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维介
1958年3月30日南洋大学举行落成大典，汹涌人潮掩盖了大学的每一角落。
Courtesy of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与古稀之年的“建国一代”闲聊六十多年前的南洋大学落成大典，都说盛况空前，它绝对是这小岛国难以再现的集体社会心情。我出生于1950年代，南大落成时，虽少不更事，但对这所学府的印象还是有的。当年周边的长者不时聊起华社力拱南洋大学，从创校投入的热情资助，到上路的种种颠簸，点滴心情都沉淀于我心底。有一段时期，我对华社这场不寻常的盛典充满好奇，盼望能得知更多信息，填补我的空白。念中学时我买下以今的《椰林短曲》，里头有一篇《沸腾的云南园》，让我第一次从文字中感知这场盛事的氛围。这篇文章，七十年代曾被编入中学华文课本里。
《沸腾的云南园》，作者以今，原名沈侠云（一说沈侠魂），担任过小学校长，是南大落成大典的现场见证者。文章如是描述了当天的盛况：“整个云南园涌着排山倒海似的人潮。密密麻麻，万头攒动；在红墙绿瓦，金碧辉煌的南大图书馆前，在绿草如茵的校园里，在大路中，在树荫下，在高耸的楼头，在陡削的山岗，汹涌的人潮几乎掩盖了所有一切的空间......在这一天，新加坡的人们汇成了一股莫之能卸的巨大的热流，翻腾澎湃，浩浩荡荡奔向南大。”
人们对这场十万人奔赴盛典的口头或文字忆述，经过时间刷洗，留下的记忆已经十分零碎。岁月沉淀之后，所有奔放的情感只滴漏出概括性的简要文字，少了张力。于是我兴了念头，翻阅1958年南洋大学落成大典的报章报道，加上零落于书刊上的忆述......尝试缝制一张南洋大学落成大典的百衲被，留住一点逐渐挥发的社会温度。
落成典礼前后的另一波捐献浪潮
1958年3月30日，星期天，是南洋大学落成典礼的黄道吉日。庆典的宣传攻势，早在三月初便开始了。率先登场的是3月5日《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同时发布消息，有两大新闻要点：一是从即日起，南大庆典筹委会将发帖，广邀政商精英、贩夫庶民到场观礼；二是借助这次典礼助兴，开展另一轮大型募捐活动，于是它吁请热心人士以贺仪的方式，支持南大基金。这是1953年南大确定筹建之后，二度动员社会捐助南大的高频呼唤。
从3月初旬那则“贺仪助南大”的新闻见报开始，义款八方潮来，汇成华社罕见的肝胆相照。毕竟，从1953年有心人动念开始，接着的几年时间里，华社倾情投报，期盼一座传播中华文化的教育长城能在荒野中拔地而起。裕廊山头经历数年的风风雨雨，也如愿以偿在1956年3月传来了开坛讲经的书韵墨香。像春耕夏耘、披星载月之后田野结出厚实的瓜果，一场收割的庆典自然掀开情感层层迭起的高波巨浪。
趁着“南洋大学创校史上光荣的落成大庆”，南大募捐小组“吁请星马热爱南洋大学的各民族人士，以现金贺仪充南洋大学基金”。通过媒体喉舌，锦上添花的情感动员启动了。新闻见报翌日，义款沓至，《星洲日报》与《南洋商报》天天刊登大篇幅的捐款名单，这现象一直维持到庆典结束数周之后。这种群众“涓滴成流”的金钱奉献反响，是1953年开启，前后长达五六年之久的自动自发大规模社会行为，是新加坡开埠两百年来绝无仅有的一次。
我原先以为，社会捐款的热潮会随着1956年大学开课后回归平静，不想到这回为了拼制南大开幕盛典的图景，我搜索陈年报纸，再度与大面积的捐款名单打了照面，惊叹在那个贫穷落后的生活环境里，那种古道热肠的情感何以野火燎原般持续燃烧。
我根据落成典礼前后两大华文报章一版又一版的捐款名单粗略计算，这回市民与社团捐献者的人数，不会少于十万八万。新加坡的社团、商号，马来半岛小镇偏乡的群体或个人，都积极呼应，电车公司欧籍职员、丽泽学校、马来亚影室、万和丰面包厂、美利昌号、华夏公学、山海园餐室、柴炭商行公局、银河音乐会、东华口琴队、友竹俱乐部......纷纷以数额不等的善款，壮大了南大基金。典礼当天，文友派报社二十余名社友到云南园义卖由《星洲日报》报效的报纸，收入悉数捐赠南大。这次连续四五周的纸媒捐款名单，它的数字意义，在于捐献队伍之庞大，至今仍光芒耀目。这个破釜沉舟接地气的集体行动，显现了这所民办大学释放正能量的饱满底气。
落成大典当天，《南洋商报》打出这样的标题：“五万嘉宾今日聚首云南园/为南大落成欢呼/星马各地贺仪逾三十万元”。庆典翌日，该报本坡新闻头条的标题变成了“十万嘉宾共庆落成/各方贺仪总数达六十万元”。前后两天，贺仪增加了一倍，到场人数从预估的五万提升到十万人。
