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悲欢离合四十年：白崇禧与蒋介石》
文：何华
白先勇与廖彦博合著的《悲欢离合四十年：白崇禧与蒋介石》（共三册）近日出版，前两册为《北伐•抗战》和《国共内战》，由廖彦博执笔；第三册《台湾岁月》由白先勇执笔。写完这本书，白先勇终于了却了一桩心愿：还白崇禧一个历史公道。
本文着重评说第三册《台湾岁月》。之前，白先勇在《父亲与民国》（2012年）一书里，对蒋、白关系有过阐述。当时，白先勇还没有看到蒋介石的日记。不久，蒋介石日记公开，在史学界引起轰动。日记里透露，蒋、白关系非常复杂，四十年分分合合，蒋也曾多次笼络、重用白崇禧，向他示好；但也几度闹翻，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两人关系彻底破裂。蒋到台后的日记对白崇禧百般辱骂及嫉恨，白先勇看了，当然会重新思考界定蒋、白关系，并进一步分析蒋介石的心理状态。经过几年的资料收集，去年秋冬白先勇开始撰写《台湾岁月》，写得非常辛苦。我和白先勇老师常常通电话，谈《红楼梦》、谈昆曲、谈其他话题，他都兴奋不已，开朗乐观，唯独提到父亲白崇禧，他的语气顿时变得凝重严肃。白先勇自己到了晚境，他说“我越来越能体会到父亲晚年处境真是太难了，他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毅力才能挺过来，在台十七年父亲被打压被监视被羞辱，他忍辱负重，能上能下，不卑不亢，保持了一个老将军的尊严和晚节。”一方面，作为儿子，白先勇了解父亲，当然要为自己的父亲说话；另一方面，白先勇也是在为一位刚直不阿的老将军鸣不平，论军事才能和战功，白崇禧毫无疑问是第一等的，诸葛盛名，传播八方。于公于私，白先勇都要写这本书。
1949年12曰30日，白崇禧从海南岛败退到台湾，1966年12月2日因冠状动脉梗塞病逝台北家中。他56岁抵台，73岁过世，在台湾度过了艰难的十七载。白崇禧飞抵台湾，按他自己的说法是“向历史交代”，与中华民国共存亡。
白崇禧军阶为陆军四星上将，那是终身职，但是他在台湾，既无兵权，亦无政权，最后的职位是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白先勇写道：“战委会是一个养老院，安置一些来台资深将领，主任委员是何应钦，另一位副主任委员是顾祝同，其他还有孙连仲、薛岳，这些不同派系的将官，这些在大陆都曾身经百战的老将们，都安置在战委会这个养老院里。”白崇禧在台的住家也非常简陋，“战委会有些将领，公家配给了高级住宅，父亲没有，于是便在松江路买下两幢丙种公务员宿舍，因为家里人多，所以把两幢前后打通成为一整栋。那时松江路多为公务员宿舍以及空军的眷村区，全是一些木板平房，漆着军营似的草绿色。......台湾夏天炎热，木屋里热气出不去，热得像蒸笼。”台风季节，屋子还漏雨。白先勇的母亲从不抱怨，也不提从前在桂林、上海、南京的房子。白崇禧夫妇就在松江路127号这栋木屋里度过了他们风雨飘摇的晚年。
国民党丢掉大陆，史学界公认蒋介石责任最大。抗战胜利，日本投降，这时的蒋委员长是“民族救星”，在国内外的威望达到顶点；然而，短短四年后，他痛失江山，仓皇渡台，成了“民族罪人”，声誉一落千丈。白先勇分析，蒋介石是一个意志力坚强的人，白天硬撑着，不露心思，但到了夜晚写日记的那一刻，便心魔作祟，他一定要找一个替罪羔羊，桂系及桂系首领白崇禧就是迁怒推责的首选对象。日记里，提到白崇禧，用的都是“广西子”、“白逆”、“奸回”、“误国害民”等一类恶毒字眼。白崇禧晚年在台，处处被打压，甚至被特务24小时监视，白的一举一动，对蒋来说，都是心理上的威胁。一个小空军叛逃，只是因为他是广西籍贯，蒋介石马上产生条件反射作用，凭空想象这起叛逃事件与白崇禧有关，这是典型的妄恐症（Paranoia）。白先勇认为：“蒋介石在日记里对白崇禧的诋毁已经变成一种执迷（Obsession），脱离事实太远，近乎心理变态了（Psychopathy）。”
