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恩和
环顾新加坡政坛，工人党可说是老牌的反对党，它的党龄比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只少三年。纵观工人党63年的历史，可以明显看出它经历过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主要原因是这三个时期出现三个风格迥异的领导人，工人党在他们的领导之下自然就呈现不同的色彩，这三位领导人就是马绍尔、惹耶勒南以及最近才卸下秘书长一职的刘程强。马绍尔和惹耶勒南都是属于个人色彩浓厚、性格张扬的人物。可能他们两人都是律师出身，表现出一种所谓的“律师性格”。刘程强给人的印象则比较谨言慎行、性格收敛，这与他受华文教育的背景，又是华文老师的身份有关吧。
“我是新加坡的良心。”——马绍尔
工人党的创党人是马绍尔 (David Marshall)，他是犹太裔，父母来自于伊拉克的巴格达，从政之前已是一个著名的刑事案律师。马绍尔真正步入政坛是在1954年8月，虽然之前他曾短暂加入陈才清 (C C Tan) 领导的进步党。从政坛偃旗息鼓是在1963年8月，从政的时间不长，只有短短9年。他的政治生涯始于46岁，当时已经是一个名成立就的律师，年纪不算“Too young”，不能说是误闯政治丛林的小白兔。但是，给许多人的感觉就是他在政治上“Too simple, too naïve”*，包括他一生视为政敌的李光耀也是如此嘲笑他。不过，由于他的特立独行、他的张扬个性和他的敢怒敢言，让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也让他成为新加坡政治历史上一个不容忽视的政治人物。(*Too young, too simple, too naïve‘太年轻、太简单、太天真’乃仿江泽民批评香港青年的一段名言)
工人党在后港的群众大会万人空巷
从政治新贵变成政治孤鸟
1954年，面对战后风起云涌的反殖声浪，新加坡的殖民地政府接纳林德报告书的建议，开始实行有限度的还政于民的宪制。在林德宪制 (Rendel Constitution) 下，殖民地政府把一部分的权力，下放到由一个25位民选议员和7位官委议员组成的立法议会，同时也大幅度提高选民的人数。虽然林德宪制下的新加坡的主要还是英国人主导，不过这让长期处于“紧急法令”下的压抑政治局面得到一些纾解，吸引了许多商人、专业人士以及工会领袖出来组织政党。
1954年8月，由林有福领导的新加坡社会主义党 (Singapore Socialist Party) 和印裔工会领袖创办的新加坡劳工党 (Singapore Labour Party) 组成政党联盟，称为劳工阵线 (Singapore Labour Front)，邀请马绍尔出来领导，成为它的主席。在1955年4月举行的林德宪制下的第一次大选，劳工阵线取得10席，成为立法议会的最大党，并与巫统和马华公会组成联合政府，马绍尔得以出任新加坡第一任首席部长。他在一开始执政就表现出强烈的反殖形象，与殖民地总督冲突不断，并在立法议会第一次会议上作出宣示，承诺在其任内争取到新加坡完全的自治。之后他在议会提出动议，要求英国政府把权力移交给新加坡人民。他的动议得到全体民选议员的赞成通过，从而开启了新加坡争取自治的“默迪卡(独立)谈判”。
1956年4月马绍尔率领一个13人的各政党代表团到伦敦进行“默迪卡谈判”，由于英国政府在新加坡全面自治的问题上已经划定底线，马绍尔也不是他们属意的未来新加坡领导人，加上各个政党在这个问题上各唱各调，甚至马绍尔自己的阵营内部也没有共识，谈判自然无法达到预期的结果。马绍尔只好在1956年6月实践承诺，辞去首席部长职务，由林有福接任，背后的原因是他无法取得政府同僚的同意，作出总辞的决定。转为后座议员的马绍尔，接着又面对党内的周瑞麒挑战他党主席的职位，成为政治孤鸟的他在1957年4月愤而退出劳工阵线。
新加坡政治大洗牌
工人党成立前夕，新加坡政坛刚好酝酿一场大洗牌，事因林有福带团到伦敦进行第二次“默迪卡谈判”带回的成果，附带一个特别条款，禁止政治扣留者参与新加坡自治邦成立前的首次选举。作为行动党代表的李光耀，在这个问题上采取暧昧的态度，引起行动党基层的不满，筹组新政党和争取在行动党中央拥有更大发言权的想法开始浮现，市面也传出李光耀将与林有福结盟的消息，他们结盟的念头得到英国当局的大力支持。(见美国中央情报局解密档案CIA-RDP79-00927A001400030001-4, Approved for Release 2007/10/23)
