这些名家，包括五四知名作家、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落花生》作者许地山，他留下篆书“利用厚生”勉励学生；1920年代担任过民国政府教育总长的易培基，留下“用志不棼乃凝于神”的墨迹；被誉为民国四大书法家的吴稚晖（吴敬恒），赐墨“诵惠南泥”篆书作品；民国政府福建省教育厅厅长王孝缉，以楷书“侨学明星”题词。1925年任东南大学校长的教育家蒋维乔；1920年代中国驻新加坡副领事秦汝钦；1921年东南大学创校校长郭秉文等文化名士的书法作品，都见于《工商丛刊》。
工商学校曾经的丰富书报收藏
身为一所小学，工商学校曾经发挥过令人意想不到的本土文化粮仓作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它所藏具有史料价值的报纸，悄悄地进入了本地文史研究者的视野。周星衢基金的博文分享中提到：“1960年，本地文学史家方修先生发现新加坡大学与工商学校图书馆藏有大批战前旧报纸，于是开始翻阅、抄录、整理马华文学史料，也就因为目睹了充足的资料，方修认为可以着手文学史的研究工作。”
工商学校草创之初，虽财力不济，但校方通过师生与社会人士捐赠等多元管道收集图书。《工商丛刊》的图书馆报告透露，当时不少回返中国定居或深造的校友，经常就地收集或购买书刊，馈赠母校。《工商丛刊》几乎每期都有一篇关于该校图书馆的藏书报告，详细记录赠书者姓名及其所捐书目。
从《工商丛刊》的图书报告，可知它所藏的中国内地杂志。包括《甲寅杂志》、《儿童世界》、《少年世界》、《北大月刊》、《国学丛刊》、《小说月报》、《东方志》、《学灯》、《海潮音》、《晨报副刊》、《新青年》、《立达季刊》以及新马的《马来旅行报》、《南洋时报汇刊》等等。它所收藏的华文报纸，包括新加坡的《新国民日报》、《叻报》与《南洋商报》；印尼的《三宝垄日报》；中国的《申报》与《思明日报》。
工商学校在《叻报》推出副刊
上世纪二十年代，新马华校与华文报积极互动在报章上出版副刊，这是一道颇具特色的文化景观。在众多华文报中，以新加坡的《新国民日报》与《叻报》最为积极。这类由学校主持的报纸副刊，多以文艺创作为主，通常由学生会、校内社团或学校老师负责编辑。例如《叻报》副刊《流产》，由华侨中学学生会主办；《工商周刊》由工商学校师生共同负责；新国民日报的《晨星》，由道南学校晨星社编辑。
《工商周刊》
工商学校当时能够借用《叻报》版位同时推出《工商周刊》与《工商旬刊》两个副刊，得助于谭云山与李铁民两位老师与《叻报》的关系。《工商周刊》创刊于1925年，《工商丛刊》第五期有长文，发表了《工商周刊》百期回顾、百期大事记以及百期篇目。
《工商周刊》所刊登的文稿，多与工商业知识或信息有关。该校推出《工商周刊》，旨在“为本校同学发表对于实业研究之所得，与讨论解决工商业各项问题”，凸显了该校以灌输工商知识、邀请商界人士到校演讲、与华侨工商社会紧密联系的办学理念。这种做法，在当时的新马校群中别具一格。《工商丛刊》里的文章，后来还分类整理成单行本。《工商丛刊》第五期封内页有《工商丛书》介绍，包括已出版《银行顾客须知》一书；印刷中的《新加坡各业调查》及《马来半岛商埠考》。
至于《工商旬刊》，则每十天出版一期，重点是发表校内师生的综合性作品。它的影响，不及它的兄弟副刊《工商周刊》。《工商丛刊》第五期有刊登《工商旬刊》各期的完整内容篇目。
工商学校的文化名师
通常名师兰薰桂馥，能陶冶学子于无形。翻阅《工商丛刊》的历年教师名录，我们得知它最引人注目的文化人是谭云山，湖南人，早年师从章太炎与太虚大师，与毛泽东同时代就读于湖南师范学院，曾加入毛泽东诸人创办的新民学会，后成为知名学者，被誉为现代玄奘。192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文豪泰戈尔邀请谭云山前往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任教，他前后干了40年才退休。