书中，白先勇引用《黄旭初回忆录》里的话：“蒋先生确实深爱白崇禧的长才，但又每每对他不满，真是矛盾。”《黄旭初回忆录》里还记录了国民党元老张静江的一段言语：“蒋先生和各元老谈话，常露对白氏的批评，谓其不守范围。我曾为此与蒋先生辩论，以为他直接指挥下各将官，论功论才，白崇禧都属第一等，值此军事时期，既求才若渴，应对白氏完全信任，使能充分发展所长，不可稍存抑制心理。”但蒋先生却这样回答张静江：“白崇禧是行，但是和我总是合不来，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喜欢他。”蒋介石这句“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喜欢他”，深藏着微妙的非理性因素。蒋对白的军事天才，显然是嫉妒的，嫉妒是很可怕的，不需要任何理由，因为嫉妒本身就是最强烈的理由。
1954年，白家人发现有特务24小时跟踪监视白崇禧。监控一事，对白崇禧当然有很大的刺激，蒋动用国家机器对付白崇禧，这种手段类似对待敌人、犯人和罪人。白崇禧自忖乃堂堂中华民国的百战将军，如今却落得被特务监控，形同犯人，真是莫大侮辱。如果白真是党国罪人，为何不公布罪状，明正典刑，而只是采取这种阴暗卑劣的手段!白崇禧考虑再三，写了一封密函给蒋介石，陈述自民国十三年入党以来，忠党爱国，向蒋介石输诚。密函结尾列举了被便衣跟踪的几个事实，请蒋查明。蒋介石大概觉得派特务跟踪自己的前国防部长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尤其在自称是“自由中国”的台湾。于是，蒋派了副总统陈诚去敷衍白崇禧，说：“那些便衣人员是保护你的，我也有。”白崇禧回答陈：“你是副总统当然需要保护，我没有这个需要。”
白先勇写道：“既然当局派特务二十四小时监控父亲、我们全家，合理推测，我们家的电话也必被监听，来往信件也被检查，家里很可能被装上窃听器了，总而言之，父亲以及我们全家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统统被‘上报’了。就如同奥威尔（George Orwell）《1984》中的老大哥，我们家也有一个隐形的Big Brother，睁大著一双电眼，在监视我们的言行举动。”白崇禧的老秘书杨受琼口才甚佳，出言诙谐，爱发闹骚，一天杨秘书在白府学蒋介石骂人，一口宁波土腔，维妙维肖，大家笑倒。白先勇母亲走进来正色道：“你们不要在这里乱讲话，连累长官。”
1962年12月4日，白先勇母亲手术失败，噩耗从手术房传出来后，白先勇到外面休息室去打电话通知母亲的弟弟二舅，白先勇写道：“我从窗子可以看到楼下的停车场，那部车牌15-5429的黑色吉普车，赫然停在那里，那三个情治人员立在车前面，他们大概也得到消息了，三个人指手划脚，交头接耳，很兴奋的样子，我突然感到，在我们家最慌乱、最哀痛的时刻，这几个由高层派来监控我们家的情治单位人员，严重的侵犯了我们家的隐私，这是一种莫大的不敬、不尊重，是一种有计划的凌辱。如果当时我手上握有一柄机关枪，我很可能向着那几个跟踪特务横扫过去。”可见，那些年，特务的跟踪对白家的隐私和情感造成了极大的干扰和伤害。