在1957年8月4日举行的行动党第四届党员大会，发生所谓的“夺权事件”，6位被视为左派的行动党党员中选为中央委员，其中5人旋即被援引内部治安法令扣留。也在这个时候，拥有4万多会员的三军雇员工会，以及商行雇员联合会、银行雇员联合会等，相继恫言退出职总，响应马绍尔筹组工人党。面对危机，亲林有福的职总寻求左派卅二工团的合作，商讨合并的计划。与此同时，陆军平民雇员联合会主席奈尔 (N.S.N Nair)，以工人党发起人身份，也致信卅二工团征求他们有关筹组工人党的意见。8月22日卅二工团举行会议，会上议决反对加入职总，反而提议协助马绍尔筹组工人党，原因是职总表明不接受他们提出修改章程的提议。就在当天卅二工团开会的时候，林有福政府援引内部治安法令扣留了工团的主要领袖。
事后新加坡政府发表白皮书，说明采取逮捕行动是要阻止左派接管行动党和职总。根据澳洲解密档案，林有福说这些都是他引蛇出洞的计划，目的是帮助李光耀清党和找出幕后控制左派工会的人物。(见澳洲解密档案NAAA1838, 3024/1/7Part1)
1957年11月3日马绍尔宣布工人党 (Workers’ Party) 正式成立，以独立、民主、社会主义作为党的诉求。在当年马来亚意识高涨的年代，工人党也把追求一个统一、民主和社会主义的马来亚当作奋斗目标。马绍尔建党的意识形态主要是借鉴英国的工党，为此他曾特地到伦敦工党总部学习组织工作和取经。工人党在成立初期表现强烈的亲工人的色彩，在30位执委中，工运人士就占了20位，这恰如其分的表现了它的党名。假如要给它归类，工人党在政治谱系中处于偏左位置。马绍尔自己把工人党的政策和主张，定位在介于右派的劳工阵线和左派的行动党之间。
1957年12月的市议会选举给新生的工人党一试身手的机会，虽然作为主席的马绍尔没有参选，它在32选区中只派5个候选人参选，结果有4位中选，这对于初试啼声的工人党无疑是好成绩。
政治黑箱操作下的牺牲品
这场市议会选举，另外一个以反殖和社会主义为诉求的人民行动党也参与，它的14位候选人有13位中选，成为市议会的执政党。从创党到执政市议会，行动党的反殖、争取独立和主张社会主义的立场，已经取得大量选民特别是华族选民的认同。工人党在这次的胜利也展示它的实力，在行动党的李光耀看来，面对一个和它立场大同小异的工人党竞争，行动党在即将举行的自治邦首届大选，要取得压倒性的胜利显得不利。他认为工人党能够取胜是因为得到“共产党”的支持;行动党主席杜进才也说“最大的对手将会是工人党”。当时的首席部长林有福则表示，“在‘共产党’的支持下工人党必将在大选中取得好成绩”。(见NAA 1838, 3034/2/1PART 6)
行动党在市议会的胜利，让前一段时期因为领导权受到党内左派挑战，有意与林有福结盟的李光耀，在权衡利害关系之后放弃这个想法。为了制衡党内的左派，也化解共产党对其他反殖政党的支持，遂有1958年3月李光耀和马共“全权代表”方壮璧的秘密会见。李光耀此举是寻求共产党的合作，以便为他走向执政之路保驾护航。
在李光耀和马共之间的黑箱操作之下，1958年8月4日发生“郑越东辞职事件”。郑越东是工人党副主席，也是电器与无线电工友联合会主席，1957年在工人党的旗帜下中选市议会加冷区议员。他以工作繁重难以分心兼顾市议员的工作为由，辞去市议员的席位，同时宣布辞去工人党副主席。紧接下来的由于郑越东辞职而举行的加冷区补选，工人党候选人罗嘉法遭遇惨败，按柜金被没收，行动党候选人则取得压倒性胜利。工人党在这次补选失利，一般认为是失去左派群众支持的结果，而行动党的胜利，证明李光耀的策略是成功的。
这次补选的失利对马绍尔来说是灾难的开始，对工人党的打击接踵而来，首先有5位工人党执委退党，加入人民行动党，接着他的前战友林有福，联合自由社会党组织新加坡人民联盟 (Singapore People’s Alliance)，工人党仅存的三位市议员及一位执委跳槽加入，让工人党一时陷入困境。
1959年5月根据第二次“默迪卡谈判”的结果，新加坡举行自治邦成立前的大选，大选过后新加坡成立自治政府，新加坡的政治地位也从“殖民地”变成“自治邦”。这次大选，行动党和人民联盟全面对抗，参选全部51个议席，工人党在遭受连番的打击之后，只派三个候选人参选，其中包括马绍尔。马绍尔选择在自己认为有把握的经禧区参选，直接面对他的前战友首席部长林有福以及行动党的候选人。选举结果让马绍尔大失所望，受周瑞麒弊案缠身的林有福不但中选，而且票数竟然比他多达一倍，其他两个工人党候选人也遭遇惨败。
被边缘化的马绍尔
1959年大选，在左派的护航下，李光耀得偿所愿，人民行动党取得压倒性胜利，在51席中获得43个议席，李光耀出任新加坡自治邦首任总理。行动党执政后，党内左右两派的分歧逐渐凸显。为了摆脱套在颈项的信天翁 (albatross around one’s neck西谚，意为灾难或不祥之物，引自吴庆瑞语，指党内左派)，李光耀提出“通过合并取得独立”，和英国、马来亚联合邦的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密谋商讨成立马来西亚。马来西亚计划原是李光耀对付党内左派的杀手锏，计划一提出马上激化党内两派的矛盾。
