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邹文学
前言
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王瑞杰，2019年8月3日宣布新加坡古迹名单增加两个：政府大厦前大草场及新加坡河上的加文纳（Cavenagh）、安德逊（Anderson）和埃尔金（Elgin）三座桥。
随着上述古迹的宣布，新加坡保留历史建筑的问题再次引起关注。究竟政府是根据什么标准来作出上述决定？这些标准又怎样决定了人们关注的武吉布朗坟场，比达达利坟场、国家图书馆以及80年代便被拆除的国家剧场的命运？
国家要发展，须拓宽和建造道路，须盖新大厦和建造公共设施，但是却经常要面对古迹和历史建筑挡路和占据地点的问题，尤其新加坡是个地小人多的国家。我们该怎样取舍呢？
经济发展与古迹保护是一项很难协调的矛盾，两者要取得平衡很不容易。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有些领导人没有保护古迹的观念，而一般人民要拥有这种观念更须要长时间培养，不能一蹴而就。
本刊这次承蒙三位关注保护新加坡历史文化遗产的专家接受访问，畅谈他们对新加坡保存历史文物现状的看法。我们希望能由此引起读者和社会人士的关注。
陈有利教授
1986至2000年国大法律系全职讲师，2000年成立历史、文物和出版咨询公司。活跃于多个民间组织，是新加坡古迹遗址保护协会（ICOMOS Singapore）主席。编辑和撰写的新加坡法律、历史和政治的著作超过50本。目前担任国大法律系兼职教授，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兼职教授。
杨茳善副教授
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建筑与可持续设计系副教授，新加坡古迹遗址保护协会执委，新加坡亚洲研究协会执委，著有多种探讨保留历史建筑问题的中英文著作。
赖启健建筑师
建筑与城市历史学者。1996年考获新加坡国大建筑硕士学位，2005年在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取得建筑与都市设计史博士学位。研究领域为东南亚建筑与艺术史，尤精于二战后马来西亚、新加坡及印度尼西亚的发展。著作包括《马来亚艺术简史》（1999年），《建造默迪卡：吉隆坡的独立时期建筑1957 - 1966》（2007年），与洪志忠建筑师合写《默迪卡对话录：建国时代建筑师、工程师及艺术家群像》（2018年）。政府对保存历史建筑的态度
陈有利：自新加坡独立以来，政府对保存历史建筑的看法是有个进程的。上世纪60至80年代，建国总理李光耀对历史建筑的保存显然并不热心。我们看到一个“新加坡之友”的组织，便曾呼吁政府不可随意拆掉老旧建筑。他们指出那些都是历史的沉淀，具有保存价值。不过，政府的态度却认为，要进步就得发展，老旧的建筑不让路，国家建设怎么推进？
1971年，政府成立古迹保存局（Preservation of Monuments Board），负责推荐应该保留的古迹，不过，这是个没有牙齿的机构，不能推翻当局的相关决定。
1983年，到访新加坡的游客显著下降，次年成立的专责小组提出的研究报告指出，那是新加坡失去古旧建筑和传统活动所散发东方社会色彩的缘故。为了发展旅游业，新加坡应保存为数已经不多的、能反映新加坡历史进程的古迹。
1980年代，根据古迹保护法颁布的古迹一共30个，如天福宫、凤山寺、苏丹回教堂等。今天连同刚宣布的政府大厦前大草场及新加坡河上的三座桥，国家古迹已增至74个。这些法定的古迹，除非获得当局批准，任何人不得对建筑作任何更改。
1989年，政府通过规划法令（Planning Act），授权市区重建局负责鉴别和保留历史建筑。不过，他们所采取的观念是保留（conserve）而不是保存（preserve），也就是以比较宽松的方式来保护历史建筑，如只需保留外观特色，内部可以随需要改变设计。在这个法令下颁布的保留区（conservation area）共有7100个，除了国大武吉知马校园、广惠肇留医院、初级法庭等历史建筑，大部分都是旧店屋，分散在我国100多个地点。
1993年8月，新加坡国家文物局（National Heritage Board）成立，这是个由国家文物局、国家档案馆、国家博物馆及口述历史部合并而成的法定机构，全权管理新加坡的多元化文化遗产。