白崇禧是回族，信奉伊斯兰教，他在世界回教界声望很高。入台后，他军政权利全部被削，但还担任回教协会理事长。马来西亚、土耳其、伊朗、伊拉克、约旦等国领导人访台，指定要见乌默尔白（Omar Pai，白崇禧的回教名字）将军。对此，蒋介石也怀恨在心，成立“五人小组”——任务就是迫使白崇禧辞去中国回教协会理事长一职，在政府扶持下另设一个中国回教青年爱国大同盟（简称“回盟”），和白崇禧领导的“回协”唱对台戏。白崇禧1957年只得被迫辞去“回协”理事长。由此可见，白崇禧在台举步维艰。晚年的白崇禧，回教是他的精神寄托，连这点宗教安慰，蒋介石也从中作梗。虽然不是回协理事长了，但作为一个教徒，白崇禧每周五仍去清真寺礼拜，和教友们在一起，他感到温暖。
实际上，蒋介石日记里，除了痛骂白崇禧，也骂宋子文、胡适、何应钦，连最亲信的陈诚也不放过。在日记里骂人成了蒋介石发泄怒气的习惯。1960年10月13日，他在日记里骂胡适：“此人实为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无以名之，只可名曰‘狐仙’，其乃危害国家，危害民族文化之蟊贼。”骂人骂多了，蒋也就成了骂人的行家，亏他想得出“狐仙”一词。蒋骂胡适，因胡提倡民主自由，反对蒋介石违宪三连任。
这本书另一个“重点”就是白崇禧与李宗仁的关系，可能会改变甚至会颠覆固有的“李、白”一体的印象。白先勇分析，1948年，李宗仁出头竞选副总统，是蒋、白矛盾激化的导火线，也是李、白开始分道扬镳的序幕。白崇禧知道，蒋介石心里已经有了副总统人选：孙科。所以白崇禧反对李宗仁竞选，但李竞选决心已定，不愿收回。李飞抵南京，向白崇禧求援，白基于两人几十年的旧情，不得不出面帮助李宗仁，最终击败孙科。这个结果令蒋颜面无光，蒋与李、白关系又开始走向分化。蒋介石对白尤其气恼，因为白自抗战以来，一直在中央任职，国共内战开始，又任蒋介石的国防部长。蒋介石心想：在竞选这件事上，李、白到底又搞在一起了，白最终还是站在了李一边。蒋介石的恼怒也是可以理解的。白崇禧虽然帮李宗仁竞选成功，但对李此举内心是不认同的，李、白之间也埋下不和的因素。
国民党崩溃前夕，李宗仁不作交代，以代总统（李1949年1月21日就职代替总统）的身份飞去美国治病。对此，白崇禧也曾强烈反对，两人关系进一步紧张。蒋介石想利用白对李的影响力，说服李宗仁主动辞去代总统，以便他名正言顺恢复总统职位。若李不肯辞去代总统，蒋在台复职就是违宪。但是，李宗仁决意和蒋对着干，白崇禧在台致电李宗仁，劝他退位，李置之不理，非但不理，而且在美不断发表反蒋言论，蒋介石满腔怒火都发在白身上。在蒋眼里，白这枚用来牵制李的“棋子”已失去意义。李宗仁在外的一言一行，对于在台的白崇禧和桂系官兵都是一种压力。1965年，李宗仁投奔大陆、“回归祖国”的消息传到台湾，让白崇禧及桂系人员更加处境艰难、无地自容。
白先勇写道：“父亲与李宗仁自广西统一，李、白、黄广西三杰桃园结义起，北伐龙潭之役，李、白合作击溃孙传芳，扭转危机，抗战徐州会战，二人共同指挥创下台儿庄大捷，全国士气为之一振，李、白名声响彻国内外。可是，到了最后，两人竟因政治立场不同，走向割袍断义的绝境。”
书中还提到白崇禧与陈诚、叶公超、周德伟等人的交往。
到了台湾，白崇禧一直做冷板凳，而陈诚权倾一时，是蒋介石的宠臣。对白崇禧遭受的不平待遇，陈诚内心大概是同情的。他俩关系微妙，在大陆时，两人军事战略不同，常起冲突。但两人私下，都相互尊重。1962年，白崇禧过七十大寿，时任副总统和行政院长的陈诚身穿长袍来白府拜寿，白先勇公允评论：“那一辈的国军将领，自有他们的风度。”
1962年，白崇禧七十大寿，副总统陈诚到白家拜寿。
在台最后十七年，白崇禧除了宗教的寄托，狩猎、下棋也是他排遣孤寂的方式。外交部长叶公超是他的猎友，私交甚笃。白先勇评说：“父亲和叶公超，两人个性相近，守正不阿，是极少数敢对蒋介石说真话的国民党官员。”叶后来因外蒙古入联合国问题与蒋介石意见不合，外长一职被免。叶公超也是文学天才，是研究英美诗歌的专家。胡适、钱锺书对他也很佩服，胡适就称赞“叶公超的英文是第一等的”。叶公超一表人才，打猎服穿在身上特别帅气，但枪法不准。白崇禧“常笑说叶公超是‘理论狩猎者’，因为叶谈起打猎头头是道，但经常空手而归。”