1961年6月7日安顺区因行动党议员病逝举行补选，让刚刚在芳林区补选失败的行动党面临另一场考验。这意外而来的补选，让失意已久的马绍尔重新找到政治舞台。他以工人党候选人的身份，提出废除“内部治安法令”和“无条件释放所有政治扣留者”的主张，反对成立马来西亚，提出实现新加坡独立的见解。他的主张得到行动党党内左派的支持，让他在安顺补选中顺利当选。
1961年安顺区补选马绍尔当选立法议员
马绍尔重新当选为议员的时候，刚好是行动党因为马来西亚的计划造成分裂，党内以林清祥为首的左派包括13位立法议员被逼退出行动党，成立社会主义阵线 (Barisan Sosialis)。行动党与社阵两大阵营为马来西亚问题进行激烈的攻防战，作为反对党议员的马绍尔也卷入这场大论战之中，因为是孤军作战，而且缺乏中心论述，立场摇摆不定，夹杂在两大阵营之间的他，显得顾此失彼。
1963年1月18日，马绍尔因与工人党副主席岑忠民和秘书长蔡辗杰，在有关加入马来西亚的公投 (referen - dum当年称为“全民投票”) 问题上产生分歧，宣布退出工人党，成为独立的立法议员。失去明星领袖的工人党因此进入冬眠期。1963年2月2日行动党政府为扫清障碍，在新加坡展开一场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逮捕行动，代号“冷藏行动”(Operation Coldstore)，逮捕了一百多个反对党、工运和文化社团人士，其中就包括了两位工人党的领袖，其秘书长蔡辗杰和副主席岑忠民。蔡辗杰在同年9月获释，旋即代表工人党投入同月举行的大选，失败后宣布脱离政坛。这次大选是在马来西亚成立后第五天举行，工人党仅派出3个候选人参选，马绍尔重作冯妇在安顺区以独立候选人参选，工人党则派出张素强参与该区的竞选。两人均惨遭痛失按柜金的失败，其他两位工人党候选人蔡辗杰 (勿拉士沙区) 和黄汉照 (克罗卜区) 也落得同样的下场。在这次行动党和社阵两大阵营激烈竞争下的大选，无论工人党或马绍尔都被边缘化了，败得人仰马翻。
永不言倦的政府批评者
从马绍尔创立工人党到退党，工人党经历了5年2个月的马绍尔领导时期。客观来说，他没有给工人党留下什么可资借鉴的政治资产，无论是在政治主张、政治愿景或党建组织上。马绍尔虽然在从政开始就想以英国工党为师，在党的意识形态、政治主张、组织建设方面，能够有所借鉴。不过，因为他没设法引进政治人才，建立团队来贯彻和执行这些工作，致使工人党变成一个马绍尔唱独角戏的政治舞台。工人党建党初期，是以工会团体作为基本群众的来源，也在党纲中罗列一些基本维护劳工利益的主张，仔细检测下都是一些较为空泛的老生常谈，缺乏明确的见解，这都是它明显的缺点。
马绍尔留给大家的记忆，就是他永不言倦充当一个无所畏惧的政府批评者，以及他不假辞色和尖酸泼辣的批评言辞。他当首席部长时期，在浮尔顿广场的海苹果树下，首创每周会见选民为民排难解纷的做法，今天不管是执政党或反对党都纷纷效法，算是一项留给我们的政治遗产吧。
1965年8月9日，与中央政府冲突不断的新加坡，终于得以脱离马来西亚宣告独立。新加坡立法议会也改称为国会，选区由51区扩大到58区，在1968年举行的新加坡独立之后的首届国会大选，由于最大的反对党社阵坚持“议会外群众斗争”和反对“假独立”，宣布抵制大选，其他势力较小的反对党也不想参与。在58个选区中只有7个选区有人参选，工人党派了2位候选人参选，由其秘书长黄汉照参与义顺选区，组织秘书岑忠民则在惹兰加由选区，其余5个选区的候选人都是独立人士，行动党在提名日当天就宣布当选为执政党。工人党原本以为能够吸收社阵的选票，以“有效率及诚实的反对党”作为竞选口号，不过事与愿违，选举结果2位工人党候选人和其他5位独立人士均告饮恨沙场，新加坡开始进入一党独大的政治局面。
马绍尔1962年6月在珊顿道群众大会
新加坡政府一方面积极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准，加强住房、教育等基础建设;在政治方面却一点也没放松，1971年5月政府以“宣传共产主义和煽动华文沙文主义”为由，援引内部安全法令扣留《南洋商报》4位要员。接着指责英文《东方日报》(The Eastern Sun)涉嫌接受外国资金资助，进行“黑色活动”。另一份英文日报《新加坡先驱报》(Singapore Herald)，也被指控是“马来西亚联盟党的工具”，面对报章准证不能更新的困境。这是新加坡政府插手报业、管控新闻的先声，试图制造一种寒蝉效应。
“你必须被毁灭不止一次。”——惹耶勒南引述总理的话