我曾经担任古迹保存局委员多年，我晓得古迹保存局的影响力有限。
杨茳善：我同意陈教授的看法，文物的保护，政府的态度最重要，其中包括法令执行者的态度也很关键。
从我个人的经验审视，以前政府官员大多数不重视保存文物，他们都很务实，总是从经济角度考虑问题。不过，经由近几年的接触，我发现已有更多官员愿意认真对待这方面的诉求。
文物的保护，免不了和经济状况有关连。记得80年代，政府原本计划拆除市区的大片旧房子，却因为发生波斯湾危机，世界经济衰退，政府只好暂时搁下计划。后来有了滨海南发展蓝图，市区用地压力下降，那些老房子最终便得以保留下来。
由前高等法庭和政府大厦合成的新国家美术馆全景（林少彬摄）
保存古迹的标准
陈有利：相信大家还记得拆除旧国家图书馆所引起的风波，那时候民间舆论一面倒，我们也表示反对。为了建一条不到百米长的交通隧道，而坚持拆除承载三代人民共同记忆的一栋建筑物，道理何在？
杨茳善：为了建造一条短短的隧道以提升该路段的行驶速度，有关方面竟然力排众议，坚持拆除国家图书馆，确实不合理。
陈有利：就我所知，当局评估古迹应否保留，立有三个标准：历史性、对地区的历史意义、建筑特色。
我觉得这三个标准并不足够，没顾及社会记忆的重要性。要知道实体才最容易唤起人们对往昔生活的记忆。不同年龄层的人虽有不同的成长记忆，但是一座有年龄的公共建筑，却可能成为许多人的共同记忆，尽管记忆的内容和感情有别。
像国家图书馆这样的历史性建筑，是能在帮忙国人建立国家认同感的过程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的。
在新加坡，好多历史建筑已让位给发展项目。经济建设虽然事关民生大计，却不一定非要牺牲掉文物古迹。红砖砌成的老图书馆消失了，只换来一段能够加快车速的公路，值得吗？
1986年拆除的国家剧场，据说存在结构安全的问题。不过，建成这座世界最大悬臂屋顶的建筑师黄匡国曾指出，他有定期安排人检查，建筑是安全的。
赖启健：剧场的五个菱形设计其实不只具有装饰作用，对于整座建筑包括屋顶都具有加强结构的功能。
1963年建成的国家剧场，是为了庆祝新加坡在1959年成为自治邦而建。从建国历史的角度来说，它不是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吗？但是，最终还是拆了。
国家剧场本来要建在加冷，后来发现那里的土壤性质不适合，才转移到福康宁山脚。
其实，在林有福当政的五十年代那几年，当局便有意大力发展本岛东部的加冷和芽笼。1956年他们建造独立桥。1959年在加冷举行博览会，都是很好的例子。
以独立桥为例，现在的尼诰大道是它的后续建设。如果政府愿意人民联想两者的前后关系，从而唤起国人对五十年代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回忆，那么把那两头别具特色的意大利制造石狮子，从军事学院搬回桥上，应该是一个值得考虑的作法。
新加坡应有意识地保留每个历史阶段的历史性建筑。很多领导人往往太关注未来而忘了过去。
认真看待国家古迹意义
杨茳善：政府最近宣布新加坡河上的三座老桥为国家古迹，意义不大，因为它们早已在2009年被列为保留建筑（同另两座桥：李德桥Read Bridge和渥桥Ord Bridge被列为保留建筑），获得足够的法律保护。应该指出的是，钢筋水泥的埃尔金（Elgin）桥已被多次修建，并非原貌。
赖启健：1965年落成的新加坡大会堂，也翻新过，已经不是原貌，古迹保存局仍于2010年宣布它为古迹。
杨茳善：富尔顿大厦也与新加坡河上的桥一样，早已于1996年宣布为保留建筑，前几年还被提升为古迹，而大厦内早已面目全非。甘榜格南马来王宫和裕廊镇管理局大厦都是如此，先列为保留建筑，后提升为古迹。
赖启健：前几年引起某些国人强烈反弹的拆除武吉布朗坟场计划，今天已部分成为现实。政府为了缓解罗尼路一带的交通堵塞，不惜毁掉这个全国最大坟场的约3700个坟墓，与此同时，发展计划也摧毁了山里的生态。
杨茳善：接下来，依据总规划蓝图，政府还打算在未来分阶段清除那里的更大片坟场发展成住宅区，造另一个碧山新镇。
武吉布朗坟场是世界最大的华人公墓之一，离市区六七公里，占地约86公顷，散布在坟山的坟墓最少有10万个。近几年，它已变成好些想多了解新加坡历史的人的朝圣地。
武吉布朗坟墓建于1922年，1972年关闭。国大中文系主任丁荷生教授说，武吉布朗坟场是个了不起的历史档案库。研究墓碑文化的工程师洪毅瀚也宣称这里是东西方文化交汇地，位于岛的中央，是龙的腹部，不能让人剖开。