白崇禧与叶公超一起狩猎
白崇禧晚境艰难，门前冷落，在位的官员为了自保，多不敢上门，怕被特务上报，周德伟是个例外。“周德伟当时是财政部关税署署长，这是个敏感的位子，可是周德伟没有顾忌，不怕密报，照样大大方方经常出入我们家，陪父亲下一局围棋。”周德伟是湖南人，不仅学问好，而且为人刚直，性格耿介，快言快语，针砭时弊时辛辣如湘菜。“据他儿子周渝说，周德伟退休，政府只给了他十六万退休金，两夫妇还得靠儿女供养。”白崇禧过世后，白先勇把“他们两人时常对弈的一副围棋送给周德伟作纪念，感谢他不畏情治监控，常来陪伴父亲。国民党内还有像周德伟先生这样风骨铮铮的人，实在难得。”
大家都知道台北有个紫藤庐茶馆，其实这就是周德伟故居。1975年周德伟退休赴美，儿子周渝接管这幢日式宅院，周渝雅好文艺，并开放空间，支持一些刚起步的处于探索阶段的艺术家。1981年，老宅在周渝之手改为紫藤庐茶馆。紫藤庐里保存着周德伟遗照及“岂有文章觉天下，忍将功业苦苍生”对联，有了这张照片和这副对联，紫藤庐就不仅仅是一间茶馆和艺文场所了。
白先勇写小说和散文用一支笔，他写历史传记类文章用的是“另一支笔”。几年前章诒和读了白先勇写的长文《养虎遗患——父亲的憾恨》，连连惊叹，没想到白先勇还有这一手!中国文化的传统是：文史不分家，譬如《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史书，同时也是最佳的文学作品。白先勇在访谈中曾说：“我记得我在台大念书，大一便学了《史记》，用其中的十几篇文章当作古文教材。后来想想，学到这些实属有幸，《史记》的文学性是一流的，对人物的刻画以及场景的描写均极为生动。”可见《史记》对白先勇影响很大。白先勇的“另一支笔”就是司马迁的史家之笔。譬如：白崇禧晚年在台喜欢下围棋，而且他一向爱护人才。白崇禧对少年林海峰十分呵护，募款供他去日本学棋。1952年，11岁的神童林海峰去日本深造，白崇禧亲自到松山机场送行，一老一少在机场合影留念。1966年，林海峰功成名就，返台期间登门拜访白崇禧（当年年底白崇禧归真），林海峰已长得高大魁伟，两人再度合影，笑容灿烂。2013年，白先勇访日，在东京大学有一场演讲。在日期间，林海峰请白先勇吃饭。关于这次聚会，白先勇只写了一句话：“在席间他（林海峰）追忆道：我还记得长官的手，好温暖。”席间，两人一定聊了很多，但白先勇只摘取这一句，就足够了。“我还记得长官的手，好温暖”一句，就是白先勇的太史公点睛之笔。
1952年10月29日，白崇禧去松山机场送围棋神童林海峰赴日本深造。
白崇禧1966年12月2日在台病逝，9日追悼会公祭，丧礼按照最高标准的国葬仪式。当天，蒋介石第一个前来灵堂献花致哀，并题挽额“轸念勋猷”。第二天10号，蒋的日记马上变脸，发泄余恨：“昨晨往吊白崇禧之丧，其实此人为党国败坏内乱中之一大罪人也。其能在行都如此善终，而未像李宗仁、黄绍之降匪受辱以死，亦云幸矣。”白先勇最后总结道：“‘君臣一体，自古所难’太史公司马迁在〈淮阴侯列传〉如此结论。历朝为了君王开疆辟土立下汗马功劳的大将：韩信、李广、岳飞、袁崇焕，没有一个有好下场。中国人的名言‘伴君如伴虎’，蒋、白关系亦可作如是观。”
作者为本刊特约撰稿人
配文照片由白先勇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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