相较新加坡政治的严冬，后马绍尔时代的工人党挨过冬眠得到复苏。1971年8月留守工人党的旧党员邀请惹耶勒南 (J B Jeyaretnam) 参加工人党，他是一名斯里兰卡裔律师。随同他一起加入工人党还有一些新血，为处于低迷状态的工人党注入活力。惹耶勒南随即被委为秘书长的重任，负起改组工人党和拟定新党纲。在他领导之下成立了一个14人的新领导层，其中4位是来自于旧领导班子，工人党的党务开始重新启动，除了在各区成立区委会，工人党的机关报《铁鎚》 (The Hammer) 中英文版也先后创刊。
惹耶勒南时代的开始
惹耶勒南的加入，开启了工人党的惹耶勒南时代。1972年8月的大选是惹耶勒南领导下的工人党面对的第一次大选。为了宣示工人党新的主张，他首先为工人党制定了“14点宣言”(14-point Manifesto)，宣言最重要的精神就是强调“新的社会需要一部新的宪法”。提出“在行动党统治下必须修改和废除的错误作法”:包括归还人民基本的权力;加强议会民主制度;修改没经审讯的扣留法令;废除过度集中的权力;重新实施陪审员制度;废除雇佣法令以及大专入学准证等。
工人党有27位候选人参选，几乎占了全部65个国会选区的一半。在这场大选中，行动党参与全部65席的竞选，有8席因没人竞选而不劳而获，其他5个反对党包括2位独立人士参与其他57个选区。选举的结果行动党囊括了全部议席，虽然工人党是全部反对党中得票率最高的政党，但是惹耶勒南参选的花拉公园选区，和对手行动党的李昭铭相比，只得到区区2688票，令他大失所望。这次选举新加坡经济刚好进入快步发展时期，选民相对关心的是面包和饭碗问题，工人党“14点宣言”强调基本人权和公平法制，难以引起大部分选民的共鸣。再加上执政党对反对党候选人的素质提出质疑，影响选民对反对党候选人的观感，也对工人党造成影响，因此只能在工薪阶级和平民中吸收到选票。
大选过后工人党通过其代表律师惹耶勒南，起诉行动党候选人郑文滔以及广播局涉嫌毁谤，因为郑文滔在竞选演说中指责工人党接受一笔60万元的资助，作为竞选经费。不过两项起诉均告败诉，造成工人党的大笔财务负担。事后美国《新闻周刊》的新加坡记者冯清莲写了一篇报道《新加坡选择性的正义》，发表在当年11月11日的国际版，因而吃上官司，被处以1500元的罚金。
1976年的大选，工人党因为选前人民阵线的并入而增强了势力。它派了22位候选人参加竞选，并以“迈向一个关怀的社会”为题发表竞选宣言，并以此作为竞选口号。这个口号后来成为工人党长期使用的标志性的口号。选举结果正如大家所料，行动党再次囊括了全部69个议席，工人党还是保持反对党中得票率最高的政党。值得一提的是惹耶勒南在菜市区面对行动党强人邝摄治，第一次取得佳绩，在全部反对党候选人中得票最高。惹耶勒南选后表示:“1976年的大选让工人党成为新加坡一个不容忽视的反对党”。
大选过后，工人党武吉班让候选人何元泰就被内部安全局通缉，罪名是“煽动华人沙文主义情绪”，何元泰后来逃亡英国并长期定居于此。惹耶勒南的日子也不好过，他被总理李光耀起诉涉嫌毁谤，最终被罚以巨额的赔偿。
1977年5月拉丁马士区因该区议员逝世举行补选，惹耶勒南在与各反对党的协商下，得以单独会战行动党候选人陈天立，不过成绩不佳，饮恨沙场。接下来在1979年，6位行动党国会议员引退，作为该党自我更新的举措。惹耶勒南参与直落布兰雅的选区的补选，成绩有所进步，得票率高达38.8%。
面对1980年的大选，工人党只参与8个选区。竞选中工人党提出“恢复人民基本权力”，“终止未经审讯的逮捕”和“降低人民生活的成本”，难以引起选民的共鸣，行动党再次横扫全部75个议席。李光耀选后总结说:“面对现在更有鉴别能力、更加挑剔的选民，他们期望看到的是有更良好教育的候选人”。以此出发，我们看到行动党的精英政治进一步的推行。
打破国会的垄断
屡败屡战的惹耶勒南在1981年迎来转机，10月由于安顺区议员蒂凡那卸下议员职务，以便出任新加坡总统。惹耶勒南在这场三角战的补选中，以微差打败行动党新手，成为社阵杯葛国会以来首次有反对党的议员，打破行动党15年全面垄断国会的局面。不过这历史性的胜利对于惹耶勒南个人来说，却是魇梦的开始。虽然他在国会是孤军作战，不过表现不俗。他针对许多政府的政策提出尖锐的批评，并且经常向部长甚至是总理提出挑战，让行动党政府不敢对他掉以轻心，也建立了他敢怒敢言的形象。随着他的声望日隆，接踵而来政府对他和工人党的打击也越多。从1982年开始到1984年，他和工人党就面对接二连三的法律行动，让他穷以应付。但是他始终越战越勇，从政府严控新闻媒体、购买高尖端武器、学校分流制度以及延迟提取公积金的年龄等课题，他一一不肯放过。他的表现让人们增加对工人党的信任，吸引许多关心政治的人士加入，其中就包括了刘程强。
1984年大选惹耶勒南当选为安顺区国会议员
