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友卢大通定居香港，素有来往，或是他过来省亲或是笔者过去游逛，都会互访。如今彼此年迈多病又逢疫情反复，不奢望今生能再见。今年他九十高龄，也仅能电话上向他祝寿，互报平安。
大通个子矮小但笑容可掬，一见面即予人以舒适和亲切的感觉。工人出身，一向低调，并非特别闻名的人物，但一生并不平凡。只有两年小学学历的他，逆境下力求上进而终有所成。匹夫有志，在牢里付出13年的青春岁月，也谱写了一个感人的爱情故事。
晚年的大通写意自在，在朋友鼓励下出版了几本散文集子，以坦诚的心态和简洁朴素的文字，与人分享他的人生经历和感悟，倜傥不羁，无尽的暮年余辉。
十八溪的小当家
大通的父亲早年由汕头移居沙巴山打根，1932年大通出世后举家回去汕头为祖父守丧。后来父亲单枪匹马先来新加坡谋生，大通随母亲与姐弟才前来相聚。一家人落户勿基码头，是潮州人聚居的地方，潮州人称之为十八溪。旧居是沙球路一间中药材货仓二楼末端、面向勿基码头的两间房，一家人在那里住了将近二十年。大通小时就读位于沙球路和罗弄直落交叉处一座三角形建筑物三楼的培道小学，仅读了两年，日军即入侵而告失学。
少年时代的卢大通
1945年日军投降前夕，父亲突然中风而不治身亡，留下妻子和六个儿女。大通时年十三岁，身为长男的他必须协助母亲共同挑起一家七口的担子。最初他摆摊卖绿豆汤，母亲一早就起来煮，然后他挑着摊子到山仔顶（珠烈街）摆卖。邻居一位卖花生米的叔叔见状，建议大通和他一起卖花生。于是他每晚跟着那位叔叔到丹戎巴葛火车站，等来自马来亚卖土产的大伯带货来。母亲把买回来的花生洗干净后，隔天大清早起来蒸，再由大通用小推车推到中街（马吉街）一带兜售.
摆摊子的收入不稳定，毕竟辛苦。于是有一个亲戚介绍他去镜庄当学徒，有了固定的薪水，一家人的生活就较为安定。除了学手艺，大通也是镜庄的杂役，他手脚轻快态度认真，赢得旁人的赞誉。一间洋货行的老板看中了他，要他过去位于珠烈街的泰兴洋行当杂役。洋货店的英文货名数以千计，给了大通熟背英文词汇的好机会。店里也有一架打字机，大通不时摸摸碰碰也慢慢地学会了打字。
那应该是1947年，战争结束两年后的事。工作安定了，就想到要继续读书。大通好学的精神源自父亲的教诲，日治时期父亲没有工作，就在家里教孩子读书。他虽没有接受过正式教育，用的教材居然是《千家诗》、《千字文》、《百家姓》等古籍。他更规定孩子每天抄写几百个字，每星期临贴写大楷。带孩子出街时，商店的招牌、路边的街名也常是教孩子识字的教材。
洋货行每天准时放工，大通就到道南夜学报名上课，每星期三晚，每晚一个小时。因为夜学用的是一本当时正规学校的高中《国文》课本，所以他也算是高中生了。级主任王老师是位爱国（中国）、进步的青年，上课时他把课本搁置一旁，采用自己选的油印文章给学生讲解。大通印象最深的是王老师在班上介绍闻一多，那时刚发生他在昆明群众大会演讲时被国民党特务枪杀之事；还有就是介绍刘白羽的报告文学等。为了回避校方的耳目，王老师甚至到当时位于海边（现在的珊顿道）的爱华小学另外租了一间课室，把同学带到那里上课。那时正值中国国共内战，王老师每晚都向同学报告战争的最新情况。
接受了新思潮，大通开始觉得洋货行的圈子太小了，他要走出去，到一个“比较广大的、有工人兄弟在一起的园地”。1954年是岛国历史上开始地动山摇的年代，学生和工人摆脱了紧急法令的长期束缚，毅然走向街头要结束殖民地统治。大通下了决心要“离家出走”，在没有得到母亲的同意下，他搬到外面租房子住，同时辞去本来看似很有前途的洋货行的工作，到一间香烟厂当机工，跟一位上海人学修理机器。 工厂规模虽不大，也有20多名工人，对大通来讲是绝然不同的新环境，就在那里呆了好几年。