为了乘搭庆典的募款专列，南大学生会积极发动在籍学生家长共襄义举，共得五千余元。就在典礼前夕，《南洋商报》副刊发表了家齐的《南大寄简》，表达他对南大财务处境的忧心。文章认为，一所大学的运作，需要庞大的基金长期支撑，更需要社会中的富者慷慨大笔捐献。这回家长捐献成绩不太理想，原因该是“刚开学时，大家都要用一笔不太小的钱，尤其新生，学杂费都加多，所以做家长的手头都紧，拿不出许多来。”
文章随即点出，一些有钱人不捐钱，是筹办方的沟通力度不足之故。“人们必须信任我们，必须相信我们有前途，那么他们才会拿出钱来的”。作者直言，星马虽然有不少百万富翁，但只批评他们不捐钱是不对的，“我们必须使他们先了解我们......我们的确太沉默了些，这不是大家不关心我们，而是我们还没有尽量设法使大家了解我们的结果。”
显然，落成大典的激情画面下，流淌着一般人感受不到的隐忧——钱不够用，直接影响了师资与设备的优缺。2014年我书写《乘长风义举共兴学—1953-1955年南洋大学募款笔记》时翻阅资料，读过《南洋商报》刊登的姜太公《有钱人应该出钱给南洋大学了》一文，表达的也是对某些富者没有为华社的教育工程奉献的微辞。
落成大典的请柬分发
大约落成大典前一个月，庆典筹委会便开始张罗发帖事宜。中华总商会的高德根领导了一个15人请柬工作小组通过媒体宣布：为了回报新马社会捐献创办大学的心意，共有数万人将受邀出席在云南园举行的落成大典，包括新马两地政府、外国使节与热心捐献的各族社团与市民。1958年3月1日，《星洲日报》的南洋新闻版刊登了一则小新闻，透露单单怡保一地，就有六千人将收到请柬。由此可知，筹委会成立请柬小组，通过社团协助把请柬交付受邀者，是一个比较省时省力的方式。
请柬小组呼吁新加坡各社团与会馆，出面协助南大分发落成大典的请柬，让这些鼎力支持创办南大的人士能参与盛会。至于新马两地的政府首长、各国使节与各民族领袖的请柬，则由总商会董事叶平玉负责。这项呼吁，获得十余团体积极回应。
落成典礼空前大堵车
南大落成大典的主宾，是新加坡总督顾德爵士（Sir Williams Googe）。当天他将莅临云南园，为南洋大学建校纪念碑主持揭幕仪式。由于当时南洋大学没有礼堂，典礼就在南大图书馆（今华裔馆）前的空地上搭棚举行。根据两大华文报刊登的庆典节目表，主宾将于下午四点正抵达，可是当天他却迟到了两个多小时，因为堵车的缘故。
虽然主办方事前已经规划，庆典当天南大校园内的道路全部改双向为单向交通制，但校门外长长的裕廊路状况，却完全不在掌控之中。那天的大塞车，情况之严重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面对大约16公里的车龙，当局简直束手无策。
落成典礼当天造成大塞车，这是大学附件鸟瞰图。
Source: The Straits Times@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td.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1950年代新加坡郊区的公路网并不发达，前往南洋大学的裕廊路，是一条弯弯曲曲的马路，往来只有各一车道。衔接裕廊路的，是武吉知马路七英里，此外再也没有其他便捷的替代路线。典礼当天一早，武吉知马路这条主干公路便拥挤了。中午之前，从武吉知马七英里进入裕廊路前往南洋大学的路段已经堵车，一直延伸到南洋大学校园内，车龙足足有七英里长（大约十五六公里）。这种现象一直维持到深夜。目睹此景，一些人选择半途弃车徒步前往南大，回程则往市区方向步行。一所大学落成的庆典因塞车而徒步往返的现象，叫人始料不及。
《沸腾的云南园》如是描述：“一早，车辆就从四面八方向裕廊流去。裕廊路上早就列成长蛇阵，这种浩浩荡荡的车流阵是前所未有的。沿途，我们更可以看到路旁一堆堆的人群驻足而观，在裕廊一带，许多天真活泼的小孩向我们举手欢呼，这种令人激动的情景，也是我们前所未见的。”当天裕廊路十几公里的堵车现象从中午前延续到午夜，以今和他的同伴最后都选择徒步走出校园。他回忆：“夜阑时，我们带着依依难舍的心情离开了你。搭不到车，我们只好步行。步行的不只我们几个，一路上，伙伴可多着呢。趁着朦胧的月色，在一阵阵夜风的吹拂中，我们竟忘了疲倦和肚饿，只顾走着，走着......”