1984年大选，行动党引进了李光耀的儿子李显龙。工人党依旧强调建立“一个关怀的社会”，来回应行动党的精英主义以及家长式的统治。行动党则从精英主义立场出发，嘲笑反对党的候选人的素质，甚至拿波东巴西区反对党候选人詹时中的中学会考成绩，来与行动党候选人马宝山的对比，以此证明行动党候选人比反对党候选人优秀。选举结果一出，被嘲笑的詹时中反而逆胜，成为得票最高的反对党候选人；惹耶勒南则在安顺区守土成功，得票也大幅度增加。反观行动党总得票率只有62.9%，比上一届足足跌了12.6%。李光耀认为这是选民“给予政府压力”，恫言考虑修改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这次大选首次引进“非选区议员”制度，不过因为全部反对党原则上反对这个制度，高票落选的工人党和其他反对党候选人均拒绝接受成为“非选区议员”。
1986年7月惹耶勒南被取消议员资格，因为高等法院判他和工人党主席黄汉照在“呈报工人党账目时报假账”，他被罚款5000元兼入狱1个月。这项判决也致使他不能参与下一届的大选。
1987年5月，政府援引内部治安法令扣留22人，罪名是“涉嫌参与一项推翻政府的马克思主义阴谋”，并指控他们“渗透教会与学生团体”，其“幕后主脑是陈华彪”。陈华彪是新大前学生会领袖，1974年被判参与骚乱罪，出狱后逃亡至英国。22人中有些人曾帮忙工人党的竞选工作，或者为工人党机关报《铁鎚》撰稿，不过并非工人党的党员。看得出政府担心受英文教育的知识分子与工人党合流而采取的行动。
1988年的大选开始实施集选区制度，政府说采取这项新举措是要保障少数族群候选人在国会中保持一定的比例，不过反对党及工人党持反对立场，认为这是要减少反对党中选的机会。社阵在影响力日减的情况下，在选前并入工人党，虽然惹耶勒南无法参选，工人党派出32人参选，人数比上一届增加了一倍。工人党在这次大选中，得到前副总检察长萧添寿助阵，在友诺士集选区与社阵前主席李绍祖和电视媒体人卡立，组成三人团队参选，结果只以1.8%的微差落选。在这次大选中，只有民主党的詹时中守土成功，再度中选。
1991年刘程强首次当选后港区国会议员
1991年的大选显得有点突然，因为距离上届大选只有3年，让大家不由自已地猜想是要防止惹耶勒南参选的举措，因为他的参选禁令即将期满。此事令吴作栋宣布将在大选过后的一年半内另外举行补选，让他得以参加，以免贻人口实。在这1991年的大选，反对党首次采取“补选策略”，只派少数候选人参选，工人党只参选5个单选区和2个集选区。结果这个策略奏效，有4个反对党候选人中选，其中一位是工人党候选人刘程强，他在后港区得票52.8%中选。另外三位是民主党的候选人，包括詹时中蝉联中选。在友诺士集选区，工人党的候选团队以政坛老将李绍祖领军，仅以47.6%得票率落选，选战的激烈给行动党造成不少的压力。
1991年大选惹耶勒南在友诺士集选区的群众大会
1997年的大选，成绩令反对党大失所望，民主党由于党争造成分裂，詹时中改以人民党的名义参选，得以保持议席。另外两位民主党原议员却告双双落选。工人党的刘程强，在后港区不但守土成功，得票率还上升至58%。工人党在静山集选区由惹耶勒南领军，另一队友邓亮洪成为这次大选的焦点人物，他是一名律师，也是南洋艺术学院的主席。他在竞选过程中，被执政党指为“华文沙文主义者”，认为他对于华语和华族文化的言论，危害新加坡的种族和谐。静山集选区工人党以得票率45.2%落选。选后邓亮洪面对巨额的毁谤官司，选择流亡在外。惹耶勒南以最高票落选人身份，重返国会成为非选区议员。
2001年对工人党来说是重大的改变的时刻，领导工人党30年的原秘书长惹耶勒南宣布不再寻求连任。5月刘程强被选为新秘书长，在2001年大选前几天，惹耶勒南宣布退出工人党，并带走一批跟随者。
天生的反对派
工人党在马绍尔退出后，逐渐陷入低潮。惹耶勒南的加入，让工人党重新复苏，他不但改变了工人党，也给死气沉沉的新加坡政坛带来活力。凭借他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终于打破行动党连续16年在国会中的垄断。从他赢得安顺补选开始，改变了国会没有反对党的日子，让反对党议员在国会成为新常态。
惹耶勒南与他的前任马绍尔一样，都是具有很强个人性格的政治人物，两人都是敢怒敢言，不同点是马绍尔在批评执政党时，虽然不假辞色，但是所用的词语多属漫骂色彩，呈现的是戏剧性和吸睛效果;相较马绍尔，惹耶勒南对执政党的批评更具杀伤力，针对的问题更具体更实质，他锲而不舍多次挑战执政党的政治容忍度，因此被执政党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对他难以容忍，一连串的官司随之而来，面对人格毁灭、破产、监禁以及两度被逐出国会，各种打击让他穷以应付。当年李光耀这么说:“每个人知道，我的袋子里藏有一把斧头，那是很锋利的。你挑战我，我就拿起它，我会逼你到死巷”。李光耀够坦白，不装好人，把两人的恩怨情仇说得淋漓尽致。