这段时间，他开始尝试写作。在洋货行工作的时候，老板不许店员穿着鞋子干活，英文赤脚是bare-footed，谐音就是马夫得。他以马夫得的笔名投稿，还得到报馆编辑的来信鼓励。在一篇发表于《荒地》1954年第12期题为《走》的诗里，他表示自己“要走出去，走向那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的地方去，走向那斗争在激烈地展开的地方去”。
“爱的等待”何时了
在一个野餐会上，大通认识了一位女工陈亚送，一位谈吐大方、漂亮可爱的姑娘。大通对他的印象很深，心想能有机会发展与她的友谊。那是职工运动开始蓬勃发展的年代，大通早就萌发参加工会的念头。有一天，在一位朋友的带领下，他到位于密驼路的各业工厂商店职工联合会（“各业工会”）参观，没想到就在那里遇见亚送。亚送早已是会员，还是中央委员会成员， 一听到大通想要加入，就兴高采烈地把表格给大通填写，最后她签了名做为介绍人。此后，大通每晚都到工会，除了参加歌咏队外，也参加其他文娱活动，进而积极参加工会的会务工作。
各业工会的会务发展迅速，在短短两年里会员人数从几千名增加到三万多名。大通在工会的表现也受到好评，很快就获选进入中央委员会，并且出任中央宣教委员会主任，主导一个大工会的宣传和文娱活动，也是工会机关报《工友之声》的主编。
卢大通与陈亚送于1956年订婚
见面的机会多了，大通和亚送的关系也从友谊逐步发展到互许终生，在双方家长的催促下在1956年订了婚，彼此山盟海誓。当年首席部长马绍尔率领的各党派代表团到伦敦进行的宪制谈判破裂，岛国的政治局势突显严峻，站在反殖民地运动前线的工运和学运人士都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预感，相信殖民政府可能随时进行反扑。果不其然，1956年10月26日晚上殖民地政府出动军警进行全岛大搜捕，除了拘捕了知名职工领袖，也把像大通那样中层的干部一一投入牢里。于是大通开始了他13年不经审判的牢狱生涯，也是他和亚送一段历经13年的“爱的等待”。
隔年（1957）笔者也因为参加反殖运动跟着被拘留，却要等到1959年到了棋樟山的拘留营时才见到大通。自治政府成立之际，牢里剩下60多名前朝政府扣押的政治拘留者，我们都以为自治政府一成立也就是我们重获自由的日子。岂料事与愿违，新政府只释放了8位他们认为不得不释放的、较为有影响力的人士，余下的被区分为两批。第一批留在樟宜监狱等待陆续释放，第二批共26人被送到棋樟山继续扣押，大通和我属于第二批。
那天八大领袖在樟宜监牢大门外释放和平鸽之后不久，我们26人被押上囚车，离开樟宜监牢往市区红灯码头的方向行驶，沿途但见政党旗帜飘扬，大地春风浩荡迎接新朝代，囚车里的人却个个黯然神伤。当前往棋樟山的渡轮徐徐离开，渡轮上的人心灰意冷，意识到与自由的距离愈去愈远。棋樟山环境固然优美、待遇也大为改善，可是自由却若即若离，无限的辛酸在心头。
1959年卢大通（左二）与作者（左三）等人摄于棋樟山
大通知道笔者曾在工会工作，和他的未婚妻亚送是同志，笔者也让他知道自己的心上人那时也在工会。无形中我们灵犀互通，相互鼓励，感情的事都能泰然以对。他小学没毕业，向上求学之心强烈，正和笔者在那个时期的心境一样。一到棋樟山不久，我们就特别谈得来，在一起的时间较多。在棋樟山住了四年，我们于1963年被调回樟宜监牢继续扣押。