1984年出版的《那晚在眉山》一书，有当年中文系潘重规教授撰写的《南洋大学中文系第一届毕业同学纪念文集序》，难得留下这一段文言色彩的文字：“犹忆南大举行校舍落成典礼，市民空巷而出，清晨驱车，至午即途为之塞，舍车徒行，疾趋南大校园者，鱼贯鳞次，络绎不绝；布满蹊径，直造山颠，比及薄暮，典礼告成，观礼者以归途堵塞，不得返市，卷缩车中，若有至乐，其热烈踊跃不能自已之情，谁为为之，孰令致之，此载籍所未遘，真足以动天地而泣鬼神者也。”潘教授以为，南大落成典礼引发的堵车潮，使有家者归不得，这种必须夜宿车中的情景是书册不曾记录、感天动地的现象。
南大落成大典爆发超乎人们想象的堵车现象，不只千万市民受影响，高官达人也一样受困于途，这包括当天的主宾顾德总督、首席部长林有福、新加坡市长王永元以及众多立法议员。媒体报道，林有福首席部长困在车阵中，最后“因身体不适而选择放弃观礼”。王永元市长当天花了整整三个小时才抵达会场，面对记者采访，他说：“口都干了”。那时已是下午五点十分，他其实“早到”了，因为主宾顾德总督还在途中。
有关南大落成大典大堵车的描述，民间有一种传言：总督最后改乘直升机到场。《海峡时报》的报道提及，倘若遭逢这种状况，总督或可改乘直升机赴会。《云南园旧事》这篇文章如是叙述：“这时在不高的空中传来轰隆隆的巨响，掠过一架直升机......车里的收音机在播着......坡督顾德爵士获报他的罗斯莱车无法通过裕廊路，只好临时调动空军的直升机赶去主持“南洋大学纪念碑”揭幕......”而《星洲日报》、《南洋商报》与《海峡时报》的新闻显示，顾德总督当天与普通市民一样受困于车阵中，未述及改乘直升机一事。
为了下午四点钟的揭碑仪式，顾德爵士偕同夫人于下午三时一刻便离开总督府，乘专车前往南洋大学，估计45分钟内可到达目的地。可是，当时针指向四点时，会场仍不见总督身影，众人已感知，交通拥堵已经打乱了庆典的节奏。接着，来宾席迎来了漫长的焦虑与等待。《南洋商报》记者描述：有一位警官走向主席台，告知“总督的车队费了45分钟，才推进半英里”的消息，现场嘉宾闻之纷纷交头接耳。4时25分，大会再度广播，总督的专车刚刚抵达裕廊12英里，距离目的地虽然只有两英里多，但还得花上一小时半的时间。
报章报道，总督动身前，已获知裕廊路大塞车，于是车队指挥放弃沿武吉知马路七英里进入裕廊路的原本路线，改从乌节路总督府直奔西部的巴丝班让路，再绕道偏僻小路转出裕廊十英里，结果仍无济于事。车子抵达裕廊十英里之后，也只能跟着缓慢龟行。当时的交通状况是越接近南大校门口，拥堵情况就更恶劣，主因是沿途尽是临时摆阵的摊贩，加上徒步者与车辆争道，车速就更慢了。待总督车队抵达校门口时，已经是5时50分，而从校门口到图书馆庆典现场仍约有一公里路，幸好现场值勤的交警协助开路，车队才能较为顺利前行，总督抵达会场时，已是黄昏6点05分，他全程花了三小时才到会，足足迟到了两小时。
《南洋商报》报道，当天总督座车前后各有三名交警骑着摩托车开路护驾。当他们抵达现场时，“摩托车满是泥尘，摩托车警员的白色制服皆染满黄泥灰，据说是在十英里处路上的黄泥，因为路上挤满了行人和车辆，黄泥遍飞而使六名乘摩托车的交通警员的白色制服变了颜色”。总督座车的马来司机告诉记者，当座车切入裕廊路十英里之后，只见路上都是赶路的观礼市民。他说，总督座车离开乌节路总督府时，装有四分之三缸的汽油，但抵达南大后，已经用去一半（大约用了五加仑）。