惹耶勒南和马绍尔的共同点是个性张扬，领导作风独断，很难和意见相左的党内人士相处，因此在他们领导期间，党内风波不断。工人党成为他们演独角戏的舞台，也因此不能在党内建立稳固的领导团队，遑论党的政策研究和理论建设的工作。长期对党务工作的忽视，对有素质的候选人的选拔培养付诸阙如。惹耶勒南时期工人党虽然不断有“明星”效应的候选人投靠，但他们的忠诚度不高，且各行其是来去自如，工人党成为失意政客或机会主义者的栖身工具。
盖棺论定，在惹耶勒南领导工人党的30年，他以个人在国会力战执政党团队，在各个重大课题上穷追不舍，据理力争的形象，让工人党得到选民的认同和肯定，为工人党在每届的大选中保持40%左右的选票，这比其他反对党30%的平均得票率还要高，这就是他对工人党作出最大的贡献。
惹耶勒南的政治生涯充满悲剧色彩，他留给我们的印象是一个天生的反对党，面对政治猎巫时总是一派勇者无惧。新加坡政治历史上如果少了他，必定要大为失色。
“我要工人党成为理性和负责任的政党。” ——刘程强
2001年5月工人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连续做了10年工人党议员的刘程强，接替惹耶勒南成为工人党秘书长。跟他的前两任不同，他既没有他们所拥有的名气，也非社会地位较高的专业人士，更重要的一点他是非主流的华文教育源流出身，要在处处以英文为尊的政坛闯出天地，更是障碍重重。
刘程强是末代南大生，毕业后从事华文教师的工作。处身教育界，让他深切了解政府的精英主义分流教育政策，断送了许多学生的求学前景，也阻断了他们通过教育改变生活的途径，让他决定投入政治，希望能为新加坡作出改变。1982年，他加入工人党，旋即被委为组织秘书，1984年的大选，他是惹耶勒南在安顺选区的竞选代理人。1988年大选刘程强首次与工人党其他2位候选人参选中鲁集选区，虽然落败，不过他在华语辩论会中，与李显龙和副总理王鼎昌在“民选总统”课题针锋相对，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1991年大选前出任工人党的副秘书长，参选后港单选区，以生动的潮州话发表竞选演讲，赢得后港区选民的支持，中选为国会议员。万事起头难，在缺乏经验管理市镇理事会的同时，又必须面对执政党不友善的动作，但是他在后港区凭着接地气的基层工作，以及勤政亲民的深耕细作，逐渐凝聚出一种“后港精神”，把后港区打造成工人党的坚固的堡垒，让他在1997大选轻易蝉联后港区议员，得票率进一步提高至58%。
打造自己的路
刘程强一接手工人党，就决定要“走自己的路”。他对工人党的方向和策略做出调整，改变前任采取的比较激进的对抗性的作法，把党从中间偏左的立场向中间靠拢，成为一个走中间道路的政党，工人党也因此被人视为“简易版”的行动党(PAP-lite)。民主、自由、人权不再是工人党强调的意识形态。它表明不会为反对而反对，而是关注民生课题，与执政党进行理性的竞争。为了回应新一代选民对候选人素质的要求，工人党开始比较注重候选人遴选工作，成立遴选委员会来进行，以此建立忠诚度较高以及较稳固的骨干队伍。从此，工人党杜绝了所谓“政治明星”带枪投靠的历史。
2001年的大选是刘程强领导下的工人党马上面对的大选，党务改革刚刚开始，因此成绩乏善可陈。工人党参选阿裕尼集选区5人团队，因为在填写竞选表格出现差错，被取消参选资格。最后只由刘程强留守后港区和另一位候选人傅立源出征义顺区。受美国“911事件”的影响，新加坡经济也面对衰退，选民的投票行为变得谨慎，大选结果刘程强得以保住后港区，不过得票率稍微下降至55%，义顺区则遭遇惨败。
工人党虽然在这次大选表现不理想，不过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工人党在刘程强领导下展现的新作风，吸引了一批新人加入，他们不但年纪较轻，也拥有较好的教育和职业背景，包括后来成为工人党骨干的林瑞莲、严燕松、陈力峰等。在2003年6月的中委会改选中，8位新人被引进中委会，刘程强力排众议推举新人林瑞莲出任党主席。从刘程强的大胆起用新人，并委之以重任，让人看到他过人的胆识和海纳百川的容人胸怀，也给工人党的更新计划带入一个良性循环的阶段。
2006年的大选对行动党来说是一个试金石，因为这是行动党在更新计划下，由李显龙首次以总理的身份领军的大选;对于工人党来说何尝不是如此，这也是刘程强接手工人党后，对他提出的新路线、新方向的一个检验。