坐牢期间大通坚持学习，毅力与心态不逊于知识分子出身的牢友，他广泛阅读，除了研究和翻译马来文，也考获剑桥九号和剑桥高级文凭。
千山万水挡不住
到了1967年大通已经在牢里蹲了11年, 是殖民地政府手下硕果仅存的政治拘留者，如何“体面”地处理他的“出路”成了有关方面棘手的问题。就在当年5月26日，大通突然被强行押送上通往中国的轮船“大宝石”号，负责官员对他说：“我们把你送去中国，只要一踏上中国的土地，你就自由了！”。大通辩称他的祖国不是中国，决不会上岸而一定要随原轮归来。经过一个星期的行程后船到达香港停泊，港警带他上岸并把他关了两天两夜，然后再上船驶进广州水域。边防人员上船检查，大通主动上前向官员讲清一切，并表示绝不愿上岸。大通不在中国出生，除非他志愿，中国政府没有义务收留。官员请示上级后回头对大通说：“你可以原轮回去！”6月9日半夜大通果然原轮回返新加坡，报馆闻讯，隔天的新闻标题竟是：“出境政治犯潜回新加坡，被当局扣留。”事实是，一位驱逐犯被遣送到了中国后拒绝上岸，是大通创造了历史。
大通的出生地是英国殖民地时代的沙巴，他原有英籍民身份，在被拘留了11年后当局才把他的拘留令改为驱逐令，准备把他遣送到英国去。大通再三考虑后，也觉得在当时的情况下出国升学不失为可以考虑的选择。他把意愿告诉了前来探访的国际特赦组织瑞典代表，对方表示可以负责大通到英国求学的费用，倘若毕业后不能在英国继续住下去，他可以到瑞典去定居。大通觉得瑞典人地生疏语言不通，不可能住得惯，也就索性放弃了。
大概过了一整年，大通被告知英国政府答应收留他，不过大通要求英国政府书面确认他能在毕业后长期住下去。终于有一天，英国驻新最高专员公署的一位秘书带了书面证书和一份英国护照申请表格，到监牢百般客气地为大通办理了手续。1969年3月16日那一天大通果然踏出了牢门，开始呼吸到自由的空气，乘搭锡兰航空公司的客机飞往伦敦，告别了13年漫长的牢狱生涯。
1969年卢大通与陈亚送摄于伦敦机场附近
国际特赦组织的代表到伦敦机场迎接他，并在下议院议事厅为他举行记者招待会，大通的故事成为了国际新闻。不久未婚妻亚送飞过来相会，历经万水千山，有情人终成眷属。大通申请到一份“已婚学生助学金”,花了三年时间考到了大专的商业管理文凭和市场调研文凭。毕业后任职某商行，先做货仓助理再升到生产部主管，这时孩子也出世了。
那段期间笔者频频去探访也是被流放英伦的二哥清祥，总会顺便去看看老友一家人，伦敦成为了我们出狱后重逢相聚的地方。为了要更接近在岛国的家人，1981年老友举家移居香港，并在一家人造花厂出任董事总经理，直到2005年退休为止。香港有很多滞留在外的岛国老朋友，自动形成一个圈子，每回笔者去香港，大通都会约大家在一起，旧雨重逢促膝谈心，是一群老朽难得的享受。
2016年卢大通（右）与作者摄于香港
患难相守逾半个世纪，前年老伴亚送不幸驾鹤西去，此恨无穷，老友怅然若失不言而喻。
几度回岛国省亲，大通都不忘到勿基码头流连一番，心想重拾旧时家园的记忆。到密驼路寻访当年各业工会会址，却见面目全非，心里不无感概地想：“当历史学家写各业工会的历史时，除了记得几位闻名领袖外，在他们脑海中，是否也会想到密驼路工团兴起的背后，有许多像我这样被长期监禁和被驱逐出境，以及曾经默默做出牺牲，促使它成长壮大的无名小卒？”
作者为本刊编务咨询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