谭云山
谭云山于1924年到工商学校担任日学部主任。在工商学校任职期间，他同时为《叻报》编辑文艺副刊《星光》，为《新国民日报》主编副刊《沙漠田》。
我整理拙文之际，《怡和世纪》前总编辑林清如前辈来电问候。我把爬梳《工商丛刊》一事相告，前辈爆料，他的父亲林廷玉与华中已故郑安仑校长都是工商学校的早期校友，是谭云山的得意门生。谭云山后来推荐他们二人回返福建升学，林廷玉未成行，郑安仑学成回到新加坡，后来成为华中校长。
李铁民
另一位在工商执教并有文化影响力的是李铁民老师。他与陈嘉庚过从甚密，长期担任陈氏秘书，被认为是1940年陈嘉庚前往延安与毛泽东会晤的主要推手。1920年代，他曾任《叻报》总编辑。在工商学校任职时，兼任陈嘉庚橡胶制造厂广告部文牍主任。1923年陈嘉庚创办《南洋商报》，李铁民是该报督印人；1938年陈嘉庚担任南洋华侨祖国难民筹赈总会主席后，李铁民是该会秘书。李氏在工商学校期间，是该校文宣工作主管，也是《工商丛刊》的主干人物，是编辑，也是校阅者。
1922年，本地知名书法名家王瑞璧曾在工商任教。三年后他返回厦门深造，1950年代重临新加坡，任教于南洋女中。1960年代他往马来半岛发展，先后出任柔佛居銮中华中学与吉隆坡中华独中校长。
工商学校首创的学生银行
一百年前，工商学校在校内创办由老师与夜学部学生负责管理的学生银行，这项举措，是本地教育史上独出机杼的做法。那份为学生普及银行知识、掌握银行操作的用心，是一抹前卫的浓墨重彩。
《工商丛刊》第三期的《工商学生银行营业简章》，是协助后人具体理解学生银行的重要资料。简章透露了学生银行的业务内容：存款包括储蓄存款、往来存款、定期存款和无定期存款；放款则分抵押借款、信用借款、特别借款三种。
工商学校的校内银行，始于1921年。《工商丛刊》第三期康镜波的《学生银行报告》如是开篇：“民国13年（1924年），本校学生银行之业务，已由储蓄银行之规模，进而具商业银行之雏形矣……虽然，本银行固非如市上之银行有商务之交易……惟校中同学三百余人，小机关六七组，不啻一大市场耳。”
《工商丛刊》第五期的《学生银行业务报告》则透露：“本行营业之结算，至本年（1925）一月四日止，已经四届，股东红利之分发，已经三次，公积金之总额，已达一百六十元，是则股东投三角五分一股之资，便拥有价值六角六分一股之票矣。”
“学生消费公社”
成立“学生消费公社”，是工商学校为学生创造营运机会的另一举措。从《工商丛刊》里的校务报告，可知这个成立于1920年代的公社，是由该校日学部与夜学部各年级学生联手经营，主要售卖书籍和学生用品。
学生银行与消费公社报告、藤器工场报告
加入公社的学生，必须付五角钱入社股本，但无需即刻缴交，“只须于买取本社货物，待有红利时抵消。”公社每月底结算一次，所有余利，四分之一捐给校方，四分之一作为办事员酬劳，其余四分之二是买客红利，“依买客买物所付多少而分摊。”
看起来，消费公社的业务并不尽如人意。李联星在《第二次学生消费公社报告》中透露，“我们去年所计划者，多未达到目的，则因同学间不甚了解合作制度也”。
工商学校的职业教育课程
百年前，职业教育的概念已在工商学校落土萌芽。工商学校当初以“工商”作为校名明志，是期待以实用的教育内容为学生解决出路，落实它挥舞务实大旗的办学理念。这一做法，在当年也属罕见。我从《工商丛刊》发现，早年该校已积极联系校外的工商企业专才到校演讲，传授具体的商品知识，例如丛刊里刊登的来宾演讲稿，便包括凤梨、海参、沙莪、保险业等产品的知识与经营方法，校方希望这些专题讲座，能让学生亲近工商、学有所用。
百年前工商学校之所以有职业课程的设置，与它所在的时代撇不了关系——殖民地宗主对母语教育态度消极，华社的非嫡系身份，注定了它必须另辟蹊径——工商学校设立工场，开办藤器科，显然是为困顿的华裔子弟解决出路问题。