2006年的大选，工人党一口气推出20个候选人参选，其中不乏令人耳目一新的候选人，也让人看到在刘程强领导下的工人党已经脱颖而出，以鹤立鸡群的姿态出现在众反对党之间。刚出任工人党主席的林瑞莲领军一个5人团队，出征阿裕尼集选区，这是林瑞莲第一次参与选举。竞选期间，发生了“戈麦斯事件”。戈麦斯是林瑞莲团队的一个候选人，因为指责选举局没有处理他的“少数民族证书”的申请，后来选举局拿出当天的录像显示戈麦斯没有呈交申请书，戈麦斯才做出道歉。天赐良机行动党见猎心喜，上至总理下至部长，轮番指责戈麦斯玩弄政治把戏，说他人格有问题，是个骗子，并提高到质疑反对党候选人诚信的高度。戈麦斯事件是一
《罗生门》，过度的打击最后引起选民的反弹，网络博客李健敏制作了视频《肉脞面》加以讽刺，选前两天行动党才惊觉而停止攻击。另一个引人注目的是工人党派出“新星”饶欣龙，带领一队由年轻新人组成的“敢死队”，挑战总理李显龙领军的宏茂桥集选区。
这次选举，在工人党的堡垒后港区举行的群众大会，出现历史性的万人空巷的场面，通过网络而传遍新加坡。在这种声势浩大的造势活动助威之下，工人党取得不俗的战果，刘程强守土的后港区，得票率冲高到62.7%新的历史高度;阿裕尼集选区得票率43.9%;攻打总理坐镇的宏茂桥集选区团队也取得33.9%得票率，林瑞莲在选后得以出任非选区议员。
突破集选区不可攻克的魔咒
选后的工人党得到长足的发展，2011年的大选，是工人党一次练兵的机会，也是工人党在刘程强领导之下面对新一轮的检验。在这一次的大选，工人党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刘程强放弃留守后港区，而是移师到阿裕尼集选区。在阿裕尼集选区，集中了工人党最好的候选人，除了刘程强、林瑞莲、后来成为工人党秘书长的毕丹星 (Pritam Singh)、莫哈默费沙 (Muhamad Faisal)，尤其是令人瞩目的“王牌候选人”陈硕茂，他除了拥有哈佛大学、牛津大学和史丹福大学的学位外，还是国际著名律师事务所的精英人才。他亮丽的履历，比诸行动党的候选人毫无逊色，为工人党吸引不少中产阶级和社会精英的支持。后港区则由饶欣龙出征。
工人党在大选前发表它的新竞选宣言“迈向第一世界的国会”，主张国会必须有足够的反对党议席，才能有效监督和制衡执政党，避免出现腐败和错误，国会才不会沦为替执政党政策保驾护航的树胶印国会。刘程强在竞选演说中提出“反对党是要扮演副驾驶的角色”，时刻提醒执政党不要打瞌睡并监督它行驶在正确道路上。他的说法是要安抚一些选民，反对党目前无意取代政府，而是扮演辅佐的角色，让选民安心投票。由于竞争激烈，阿裕尼集选区成为全国瞩目的焦点，李光耀出来发表了被认为失分的评论:“假如阿裕尼 (选民) 决定那么做，那他们将会有五年要在后悔中度过”。
作为一个平民出身又是受华文教育的政治家，他终于冲破社会精英垄断的权力结构藩篱，以一个华校生的视野，引导新加坡的政治向前发展。就这点来说，它所揭示的意义非凡，值得我们去深思；而他的政治理念以及他展现的政治胸怀，为工人党也为新加坡留下宝贵的资产。
选举结果工人党果然攻下阿裕尼集选区，突破集选区无法攻克的魔咒，成为新加坡政治历史的转折点。水涨船高，工人党不但保住后港区，得票率也冲高至64.8%。工人党在这次选举整体平均得票率是46.6%，高于反对党的平均得票率的39.5%，工人党在国会稳固成为第一大反对党。
新一轮的国会开幕，工人党的陈硕茂在国会的首次发言一鸣惊人。他把工人党比喻是“敢于谏言、敢于讲真话，不怕被唐太宗讨厌”的谏臣魏征;希望明理的执政党做唐太宗，共同开创太平盛世，我们不要一个“执政党独断独行、而小人唯唯诺诺的世代”。他的言论引起大家的关注，《联合早报》罕见地为此发表社论《国会辩论令人耳目一新》，赞扬陈硕茂清晰地厘清了几个关键政治概念，例如爱国不是任何政党的专利;多元不会造成政治分裂;培养独立精神与服从强势权力之间的矛盾;反对党作为反对和监督政府的正当角色等。不过，令人扼腕的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陈硕茂过后长期在国会保持低调，令许多对他有所期待的人大失所望。
有起有落的工人党
工人党在2011年大选的重大胜利，过后不久就面对一个不小的尴尬，新科议员饶欣龙传出绯闻。他起初自我人间蒸发，过后对传闻也不作出任何解释。工人党在面对危机处理时，一时表现犹豫不决，拖延多日最后才做出开除的决定，让工人党失分不少。后港区后来的补选，工人党派出方荣发应战，虽然保住议席，不过得票率略有下降。
2012年12月，行动党榜鹅东区国会议员柏默婚外情曝光，他也是国会议长，很快地他向总理递上辞呈。相较于工人党前期的危机处理，行动党表现出一贯的果断，立即做出明确的决定和说明。虽然如此，该区的补选，工人党的李丽连以54.5%的得票率当选，让工人党在国会中的议席再增加一席。