总督到场后，落成典礼随即举行。这时，前任中华总商会会长陈锡九、工人党主席马绍尔及许多各国驻新使节，虽早已中途弃车步行，此刻只来到南大校门外。中华总商会董事蓝天在裕廊路十英里弃车步行，抵达校门口时，有幸遇到交通总监，他坐上警车，才顺利抵达会场。
在陈六使陪伴下，顾德总督为南大掀开校旗，以示揭幕。
Courtesy of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虽然，当天多数的赴约者都提早出发，结果还是花了三小时的时间才到达现场。严重迟到的嘉宾更是不计其数，立法议员林春茂、林子勤、李俊英、黄富南、林坤德、余秉川，副地方政府部长陈廷章都因盛典而体会到“舟车劳累”的滋味。教育部常务次长李绍茂伉俪与画家沈雁女士都提早于午饭后共车出发，结果下午四点钟才到达现场。那些下午两点才动身的，傍晚六点半才来到校门口，而这最后一里路的交通却近乎瘫痪，车子进退不得，众人只能徒呼负负，望门兴叹。工商补习学校校长陈国祥与校内几位老师就是一同“乘兴而去，败兴折返”的“受害者”。落成大典的表演者也迟到了，使晚会节目频频出现取消或次序更动的状况。平社与马来亚舞蹈学院的部分演员于下午五时出发，直到晚上九时还卡在南大校门外。
报上说，庆典当天经营小岛西部客运路线的“绿色巴士公司”将增加川行车辆趟次，平时从小坡奎因街川行至裕廊大士的巴士每天有10辆，庆典日增加至16辆，平均每七分钟发车一趟，同时还有六部备用车随时可投入服务。这项安排显然无法发挥积极作用，因为大堵车的缘故。许多乘客眼见车如蚁行，干脆半途停车或下车步行赴会。弯曲的裕廊路上，都是徒步赴会的人群以及沿途围观的村民，《南洋商报》记者引述一名高级警官的话：“昨日前往南大观礼的市民，据大略估计，包括在学校内以及在校外不能挤入的市民，人数至少在十万以上。”
由于延后开锣，游艺晚会迟至近午夜才结束，散场之后，宾客们夜阑时分打道回府，仍必须面对堵车的现实。时任南大理事的叶平玉告诉记者，当晚他七点三刻离开校园，四小时后才来到校门口。《星洲日报》记者描述：“沿途因交通受阻，不少人士都下车跑路回家，有的跑得双脚酸痛，喘气不已；有的除掉衬衫，披在肩膀，汗液浃背，有的摩登女郎脱下高跟鞋，一手提着，上气不接下气地向着归途。晚上11时50分，游艺节目完毕时，南大校内满是汽车，校门外道上也全是汽车，不能行驶。”经过了一整个白昼黑夜，市民奔赴南大落成大典的亢奋，与路途上饱受的焦虑疲惫，喜愁交叠，在曲终人散之后，揉合成心中难以忘怀的画卷。
十万人参与盛典的大场面
落成大典翌日，《南洋商报》打出“十万嘉宾共庆落成”的标题；海峡时报报道，参访云南园的宾客有十万之多——十万人共聚云南园，对当时只有150万人口的新加坡，是个极大的比率。落成大典的百衲被上，这一块景色，最为缤纷。
为了配合庆典，南大推出了全日活动，包括大型科学展览、园游会、游艺晚会、爆竹与烟花燃放、免费电影招待等项目。南大图书馆（今华裔馆）前临时搭建的大典帐篷，布置了三千个座位，根本无法容纳超量前来的宾客，以至会场周边的商学院、文学院、理学院与云南园的空地上都挤得水泄不通。
报载：庆典前夕，距离南大校门口近一公里处的马路旁，已有众多小贩霸位摆摊，队伍一直延伸到校内的商学院附近。摊贩把路旁的有限空间填满，导致车子无处停放，校门口一段的交通极度混乱。记者观察到，当天的云南园参访者，有的设想周全，除了自备食物，还携带草席，供孩子累了可睡觉小憩。由于天气炎热、运动量大，“因此云南园小山岗上的小树荫下，睡满了年幼的小孩”。
