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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高丕

语言背后的歧视和隐喻

语言的使用其实就是个“隐喻的过程”,它能在我们的社会生活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早年新加坡还是“读唐人册”(华文教育)和“读红毛册”(英文教育)平分天下的年代,华校生经常被称为“是不是”。“是不是”虽然有点戏谑的意味,不过也没什么恶意,被称呼的人并不觉得受到冒犯。


后来“读红毛册”的人数逐渐超越“读唐人册”的人数,“是不是”这个华语名称也渐渐少人用了,取而代之的是英语名称“Chinese helicopter”。“Chinese helicopter”源自“Chinese educated”,指的是受华文教育者。有人利用谐音把educated特意说成helicopter(直升机),以此来嘲笑华校生。当然也有一些华校生用这个词作为自嘲。年轻人用语音相近的词,取代原来的词,变成一种戏谑的表述,这也是民间俗语形成的路径之一。只要词义大家不以为忤,这倒无伤大雅。无论如何,这总比当年华校生不分皂白地被恶意称为“communist”(共产党人)来得好受一些。在当年的语境下,共产党人等同“反政府”、“颠覆分子”,被标签的人很容易感觉到“恐共”的敌意和被歧视的刺痛。


“Chinese helicopter”流行了好一阵子,也引起一些华校生忿忿不平,在华文报章激烈讨论。这个流行词后来修成正果,化为新加坡国民庶民语言“新语”(Singlish)的一部分。“Chinese helicopter”有幸让《牛津英语词典》的编者看上,列入词条。虽然词条的说明不到位,我们大可不必深究,毕竟作为新加坡身份象征的“新语”能融入“大英语”,新加坡子民应该与有荣焉。


“Chinese helicopter”就像一些流行语,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随着社会语言环境的改变,它最后的归宿就是依附于词典,成为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独立后,随着华校生淡出新加坡历史舞台,语言环境和社会环境产生了深刻的变化。失去了华校生作为嘲笑的对象,新新人类转移了目标,他们把经常讲华语、穿着较朴素的人形容为“very cheena”,“cheena”在他们口中成为“老土”的代码。


“cheena”仅仅是表述“老土”的代码?语言的背后究竟藏有什么猫腻?我们可以利用对词语的解构,发现这些使用者背后所代表的意识形态,以及他们想表达的是什么,想掩饰的是什么。


明眼人很容易发现,所谓“cheena”取自马来语的“Cina”,指的是华人、中国。在英语的语境下,以马来语的“Cina”来表述“老土”,它就不仅仅是戏谑或嘲笑这么简单,其中所明显存在的歧视和恶意绝不是凭空想象的。这和一些美国人或者是英国人称呼华人为“清客”(Chink)和“中国佬”(Chinaman)如出一辙。


以一个国家或者族群名称,赋予它新的含义,用来描述这特定的族群或国家就是“老土”、“落后”、“劣等”的代表,制造一种来自这个族群或者国家的东西都缺乏品味,穿着、语言、行为都是“老土”的刻板印象。那么,我们就不能简单地把新新人类这种行为归为无知、不懂历史,特别是其中许多人本身就是华裔。他们以西方的视角,对于特定族群或国家进行负面评价,认同代表西方文明的语言、文化、制度、经济、教育的优越性,并且自我内化为排他主义的本土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毫不掩饰地强调本土意识、以及人类文明优劣的偏激观点,其中不乏夹杂恋殖心理和种族主义的倾向。


从历史上来看,“Cheena”除了让人联想到汉语的“支那”一词,这个词语因日本军国主义的兴风作浪,成为大部分华人非常感冒的贬义词和歧视语。在印度尼西亚,Tjina(Cina)的应用更是一部血泪斑斑的历史。早在1920年代,印尼文报章《新报》(Sin Po)就提出用闽南语拼音的Tionghoa和Tiongkok来取代Tjina(Cina)。1928年开始,荷印殖民官方采用Tionghoa和Tiongkok,作为华人和中国的指称。印尼发生930政变之后,反华的右派军人政权为了羞辱华人,在1967年下令使用Cina来称呼华人和中国。直到2014年,印尼政府才恢复Tionghoa和Tiongkok的使用。


大家知道,语言是能够对政治、社会行为、意识形态产生影响的。换句话说,语言的使用其实就是个“隐喻的过程”,它能在我们的社会生活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反过来人们会被这些存在于我们社会的语言所俘虏和建构。


日常生活中的语言应用充满陷阱,特别是一些具有排他性的词语,与各种认知、价值观和利益盘根错节,有时难以辨识,我们必须警惕,找出界线在哪里。


作者为文史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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