1920年代工商学校推出的职业教育课程，有“藤工科”与“国技补习科”两类。藤工科以编织藤器为主；国技补习科所指的“国技”，是拳术与冷兵器训练。工商学校为了落实藤器科课程，特地与厦门的闽南职业学校磋商，聘请专业技师南来授课。校内还设有工场供学生实习。《工商丛刊》第三期有《藤工场规程及工作规则》，详细列明其管理标准与使用守则。
康镜波在《工商丛刊》的《增设藤工场记》一文，开篇道出了当时穷户的境况：“入小学一年，要花十几块，这一块一块的不是石头，也不是砖瓦，都是雪白似的大洋，美如图画的银票啊！如果穷人得不到这东西，那么只好站在教育的门前哭。”这是身无一技之长的现实，也是校方设置职业教育课程的缘由。
这篇报告也透露，由于贫困子弟太多，减免学费其实杯水车薪，不仅无法彻底解决问题，同时还加重了学校的财务负担。校方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让学生自食其力，养成他们的独立精神”，在校内设立工场，让有经济困难的学生能一边上学，一边在工场实习技能，所制成的产品，交由校方售卖。1924年藤器科工场开课时，有学生28人，分成“编织”与“造架”两部，所生产的藤品包括藤皮椅子、藤心书夹、藤心字纸篓、藤心衣箱等一二十种。
爬梳后记
南洋工商补习学校从丹戎巴葛区起步，紧挨着通行粤语的牛车水，学生绝大部分是福建人。根据《工商丛刊》发表的“日夜学生籍贯统计表”，该校福建籍贯的学生约占95%。它的创校董事与前几任校长，几乎都是福建人。创校初期活跃的董事庄丕唐（华侨中学前董事长庄声畴之父）、林金殿（今之Kim Tian Road以他为名）、黄肖岩、黄卓善等董事，皆为福建籍贯商贾。
从《工商丛刊》的信息，我感知了工商学校的夜学部
弟子，是工商学校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之所以能扬帆起航的重要推力。由于报读夜学的学生年龄一般偏大超龄，他们日间工作夜里上学，思想比日学部学生成熟许多。他们见过世面，感知社会冷暖，对教育的渴求相对浓烈。工商办学之初，磕磕碰碰，多亏夜学弟子坚持信念，困境中几度出手相助，功不可没。
我从《工商丛刊》中理解了工商学校的办学特色——它或不停地展开各种形式的筹款，或设立学生银行，或成立消费合作社，或组织校外专人到校做工商演讲，或成立商品陈列所，或在报上推出《工商周刊》，或展卖藤器工场产品，或通过各种管道增添图书报刊，都得助于夜学部学生积极参与并执行管理任务，少了那股青年热情，办不成那些事。《工商丛刊》可视为一册册资料丰富的校务札稿，它巨细靡遗地记录了百年前的办学点滴，是后人窥视前人为教育付出难得一见的舷窗。
半夜整理此文，写着写着就想知道这所规模可观的学校，到底有哪些名字响当当的毕业生？搜索了一下，就说二战后，受教于工商的校友包括庄日昆前高级政务部长、前大华银行主席黄祖耀、前南洋理工大学詹道存校长、新加坡科学理事会前主席朱叔昭教授、前国会议员高立人教授、南洋艺术学院前院长苏启祯博士、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谢万森会长、南洋大学数学系李秉彝教授、南洋女中前校长蔡亮、本地音乐家李煜传……《武训兴学》有刍荛之言：“莫叹苦，莫叹贫。有志竟成语非假，铁杵磨成绣花针”——约克山上，人杰地灵。
工商以夜学起步，进而兼办日学，在林则杨校长的长期经营下，成果丰硕，至1958年教职员达103人，日学部学生逾2500人，与夜学部合集3659人，跻身新加坡规模宏大的华文小学之列。它经历了“南洋工商补习学校”至“工商小学”的演变，沿路挥洒的汗水，反照了新加坡华小百年逆风前行的精神，其中起伏跌宕所磨练的意志，已随时光风化成山壁间的一块颓岩。
作者为本地文史工作者，本刊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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