傍晚六点钟，两个小时的漫长等待终于结束。创校纪念碑揭幕仪式一启动，“南洋大学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呼声在云南园前后左右，四面八方同响”；“文学院左边的山坡上如连环炮般的鞭炮响起，一串串的彩色气球随风扶摇直上，冉冉升入高空”。这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社会多年的耕耘，南洋大学开花结果了。在数十头龙狮队锣鼓喧天的助威下，爆竹的震响与烟火的绚丽，云南园上空浮现了“恭祝南洋大学开幕志庆”的字样。
燃放鞭炮与烟花，是当天庆典园游会的序幕曲，也是与会市民心中的殷殷期待。3月5日，《星洲日报》有一则“南大落成大典盛况势必空前/会中将燃中国烟花”的新闻题，内容点到庆典上也燃放日本烟花。南大物理系毕业生陈思平留下这样的文字记录：“自1948年新马两地颁布紧急法令以还，燃放爆竹及烟花皆在严禁之列。在决定燃放烟花这个节目而必须向当局申请准证之际，南大执委会当时对申请是否成功并不存有任何奢望！可是准证很快获准，当局即刻着手与日本厂家订购烟花。据悉那时离开落成典礼仅有一个多月。落成典礼当天，日本厂家派了一名燃放燃放烟花的专家早上运来一大箱烟花材料和燃放烟花的器材。”
关于爆竹，《星洲日报》如是细说：“六点五十分，在文学院侧面的那一座五十尺高的炮台，首先迸发了火光，云南园花园，山前山后，像被那强烈的爆竹声燃起了火引，锣声、鼓声，爆竹声响彻了整个南大，响透了半边天”。当天的爆竹，有两大串，一串吊挂在50尺高的木架上，有150尺长，另一串由11人扛着燃放，长130尺，总计280尺长的爆竹足足燃放了20分钟（《星洲日报》三月初的新闻则透露，鞭炮将燃放一个钟头之久）。这些鞭炮，由漆木街的梁同福、福兴隆和广德祥三家公司联合报效，由澳门知名的恒声爆竹厂生产，“用特大号的火引，以正南纸包裹着，燃放时纸片不会着火，落地似花”。
大典除了烟花爆竹，还有个供贵宾同享的鸡尾酒会。陈思平忆述当天现场情况：“从（理学院）实验室走下来已是暮色苍茫的时分，这时候纪念碑前已是灯火通明，万头攒动，我始想起之前新加坡酒商公会曾在报上宣称：他们将在纪念碑前举行一个盛大的酒会，公会将负责供应所有到会者中国美酒，直到午夜。信步走入会场，便遇上工管系的陈颖弼同学，他递过一杯中国生产的竹叶青，并轻声对我说，就快完了！果然这杯喝完想喝第二杯，便没有酒了。公会的负责人可能没有料到当晚不请自来宾客竟超出他们预算的数倍，他们更没有预料到当日的交通情况完全失控，坡底（市区）纵有大批存货亦无法飞越车阵来到南大，所以这个应该可以列入健力氏纪录大全的酒会，却在开始不足一小时便因酒用完而草草收场。”
为了留下庆典镜头，除了纸媒派记者到现场采访，“丽的呼声”电台也派队到现场直播落成典礼盛况。国泰机构在大典之前已经和南大当局谈妥，把落成典礼当天的盛况拍成纪录片，做为史料保存与宣传之用。《星洲日报》报道，国泰机构所拍摄的纪录片，将在国泰机构属下的东南亚各地电影院放映，向区域群众宣传南大。典礼前夕，国泰制片厂派了中片制作部主任易水先生前往南大，与南大秘书长潘国渠商讨记录片的内容细节，而摄影师与灯光人员也随行视察场地，磋商取景角度。这部专业拍摄的纪录片，应该记录了不少珍贵镜头，不知今日是否尚有留存？
报章上的政要献词
从报章资料，可轻易感知这回南大落成大典的宣传力度。《星洲日报》于大典当天推出了四大版的“南大落成典礼特刊”，大量图片之外，还包括南大筹委会主席陈六使、新加坡首席部长林有福、南大募捐主任高德根、人民行动党主席杜进才、工人党主席马绍尔、南大教务长陈宗南、南大行政委员会主席张天泽以及自由社会党主席黄诗通等人的献词。《南洋商报》虽然没有推出特刊，却也陆续数日全文刊登了南大创办人陈六使、顾德总督、林有福首席部长、王永元市长、周瑞麒教育部长、马来亚大学奥本馨副校长等人的献词。