陈有利：陆路交通管理局就要宣布武吉布朗的发展计划时，他们在最后一分钟通知了我，因为我当时是民间组织新加坡传统文化协会（Singapore Heritage Society）的主席。我刚获知消息，能做什么？立即想到的是怎样保存坟墓的资料。我要求他们做好所有被迁移坟墓和周围环境的记录。他们立即同意。他们后来果然为所有墓碑编目，并把重要墓碑都收藏起来。武吉布朗坟场这才不至落得比达达利坟场那样的下场。当年比达达利坟场仓促拆除，完全不做必要的记录与档案保存，使事后做任何形式还原的可能性丧失殆尽，确实令人遗憾。
赖启健：武吉布朗坟场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很多华族名人葬在这里，如王三龙和陈金钟。从他们的墓碑，以及很多约百年前遗留至今的墓碑，我们可阅览时代变化留下的许多痕迹。这里是个故事丰富的民间宝藏。
有中国专家来参观后说，如果这些坟墓是在中国发现的，很有可能会划定为一级文物保护。墓碑的青石材料质地难得，刻字和雕塑的工艺水准尤其高，因为二十世纪初的好些新加坡华人，经济条件比起老家乡亲要富裕得多，他们有能力回到家乡寻找好石材和聘请手艺高的工匠打造墓碑。
新加坡很年轻，可是它的发展和成功，也不是空穴来风，它还是有历史可追溯的。
土地有限，空间无限
杨茳善：新加坡的土地有限，有两成土地还是向海水要来的，可是我们能发展的空间却是相对无限的。国家发展和文物保留，可以并行不悖。
新加坡人口到2030年将增至690万，政府还有计划增加到1000万。不过，人口的增长是渐进的，速度很慢，政府完全有时间做好规划，逐步增建房屋和公共设施，以满足逐渐增加的人口的需求。
有专家曾指出，我们可以在某些地段如环岛高速公路以南，提高土地容积率，建造更多高楼，容纳更多居民；然后在环岛高速公路以北，保留较多绿地、湿地和古迹，也考虑改造部分高尔夫球场，以发展成适合更多人使用的消闲设施。
从总体来看，我们的土地供应还是足够的。像武吉布朗坟场这样珍贵的文化遗产，是应该保留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人们对文物保留的认识不高，加上当时缺乏能修建古建筑的工匠，而本地工人多数不能胜任修建古建筑的任务，许多古庙匆忙翻修，文物价值因此受损以至几乎荡然无存。90年代以后，新加坡恢复与中国内地的联系，并留意到台湾也有工匠，同时我们经济上也较宽裕，因此许多木结构的古建筑修复工程才能顺利进行，如粤海清庙、凤山寺和双林寺等。
我们修复古建筑的工作还存在一个很大局限，很多计划都由建筑师主导，然而他们当中很多人对于古建筑的修复技术都缺乏认识。
还有一点应该指出的是，私人机构的财力不能和政府相比，比如修复粤海清庙花费750万元，属于官方的维多利亚剧院和纪念堂的翻新开支是1.58亿元，国家美术馆更高达5.3亿元。虽然，上述例子的用途与面积均不同，但其差距实在太大。
陈有利：政府有资源维护古建筑，私人业主则对自己的老房子是否成为保留建筑很是担心。一旦被宣布为保留建筑，那便吃不了兜着走，房子不能重新发展不说，还得花钱维持旧貌。因此，好些拥有五十年代建造房屋的业主，都想赶快拆掉老房子重新发展，免留“后患”。
杨茳善：显然，政府拨款很关键，不过，这些拨款也要用得恰当和准确，那不只关系到所选择的目标，还包括款项要用在节骨眼上，要精打细算。
陈有利：国家美术馆的选址曾遭到很多专家反对，他们认为包含市政厅和最高法院的旧政府大厦，改造为美术馆并不理想，无论从建筑的格局、光线、空气和停车条件来看，要发展成现代化的美术馆存在很多局限。建筑师也发现，原本的建筑没打地基，如果要在旧建筑上施工，首先就得加强地基。从国家美术馆的兴建理念被提出直到翻新完工，历时十年，比原本预计的时间多了一倍，工程开支也不得不调高许多。
处理好历史传承问题
杨茳善：政府2015年庆祝建国50年，2019年便庆祝开埠200年，好像很重视历史。然而，事实呢？
赖启健：保留古迹有多重意义，首先能加强身份认同感。身份认同的问题很复杂，与历史、地理和人文的联系千头万绪。那些表面看来冷冰冰的建筑物，却很可能激起众多国人的一片赤诚之心。
陈有利：新加坡在经济建设方面显然有所建树，是人民的福祉。不过，在精神建设的层面上，却还有待努力。从保存古迹和保留历史建筑的角度来审视，国家领导可能需要站得更高，才能更全面地处理好新加坡历史文化的传承。
作者为本刊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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