2015年的大选对工人党来说是处于较不利的环境，一方面这一年建国总理李光耀去世，一些选民对他的缅怀之情难免会化为支持执政党的选票;另一方面这一年新加坡适逢建国50周年，铺天盖地的庆祝纪念活动，对于执政党展示50年治理新加坡的成就不无帮助。在这种情形下，工人党因为在上一届的大选取得长足的进展，党内或支持它的选民自然会对这届大选有不切合实际的期待。工人党派出强大的队伍，一共28人参选5个集选区和5个单选区。这也是独立以来执政党首次面对全面的竞争。选举结果工人党失掉新赢取的榜鹅东区，只保住后港区和阿裕尼集选区，阿裕尼仅以1.9%的极小优势取胜;后港区得票率下降4.4%;工人党整体的得票率也下降6.8%，虽然还保住得票率最高的反对党宝座。反观行动党的得票率从2011年60.1%跃升至69.9%，创下了行动党有史以来第二高的记录。
2016年6月工人党举行大选失利之后的中委会改选，选情激烈，12个中委席位一共有21人角逐，刘程强秘书长的职位首次面对陈硕茂的挑战，在新引进的30位干部的支持下，刘程强得以保住秘书长一职。所幸不像以往党争过后有人脱党出走，陈硕茂虽挑战不成，仍留党成为中委兼财政。从这点可以看出，工人党的党内民主和党纪已经逐渐建立，成为一个较成熟的政党。
2018年4月工人党中委会改选引起大家普遍关注，刘程强在选前宣布不再寻求连任秘书长一职。新一届的秘书长由毕丹星出任，负起领导工人党的重责，刘程强继续留任中委。工人党在刘程强的领导下完成世代更新计划，把党带入一个有序良性循环的新阶段。
十七年功过评说
从2001年到2018年执掌工人党秘书长17年的刘程强，终于卸下他的担子。17年功过如何评说?刘程强出任领导领导工人党的时候，设定了“走自己的路”、把工人党打造成理性和负责任的反对党，这些目标是否都一一完成?
工人党今天在新加坡政坛举足轻重的地位，以及它在选民心目中的良好印象，证明刘程强的路子是走对了，也证明他是有政治判断力、有远见、有理想、有组织能力的领导人。刘程强接手的工人党，说它是一个烂摊子也不为过。作为一个受华文教育背景出身，又不是来自社会精英阶层，走进一个处处以英文为尊，以社会地位论资排辈的新加坡政坛，要闯出自己的天地，可以想象他必须做出更大的努力，付出更大的代价，更不用说去领导一个反对党。从初期英文报章记者故意吹毛求疵他的英文，处处为难就可知道他的处境的艰辛。不过，作为一个华校生，也有他与众不同的优点，比如他的“知所进退”、他的“不逾矩”、他的“小心驶得万年船”，让他终于把一个“烂摊子”转型成为一个令人尊重的反对党。
与工人党前两个领袖的有勇无谋比较起来，刘程强展现的是有智有勇，“该出手时就出手”，阿裕尼一役就是极好的例子。在完成设定的目标之后，他又能急流勇退，不眷念权位，为后人立下典范。不过，最令人津津乐道的是他不时抛出的妙语佳句，比如“杀鸡儆猴”、比如“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比如“拿出香蕉，引来的也可能是猴子”，通俗一点的还有“告到你脱裤”，形成他独特的政治语言的修辞风格。不过，随着华文教育在新加坡的消失，这种政治语言多元的呈现也可能成为绝响。
今天许多人论说刘程强，都强调他改变了工人党，其实他不但改变了工人党，也同时改变了行动党，或者说他领导下的工人党的存在和发展，迫使行动党不得不正视和作出改变。我们可以看到行动党两个明显的变化:第一是对待反对党的态度，行动党长期执政下的善治和经济成就，让它取得执政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也滋长了不容许他人挑战和质疑它的执政地位，衍生出“马基雅维利”式的统治思维。在刘程强领导下，工人党从一个对抗型的反对党转变成建设性的反对党，与执政党理性的博弈取代了你死我活的斗争。让行动党逐渐改变一味压缩反对党生存空间的做法，转而将反对党视为是议会民主的象征来容忍;第二是在工人党政策主张的竞争下，迫使执政党不得不对一些政策作出修改。特别是在2011年大选过后，政府开始扩大“社会安全网”，对老人保健、交通、住房政策作出调整。当年的副总理尚达曼针对这些改变，形容行动党已经转变为中间偏左的政党。
工人党从创党开始就走中间偏左的路线，政策主张偏向维护弱势群体的福利，让它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不乏草根庶民的支持。刘程强却能跳出初期“潮州怒汉”的角色，把支持者扩大到中产阶级和社会精英。作为一个平民出身又是受华文教育的政治家，他终于冲破社会精英垄断的权力结构藩篱，以一个华校生的视野，引导新加坡的政治向前发展。就这点来说，它所揭示的意义非凡，值得我们去深思;而他的政治理念以及他展现的政治胸怀，为工人党也为新加坡留下宝贵的资产。
作者为本刊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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