陈六使（右2）、连瀛洲（左2）、高德根（左1），陪同顾德总督（左3）进场。
Courtesy of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1958年3月开始，南大的利好暖风持续地吹。初旬，南大落成大典的新闻上了报，募款的行动齐头并进，获得社会人士积极回应；大典前三周，《星洲日报》的本坡新闻打出“南洋大学法案已提呈/林有福宣布政府可承认南大学位”的标题。这是振奋人心的信息，因为南大陈六使主席与张天泽教务长已经告知媒体，“南洋大学法案”的文本已经上呈政府，并恳请立法议院通过“南洋大学1958年法令”，以确立南洋大学的地位。同一则新闻也透露，林有福首席部长对外透露，政府已经“通知南洋大学，可承认南洋大学的学位，并将给予南洋大学经济上的援助，这是劳工阵线联合政府首长第一次表明政府要济助南洋大学的意念。”林有福指出：“政府承认南洋大学的快慢程度，乃视南洋大学当局提出评议会人选，与诚意合作的程度而定。”
1958年，落成大典在即，南大人期待政府承认学位的愿景，真的只在一步之遥？锣鼓喧天、喜庆吉日，祝辞贺语还是不伤喜气的。顾德总督提到，“1953年和陈六使等人见面，是这个伟大计划的开端，如今眼见这个计划的实现，觉得特别高兴。”1953年创立南洋大学的计划浮现之初，殖民地政府并不苟同，它管辖的马来亚大学也持反对意见，它认为只要马大增办中文系，华校高中毕业生的升学等问题便可迎刃而解。此刻南洋大学落成了，马来亚大学副校长奥本馨的献词，搁置了过往的争议，捎来如下祝福：“我以马来亚大学副校长的身份，仅（谨）以极端兴奋的心情，来欢迎我们的姊妹大学—南洋大学的落成。”
《南洋商报》在庆典翌日报道陈六使的演讲内容时，打出“南大是纯学术性机关/吁请政党退出南大”的标题，内文表达了“南大是严肃的教育机关，可研究政治但不得涉及政治”的观点。英文海峡时报的新闻标题则是“Hands off Nanyang, Lark Sye warns politicians”（六使警告，政党别插手南大）。
陈六使致开幕词
顾德总督致词
庆典之后两年，新加坡仍是英国殖民地，但已披上自治邦的外衣。这一年（1960）四月，南洋大学举行第一届毕业典礼，毕业生头戴方帽，但他们的文凭并没有得到政府认可，直到八年后才露出曙光：1968年9月的第九届毕业典礼上，教育部长宣布承认南大学位。南洋大学二十余年的短暂历史中，政治硝烟始终弥漫。落成典礼上“吁请政党退出南大”的陈六使，他的公民权在1963年因政治的理由被褫夺了。南洋大学的崎岖难行路，自1953年起心动念开始，直到1981年被动关闭，一路的坑坑洼洼、磕磕碰碰，伴着的是万千市民坦荡的心意。
我的破碎记忆
1958年，我念小学一年级，家在裕廊十三英里半的小村庄。方圆一两里内，有几处橡胶园。其中一处离住家不远，我裤兜里能像许多男生一样鼓鼓地装着许多光光滑滑的橡实，就是拜这片胶林所赐。多数时候，母亲不让我到胶林里与自然为伍，她担心我没出息。我还是趁母亲忙时偷偷溜到那里，聚精会神地捡拾落地的橡实。唯一一次光明正大地穿过这片胶林，居然是1958年3月30日这一天，南洋大学落成大典，二伯父领着我和二姐穿过这片橡胶园，徒步到两公里外的云南园参与盛会，让我得以留下这大事件的碎片记忆。
二伯父早一天从工作的英军营地里回来，大典当天提早吃了中饭我们便出发了。发现二伯没往车站的方向走去，我没敢问，默默地跟着从乡间小路穿向那片于我并不陌生的胶林，接上了马路，迎脸而来的尽是龟速爬行的大小车辆，觉得十分好奇。艳阳曝晒，一身汗，与车共路，走着就是战战兢兢。抵达南洋大学入口处，望见高大的石坊牌楼，惊讶于乡村野地怎会有如此高耸别致的建筑。从校门口往校区，还有一段长长的路，这里车多人更多，步履更缓慢了。
长辈领着我们，走遍了让双腿酸累的校园、逛了一个大型的展览、记住了那个高挂空中的大气球，扎着长长的布条随意飘荡，布条上所书何字，我不甚了了。五点钟左右，典礼还没开始，二伯说人太多，不如赶回家去还来得及看烟花，于是我们徒步返家。回到家，夜幕低垂，心直挂着即将燃放的烟火，草草扒了几口饭，我们便奔向一两百米外村庄的空旷处，对着云南园的方向，等待火树银花。毕竟，在落后的五十年代，西部大面积的农村环境，能就地抬头望天，见缤纷落下的颜色烟雨，是“百年不遇”的图景。
各界人士观礼热烈场面一瞥。Courtesy of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烟花灭了，近旁的好邻居家里忙碌着，灶上的锅在柴火的噼啪中翻滚着白粥。平日这时段，土灶早已冷却，此刻老邻居却忙碌着熬煮白米粥，要挑往一两百米外的村口，发一次欢乐财。我们随邻居挑粥到村口，只见马路上尽是龟步蚁行的车子，伴着无数走路的人群——他们热情地赴了南大的约，却无法自长长十几公里的裕廊乡村路搭车返家。
五十年代，路灯朦胧，所谓马路，多是一来一往的单车道，裕廊路不例外。我们村口马路两旁的店铺，二三十来间，早已打烊。此刻铺子前的走道，已经坐躺着无数疲惫不堪的身躯。席地而睡，是无奈的选择。人们打定了主意，街头暂歇一宿，待天光再上路。看到街尾警察局旁的电话亭，平日少人光顾，此刻也站成了一条龙。老邻居来到街头，在自己平日赖以为生的小摊子上，摊前早有人排队等候，因为上一锅粥已经清光，新一锅粥正待上市。错过了晚餐，清粥一碗果腹，聊胜于无——南大落成大典的胶卷，意外地掉落在村镇的廊道上。
小结
个把月前，《联合早报》刊登了台湾资深媒体人徐宗懋的专访，他谈及自己对新加坡历史的认知，落下这段话：“真正有深层情感的，真正曾经有一整代人为它付出的是南洋大学。一代人牺牲，把自己的家当、把自己的心血贡献出来。真正有血有肉的是这些”。这段话在我脑里盘旋了几天，因为南大落成大典的喜气，它飙升的热度曾经冲击年幼的我；成长后也感知了它逆境求存的艰辛；开张二十余年后它关门大吉，我目睹了“仓皇辞庙”的荒凉。南大关门后的那段日子，我多次独上云南园，从文学院开始漫游，末日景象的画卷一直延伸到山上的图书馆。文学院办公室走廊散落着许多书刊文件，我边走边看，捡拾了《王赓武报告书》、《南大学生楼落成典礼特刊》、印着南大校徽的信笺......从南大图书馆二楼外层内望散落满地的图书，像经历了一场兵燹......走进“树树尽相思”的云南园，八角亭具“南大”字样的瓦当早已不知去向......我亲赴它落成的喜悦，也幸会它崩溃的荒凉，眼见它高楼起，也望它高楼塌，历史嘲弄了庶民的真诚，正合了曹雪芹“枉费了，意悬悬半世心”的叹。
作者为本地文史工作者，本刊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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